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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 》 朱大可精華作品集：記憶的紅皮書 》
大革命時代的鄰人們(1)
朱大可 Zhu Dake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號”，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環。在那個地點，我度過了整個童年時代。
我最早的記憶起源於兩歲時的一場噩夢：幾架黑色的飛機追擊着我，而我則在大地上逃亡。事後纔知道，當時我開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沒有摔下去，真是一個奇跡。外出做客的父母進屋開燈，見我正在夢遊，趕緊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記得從恐怖的夢境轉嚮溫暖的現實的那個過渡的意識片段：我看見了昏黃的燈光和受驚的父母，但噩夢的圖像還沒有消褪，它與現實的場景發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漸減慢。後來我終於停下來了。母親舉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後，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個來自兩歲時的記憶也與這張大床有關。母親的肚子微微隆起（後來我纔知道她那時正懷着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躍。當感到纍的時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親的肚子上，因為它看起來像是個很好的坐具。我記得母親開始大聲叫疼起來。父親從外面趕回來了，救護車把他們帶去了醫院。長大後我纔知道，母親即刻便流産了。
我殺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這些破碎的記憶拼湊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與床有關，而後與死亡和逃亡有關。我的負罪感和對於小女孩的憐惜，從此成為伴隨我的忠實的影子。
我傢的房子位於上海西區舊法租界的中心，是一個西班牙式花園住宅的小區（後來被稱作“太原小區”）。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墻垣、狹小的窗戶、拱形的門楣和光綫黯淡的走廊，混雜着法國梧桐、夾竹桃、無花果樹的後花園，這些部件投影在一個孩童的記憶深處，煥發着一種陰鬱的美，經久不息。
在幼兒園時代，我最美好的記憶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帶我去附近的地段醫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軟陽光，走過那些為美麗的花園而修築的籬笆。常春藤和牽牛花在微風中搖晃，弄堂和馬路上幾乎寂然無人，寧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發出愛的芳香，令我融解在這白晝的溫甜之中。但這幸福的歲月過於短暫，我還未來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於房租高昂，四周的鄰居除了少數平民，大都是大資本傢、高級醫生、大學教授、電影導演、少數共産黨高級幹部和外國僑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遺少，如陳獨秀的女兒陳紅一傢、民國第一任總統黎元洪的長子等等。衹有我爸我媽是普通的中學教師。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已經念小學兩年級了。我們那住滿了“牛鬼蛇神”的街區，是大革命和紅色風暴打擊的重點。而我的一年級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對的大革命的第一個祭品。
陶是個面容兇惡的老處女，兼教我們啓蒙語文：識字、拼寫和說話。儘管語文成績全班第一，但由於喜歡上課時“做小動作”，我還是成了一個“壞孩子”。除了罰站之外，每一次傢長會，她都要控訴我屁股上長着釘子，讓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媽的無數“教訓”。後來我心生一計，傢長會剛剛舉行，我就從學生的行列中飛奔而出，跑到母親跟前狂吻她的臉頰，進行超前感情投資，以免等一會老師告刁狀後回傢挨揍。這一舉動引得在場的傢長們哄堂大笑，弄得母親滿臉緋紅，很不好意思。但這計謀還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沒有說我的壞話，看我的眼神甚至還有了一絲罕見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親近的衝動。
但我終究沒敢去親吻女教師的臉。1967年紅衛兵運動爆發後，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當然地成為高年級學生的批判對象。第一次批鬥大會之後，她就在我當時上課的教室懸梁自盡了。那教室是一幢單獨的灰色小樓。她乘着夜深人靜，用繩索係在樓梯頂端的木欄上，怒氣衝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屍。一個親眼看過現場的同學告訴我，她吐着舌頭的死狀，比生前更加猙獰可怖。那幢小樓以後被貼上封條，空關了數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時可以看到微弱閃爍的火光，但沒有人膽敢上去探查，據傳那是她的鬼魂在樓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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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花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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