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1957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分。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但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F，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4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F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柴，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琪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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