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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 》 朱大可精华作品集:记忆的红皮书 》
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2)
朱大可 Zhu Dake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像家常便饭。造反运动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像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少年时代的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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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花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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