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得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偶像，他在天安门上的出现，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激情。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性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我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凡而伟大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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