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1977年，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Y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分，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搧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副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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