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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传 》 山岩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 》
西班牙在我心中(2)
趙振江 Zhao Zhenjiang
滕威 Teng Wei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西班牙在我心中(2)
往事歷歷在目。聶魯達記得有一次,他和洛爾卡一起參加去一個百萬富翁傢裏做客,席間聶魯達對一個金發女詩人産生好感。晚餐過後,三個人一起登上一座高塔的了望臺。聶魯達和金發女郎正欲寬衣解帶時,發現洛爾卡瞪着大大的眼睛盯着他們,似乎不敢相信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聶魯達派他去樓梯口把門,以免有人登上塔壞了他的好事。洛爾卡得令,高高興興地跑去執行任務。可能是過於興奮,或過於心切,結果竟然從黑漆漆的樓梯上滾了下去。聶魯達和金發女郎不得不趕緊穿好衣服去救他,但可憐的洛爾卡還是因此瘸了半個月之久。還有,他經常聶魯達為他朗誦新寫的詩。但是每每朗誦到一半,他就大聲打斷聶魯達:“別念了,快別念了,你都影響我了!”有時,他會突然拽住聶魯達的胳膊指着一扇窗或者一條小狗,說:“你沒發現它有點‘那個’?”“哪個?”“我說不上來,就是覺得有點‘那個’”。 在所有西班牙詩人中,他最受愛戴,最被人喜歡;由於他出奇的歡樂性格,他又最像一個孩子。誰能相信,在地球上,而且就在他的國土上,會有人將他殺害。射穿西班牙吉他的子彈沒有使他發出樂音,卻使它噴出鮮血,而這鮮血不僅讓許多人悲痛,更讓人們清醒。洛爾卡遇難後,幾乎整個詩壇都投入到譴責法西斯罪行的鬥爭中。聶魯達說,這樁發生在格拉納達的罪行,“是我在一場長期鬥爭中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改變我的詩歌創作的這場西班牙戰爭,就這樣以一位詩人的失蹤而開始了”。 當時的智利政府在西班牙內戰之初采取中立姿態,身為外交官的聶魯達也許該同本國政府立場一致,冷眼旁觀;或者表面中立,以符合其領事的身份。但是在摯愛的朋友加西亞·洛爾卡被殺害之後,他再也無法控製滿腔的憤怒和悲痛,他開始公開譴責叛軍,堅定地站到共和國一邊,全身心投入反法西斯的鬥爭中。這樣的立場帶來兩種結果——其一,他丟掉了領事的飯碗;其二,他在洛爾卡死後短短幾個月便完成了詩集《西班牙在我心中》。這部詩集標志着聶魯達詩歌的第三個階段的開始,也是他詩歌生涯中最關鍵的一次轉折——轉嚮政治詩歌的寫作,成為人民的詩人。 此前,聶魯達曾經在純詩創作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挖掘詭異奇崛的意象,思索驚世駭人的語言,表達復雜微妙的情感,運用別具一格的形式……他曾經熱愛馬拉美、波德萊爾、阿波利奈爾以及洛特雷阿蒙。事實上,也正是《大地上的居所》為聶魯達在西班牙贏得“偉大的詩人”贊譽。因為這讓以“詩歌王國”著稱的西班牙的詩人們看到了他們所熟悉的歐洲傳統。聶魯達曾經迷戀於描寫女人、愛情、欲望、孤獨、死亡,他曾經在個人的世界中逡巡,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邊。雖然,從少年時開始,出身外省工人家庭的他就憤世嫉俗,他的散文文字就以犀利的鋒芒、昂揚的戰鬥精神、挑戰上層社會的姿態而著稱;但是,政治、革命、抗爭、底層社會在此前從未成為聶魯達的詩歌對象。在那時的聶魯達看來,這些對象似乎是非詩的、反詩的,衹能以散文體加以表現。雖然,阿爾貝蒂和聶魯達在西班牙時期結識的女友黛麗婭都是共産黨員,並一直在政治上引導他,使他逐漸從個人——詩歌的圈子中走出,逐漸面對廣阔的世界,尤其是面對現實社會;但是,他尚未嘗試用詩歌表達他對現實政治的思索。但這一切隨着西班牙內戰的爆發,隨着洛爾卡的罹難,隨着阿爾貝蒂、埃爾南德斯等身邊好友紛紛投身戰火而改變了。從此,在聶魯達的詩中,再不可能“關閉通往大街的那扇門”,當然同樣不可能的是,關閉他心中“通往愛情、生活、喜悅和悲哀的那扇門”。 正如聶魯達所說,義務和愛情是我的兩衹翅膀。 但是,聶魯達的轉變並非完全個人性的。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大批詩人或投筆從戎,或以筆為旗直接參與保衛共和國的戰鬥。埃爾南德斯、阿爾貝蒂、阿萊剋桑德雷以及秘魯詩人巴列霍(ésar Vallejo)、古巴詩人尼古拉斯·紀廉(Nicolas Guillén)都在那一時期寫下了他們最具鬥爭精神、最激動人心的詩篇。