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 朱大可精华作品集:记忆的红皮书   》 书架上的战争(2)      朱大可 Zhu Dake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1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如《苦难的历程》(阿·托尔斯泰)、《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多卷巨著,在世面上就像钻石一样珍贵。通常在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许多人在书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亮度为15支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昏黄而黯淡,屋里漂动着感伤的气息。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这形成了时间上的鲜明对比。我事后躺在床上,在黑暗里回味那些热烈的意义。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那时,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灯,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书变成了自己的圣经。也许,它还是“文革”后期整个上海西区“音乐帮”的公共指南。书里的浪漫主义气息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小资兮兮的,说话举止都很克利斯朵夫。这种危险的情调滋养着我们的信念。我们籍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缄默的信徒。
  中学二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的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本来他们想把我拎到台上斗争一番,后来因我母亲的缘故放过了我(她那时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从此我暴露了隐藏很久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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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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