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 朱大可精华作品集:记忆的红皮书   》 书架上的战争(1)      朱大可 Zhu Dake

  上海是水性杨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他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在抄家风炽盛的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屠书行动整整耗费了几天时间,它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场面:地下革命者在紧急烧毁译电码和机密文件,而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在消灭那些最危险的思想。火焰吞噬着书页,文字从空气中迅速蒸发了,脸盆里只剩下黑色而轻盈的灰烬。而此后的许多天里,屋里都萦绕着书的尸骸的焦味。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储藏室里除了浓烈的煤油气味,就是书的霉味,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火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性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与喧闹的钢琴截然不同,它是永久缄默的,恪守着家庭的细小美妙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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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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