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一九九六年底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那本《蝴蝶与棋》?是否有人将它里面所收录的中短篇作品拿来与同属“苏童文集”的前几本做过比较?《蝴蝶与棋》里的作品相对于《世界两侧》《少年血》《末代爱情》而言，整体上无疑添加了几分凝重和对锋利笔触的渴望。故事对于读者的刺激度也明显地增大了。我注意到《三盏灯》这篇小说，它比苏童以往同类型的乱世题材小说多出了几许凄楚的诗意与悲愤；《灼热的天空》写刚解放时期一个年轻的转业税务所长在小镇的奇特磨难，小说一如既往采用了作家擅长使用的童年视角进行叙述，写的虽是普通人的命运，读来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主人公尹成明明显属于巴顿将军那类天生为战争而活着的军人(当然他的战功与巴顿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和平年代，这种人成了天生的“多余人”。尹成明难以顺应时代和命运对他提出的“转变”指令，他感到压抑、痛苦，并被别人视为疯子、莽夫。最后，为了维护自己心目中革命工作的圣洁，他误杀了向他行贿和勒索的奸商邱财，远走天涯，直至后来以化名上了援朝战场并献出了生命。这样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可怜可叹的悲剧人物，在苏童的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汉语小说中从未塑造过的感人形像。可以说，这两部中篇较苏童以往的同题材、同背景或同类型小说而言，都离“人性”的标杆更近一些。我个人甚至倾向这样认为：《灼热的天空》也许不是现当代文学中一篇伟大的中篇小说，但它却绝对是写得最精妙、最感人、最有魅力的中篇之一。未来文学史对该小说的评价，地位会远在苏童本人的《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红粉》以及莫言的《红高梁》等诸如此类篇幅相近的、纯粹虚构想像型的中篇之上。同时，它恰恰也可以反过来说明苏童原先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即旧时代题材也是可以注入人性的因素和当今人们看待历史与生活的眼光的。 作为短篇，《蝴蝶与棋》一书中也有值得注意的篇什。看过《种了一盆仙人掌》，你会发现聪明的苏童在描绘当代城市居民的乏味生活时，学会了用一种幽默和智慧的笔调(虽然小说中的市民显得还比较“土”) ；《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能使人感到作家苏童也是个有血性的、对生活中的恶行感到震怒的男人(虽然小说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时代“先锋派”的通病——地域场景比较模糊，读着又像是身边的事又像是外国的事) ；《红桃Q》，让人觉得八十年中叶这一代的作家们并未遗忘我们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愚蠢、最反动、最弃绝人性和崇尚暴力的灾难时代……但可惜的是，这些篇目一是在集中显得少了一点，一是它们本身还存有我在括号中指出的部分瑕疵。 好小说不应该是件太难的事。至少对于苏童这样声名日著、早已摆脱了发表困难和经济窘迫的小说家来说是如此。只要他们舍得把自己个人写作上特有的癖好再克制一下，把对不朽文学中有关“人性”的理解再当代化、本土化一点，还有什么能阻挡住我们对他们创造惊世杰作的殷切期望呢? 令人关注的是，在涉及上述有关成就不朽的小说及成为文坛大家的话题时，苏童留给我们的印像一直是半遮半掩、讳莫如深的：“‘大家’这词给你漫长的距离感，我想起美国作家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中》，好像我们都在开心馆中寻求探险的乐趣，也许谁玩得最开心谁就是‘大家’，也许谁玩得开心了就出不来了，谁是‘大家’?”“说到‘大家’意识，我觉得它是外界的，它并不存在于作家头脑中，如果一位作家想弄清楚别人要求他怎么写写什么，他肯定会痛苦……所以我想最好别呼唤‘大家’‘巨星’，就把宏伟的目标当成一个美好的幻想，这样也合理，这样可以稳定作家们的情绪，也有利于文学在自由和松弛状态中发展。” 苏童的上述这番话是典型的聪明人式的辩白。首先，他向人们表示了作为一个作家他并没有头脑发热，并没有纠缠于什么“大家”“巨星”的称号，而是扎扎实实把写作当一件具体的工作来对待。其次，他婉转地表示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不需要你们告诉我该怎样做，做些什么?我需要的只是你们别拿“大家”这类话题来烦我，让我一个人轻轻松松、不受干扰地做自己的事。我当然有你们提及的那种宏伟的工作上的目标，但我更愿意在一种自由、放松的状态下去靠近它们。不过，如果我没能抵达自己和你们大家预期中的目的，也请千万不要怪我……苏童显然不愿意给自己增加什么必负的责任，他一方面向我们表示他的清醒，一方面不把话说得太绝，不把弓拉得太满。 “……中国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以后才走上文学真正的道路，十年过去了，当我们返身回望这条道路，我们无悲无喜，这条路算不上辉煌，但已不再荒芜。这十年间中国的优秀文学传统在悄悄承接，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成为我们的食粮，这十年间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但是真正成熟的作家和作品已经冷静从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批评、读者的冷淡相比，他们更加冷淡，也因为这种状态，文学的潮水在自然和安静中流淌，这就很好了，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就像每一滴水，在流淌中找到他们的归宿。”(苏童《急就的讲稿》) 看过他谈论当代中国文学的这段话后，我们又会做怎样进一步的反应呢?没人会说这位当代最享盛名的小说家之一、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希望成为下世纪文坛巨擘的青年俊才的这番总结不客观、不诚恳，没人会反对他，说他的这番观点是谬论，可是我们分明又从苏童的这番大实话言论中感到了缺点儿什么!他缺什么呢?显然，是激情。 我们无法否认苏童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体会出，作家在写这段话时表现得太像一位局外人了。他的这番描述更该像是位评论家说的，而不该是一位作家。还记得吗?海明威会因为一位记者攻击他的小说而与对方拔拳相向；福克纳则因为世人不接纳自己的作品，临近晚年还终日借酒浇愁；格雷厄姆·格林和约翰·奥哈拉都曾自视极高，生前都曾为未被授予诺贝尔奖而郁郁不欢……这些享大名于生前和身后的英美小说大师不约而同地以这样或那样的轶闻，从一个直观的角度向我们显示了他们对写作及自身作品的痴迷与狂热。而我们的苏童，又向我们显示出了什么呢? 无疑他也会像那些大师们一样珍爱自己的劳动，也会像他们一样提起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便赞叹不已。但你去翻翻他写下的那些与创作话题有关的随笔吧：总是那么小心谨慎，总是那么战战兢兢，总是那么遮遮掩掩、怕自己把自己逼入死角……三十五岁就已经成了名作家的苏童呵!他对一切都那么满意，讲起一切都那么聪明、镇定、与世无争，符合标准的名流作派!虽然当初滋养他成为作家的都是那些不朽的文学传统中所诞生出的精华之作，可他现在面对自己置身的这个充斥了无数平庸、空洞之作的当代文坛，竟然表现不出一丝的不满与愤怒!听听他说什么——“这就很好了……” “这就很好了”，这难道是我们寄希望于从苏童这一代作家嘴里所听到的东西?我想，苏童大约是在他关于“记忆”的故事题材和复制小说技艺的开心馆里玩得太久了吧。玩太久了，可别变得迷路出不来! 激情、对当代生活的深切关注、对灵魂深处的困境与迷茫进行不懈地探究与追问，我想，这大概是任何时代所诞生的不朽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一个起码的共同基础。遗憾的是，这三点迄今为止，还远算不上苏童创作诸因素中的强项。不知道苏童本人对此是否有明确的认识?如果认识到了，他将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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