散文集 朱大可精華作品集:記憶的紅皮書   》 歌劇院裏的隱秘戲劇      朱大可 Zhu Dake

  幾乎所有中國歌手都以在悉尼或維也納歌劇院演唱而自豪。歌唱就是一次自我的遠征,它隱含着身份、權力和聲譽的三位一體。著名專欄作傢約翰奧尼爾在“澳大利亞人報”上發表評論說,中國女人的尖銳歌喉,與風格雄渾的歐洲歌劇院是錯位的,她的聲音像一把尖銳的錐子,刺破了蛋殼般脆弱的歌劇院穹頂。中國國樂團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演出,也發生了類似的事變。但這種文化的不協調性總是遭到權力欲望的遮蔽。
  1997年,我出席了舉辦於悉尼歌劇院的中國“留學生”文藝晚會。一群歌手們把它開成了類似“慶祝五一”的紅色晚會。某位澳洲演奏傢甚至企圖用管風琴演奏《茉莉花》。那架南太平洋最龐大的風琴發出了令人窒息的粗笨聲響。儘管如此,在一片愛國懷鄉的民族主義情調裏,兩千多名中國人還是成功招回了自己的尊嚴。這些古怪的事跡,彰顯了歌劇院作為身份徽章的隱秘語義。
  自從18世紀以來,歌劇院就是貴族進行身份展覽和緘默社交的最高場所。歌劇是有關美學儀典和權力關係的展覽,而更重大的戲劇總是上演於舞臺以外的地點。那些貴族包廂和布爾喬亞座席,重申着國傢的等級秩序;貴婦人們儀態萬方,暗中較量着容貌、情欲和地位,但這種鬥爭隱入了音樂的宏大背景,據此散發出濃烈的優雅氣味。這種傳統至今仍然支配着西方的音樂接受模式。我們看到了容貌、權力和情欲三元素在劇院空間裏的無限滋長。女人們衣着時髦而又優雅,她們的玉體包裹在藏羚裘衣衣和法國香氛之中,而她們的笑魘進一步融入歌劇情欲敘事的深處,從那裏書寫着難以言喻的欲望。票價的等級劃分了座次,為那些占據前排和包廂的貴賓標定了尊貴。他們是凱迪拉剋和勞斯萊斯車的主人,來自房價昂貴的社區,衣冠楚楚,儀態萬方,主宰着西方社會的偉大進程。
  歌劇院就這樣超越了美學的範疇,成為權力的隱秘表徵。歌劇院從來就是等級話語的體面宣敘,它要求聽衆穿戴得體,不大聲喧嘩,不吃零食,不隨地吐痰,不亂拋雜物,有禮貌地鼓掌,有秩序地入場和退場,如此等等,歌劇院堅定地請求着“五講四美”的“文明禮貌”。
  上海大劇院是西方歌劇院的一個遠東摹本,抑或是舊殖民地的後現代鏡像,它用利用高昂的票價,重申新生資本傢和中産階級的趣味。金錢法則替代了貴族法則。它在走廊上陳列各種假古董,洋溢金錢的浮華氣息,從暴發戶的角度誇大了歌劇院的本性,把自己變成了當地最矯情的二手藝術市場,但其裝腔作勢的文化表情卻沒有任何改變。
  2003年,一座名叫上海音樂廳的老建築被移走了。它是我早年的音樂學校。在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這裏曾是我和朋友經常光顧的地點。它與貴族和暴發戶無關,而僅僅是音樂人自己的戰地。我們在那裏度過了無數夜晚。儘管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奏充滿瑕疵,銅管演奏員經常把音符吹破,把貝多芬作品變成了一座百孔千瘡的城堡,但它還是在我們之間製造了內在的狂歡。我們坐在陳舊座椅上,嚮簡陋的音樂致敬。禮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與我的靈魂發生契合。而這種票價低廉的歲月早已流逝。隨着市場侵入和文化崩潰,人與音樂的蜜月變得難以為繼。
  衹有百老匯成功修正了布爾喬亞的邏輯,把歌劇變成市民的公共節日。《貓》和《西貢小姐》在全球均上演千場以上,成為盛久不衰的劇目。紐約的演出經紀人製造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民衆語法,用以提供中低價格的文化消費品。場面宏大的《西貢小姐》甚至把一架1∶1大小的直升機弄上了舞臺。發出巨大轟鳴的機器在觀衆頭頂上滑過,令我恍如置身於越戰的酷烈前綫。越過古典歌劇的邊界,美國大兵和西貢女人陷入生死愛情。消費主義就這樣徹底終結了歌劇院的等級對抗。
  (以下刪去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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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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