聶魯達身邊好友不是被殺害就是被通緝,不是被捕就是被迫流亡II;在如此緊要關頭,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不投入戰鬥就是背叛,沉默就是膽怯。時代沒有給人們留下別的選擇。1937年2月在巴黎的一次會議上,聶魯達說:“很多人也許都希望聽到我遠離大地和戰爭的平靜的詩一般的語言……我不是政治傢,也從未參加過政治鬥爭中的任何黨派,我的很多話本想是中立的,但已經被激情染了顔色。理解我吧,理解我們這些西班牙語美洲和西班牙的詩人們吧,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永遠不能原諒他們殺害了我們中最偉大的一個,如今我們語言的天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樁罪行,永遠不能原諒。永不忘記,永不原諒。永不。”9僅僅洛爾卡被殺害這一事實,就足以使大半個西班牙詩壇將佛朗哥及其軍隊視作永遠的敵人,永遠在詩歌中譴責和鞭撻他們的罪行,永遠將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之柱上。 戰火剛剛燃起,阿爾貝蒂就和一些作傢藝術傢成立了“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聯盟”(Alianza de los Intelectuales Antifascistas)圖65。他們為前綫的戰士們創辦了日報《藍工裝》(Mono Azul),這個名字體現了對共和國軍隊骨幹力量的工人的敬意。那些報紙直接送到戰壕中,在戰士們中間傳誦。戰爭爆發第十天,聶魯達就找到阿爾貝蒂,鄭重地對他說:“親愛的同志,這是我為這場戰爭寫下的第一首詩,我把它交給你。請你發表,但不要署我的名字。我現在還是個外交官。”這就是那首著名的《獻給陣亡民兵母親們的歌》。《西班牙在我心中》的很多詩篇最初都是這樣零星地、陸續地發表在報紙上的。這些詩歌以劍一般的語言、火一般的激情書寫了人民的憤怒、痛苦、悲傷、抗爭、戰鬥——《我作些解釋》、《關於廢墟的歌》、《西班牙原本是這樣》、《佛朗哥將軍在地獄裏》、《西班牙貧窮是富人的錯》、《被侵犯的土地》、《國際縱隊來到馬德裏》、《獻給人民軍隊的太陽頌歌》、《在新的旗幟下集合》……1937年10月10日,聶魯達返回智利,完成了詩集全部創作。11月13日,《西班牙在我心中》在智利埃爾西利亞出版社出版,印數兩千册。1938年7月,阿拉貢(Louis Aragon)作序的法譯本在法國出版,他在序言中稱贊這本書為“進入當代文學最偉大的導言”。但是這樣一本“揚眉劍出鞘”的詩集,在當時的西班牙公開出版根本不可能。可人們想盡一切辦法也要讓這本洛爾卡的鮮血換來的詩集在西班牙大地上流傳。聶魯達認為,在書籍的歷史上,“沒有幾本書有過如此周到的準備過程和如此不平凡的命運”。曾經策劃出版了《緑馬》詩刊的詩人曼努埃爾·阿爾托拉吉雷擁有幾個印刷廠。內戰爆發後,他將一個印刷廠開設在東部戰綫、赫羅納附近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裏。《西班牙在我心中》就是在那裏以史無前例的特殊方式印製的。前綫的戰士們學會了排版。沒有紙,他們找到一架舊粉碎機,自己造紙。他們把所有東西——從敵人的旗子到摩爾III士兵血跡斑斑的長袍——都扔進了那架粉碎機。雖然戰士們毫無經驗,所用材料又如此特殊,但是其排印技術、紙張質量以及成品開本都不可思議,令人贊嘆。後來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將這一版西班牙戰士們在槍林彈雨中冒着生命危險製作出來的《西班牙在我心中》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罕見的書籍之一,陳列在一個玻璃櫃中。但是詩集剛剛印好並裝訂成册,戰事開始失利。共和國突然潰敗,所有通往國外的路上滿是逃亡的人。東綫軍隊也開始退嚮流亡地。曼努埃爾和很多戰士們寧願捨棄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也要把一捆捆詩集帶走。在奔往法國的長途跋涉中,很多人在炮火和轟炸中犧牲了,很多詩集散落在他們倒下的土地上。繼續逃亡的人,雖然最終到達了西法國境邊界;但是在那裏,西班牙流亡者境遇極其艱難。最後幾册也在一堆篝火中成為祭品。《西班牙在我心中》,在戰火中誕生,在戰火中獻身,在戰火中永生。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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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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