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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
第一章 緒論
梁漱溟 Liang Shuming
漱溟承教育廳之晚至此地講演，是很榮幸的。本來，去年教育廳約過我一次，我已從上海首途，適值直皖戰爭，火車到徐州就不通行，所以，我又折回去沒有得來。今年夏承此約，終究得來，似乎我們今日之會並非偶然!今日在大雨的時候承大傢來聽，在我對 於大傢的意思應當聲謝!
一般人對這問題的意思
此次預備講演的題目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個題目看起來似乎很浮誇，堂皇好看，而我實在很不願意如此引導大傢喜歡說浮誇門面、大而無當的話。或者等我講完之後，大傢可以曉得我不是喜歡說大的堂皇的門面話。大概社會上喜歡說好聽的門面話的很多，這實在是我們所不願意的。去年將放暑假的時候，北京大學的蔡孑民先生還有幾位教授都要到歐美去，教職員開歡送會。那時候我記得有幾位演說，他們所就的話大半都帶一點希望這幾位先生將中國的文化帶到歐美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的意思。我當時聽到他們幾位都有此種言論，於是我就問大傢："你們方纔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傢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傢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麽東西呢?西方 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卻都沒有話回答，及至 散會後，陶孟和先生同鬍適之先生笑着對我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傢不好用思想。"我舉此例就是證明大傢喜歡說好聽、門面、虛偽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麽，又何必說他呢!如將"中國文化"當做單單是空空洞洞的名詞而(羌 )［毫］無意義，那麽，他們所說的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應酬!非常無味，非常要不得!
大約兩三年來，因為所謂文化運動的原故，我們時常可以在口頭上聽到 、或在筆墨上 看到"東西文化"這類名詞。但是雖然人人說得很濫，而大傢究竟有沒有實在的觀念呢 ?據我們看來，大傢實在不曉得東西文化是何物，僅僅順口去說罷了。大約自從杜威來 到北京，常說東西文化應當調和；他對於北京大學勉勵的話，也是如此。後來羅素從歐洲來，本來他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難免說中國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東西文化的口頭說法在社會上流行。但是對於東西文化這個名詞雖說的很濫，而實際上全不留意所謂東方化所謂西方化究竟是何物?此兩種文化是否像大傢所想象的有一樣的價 值，將來會成為一種調和呢?後來梁任公從歐洲回來，也很聽到西洋人對於西洋文化反 感的結果，對於中國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羨慕。所以梁任公在他所作的《歐遊心影錄》裏面也說到東西文化融合的話。於是大傢都傳染了一個意思，覺得東西文化一定會要調和的，而所期望的未來文化就是東西文化調和的産物。但又像是這種事業很大，總須俟諸將來，此刻我們是無從研究起的!
我當初研究這個問題是在民國六七年的時候。那時我很苦於沒有人將東西文化並提着說，也沒有人着眼到此地，以為如果有人說，就可以引起人研究，但是現在看來，雖然有人說而仍舊並沒有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時候，很有朋友勸我，說這個問題範圍太廣，無從着手，如張崧年先生屠孝實先生都有此意。然而在我覺得上面所述的三個意思都是不對的。第一個意思，沒有說出東西文化所以調和之道而斷定其結果為調和，是全然不對的。第二個意思，覺得此問題很大，可以俟諸將來，也非常不對；因為這個問題並非很遠的事情，雖然我們也曉得這件事的成功要在未來，而問題卻是目前很急迫的問題!我 們從此開始做起，或者纔有解决--他們所說的調和我們現在姑且說作解决--之一日。所以這種事業雖遠，而這個問題卻不遠的。第三個意思，以為問題範圍太大，如哲學、政治制度、社會習慣、學術、文藝，以及起居、物質生活，凡是一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在研究的範圍之內，恐怕無從着手；這個意思也不對，實在並非沒有方法研究。我們上面所述僅僅指出這三個意思的不對，以下再說這三個意思為什麽不對。
以為這問題還遠的不對
第一，我們先說這個問題是很急迫的問題，並非是很遠的問題，可以俟諸將來再解决的。我們現在放開眼去看，所謂東西文化的問題，現在是怎樣情形呢?我們所看見的， 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歐美等國完全是西方化的領域，固然不須說了。就是東 方各國，凡能領受接納西方化而又能運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國傢站得住；凡來不及領受接納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強國所占領。前一種的國傢，例如日本，因為領受接納西方化，故能維持其國傢之存在，並且能很強盛的立在世界上；後一種的國傢，例如印度、朝鮮、安南、緬甸，都是沒有來得及去采用西方化，結果遂為西方化的強力所占領。而唯一東方化發源地的中國也為西方化所壓迫，差不多西方化撞進門來已竟好幾十年，使秉受東方化很久的中國人，也不能不改變生活，采用西方化!幾乎我們現在的生活 ，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這個問題的現狀，並非東方化與西方化對壘的戰爭，完全是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絶對勝利，絶對的壓服!這個問題此刻要問：東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再其次，我們來看秉受東方化最久，浸潤於東方化最深的中國國民對於西方化的壓迫歷來是用怎樣的方法去對付呢?西方化對於這塊土地發展的步驟是怎樣呢?據我們所觀察，中國自從明朝徐光啓翻譯《幾何原本》，李之藻翻譯《談天》，西方化纔輸到中國來。這類學問本來完全是理智方面的東西，而中國人對於理智方面很少創造，所以對於這類學問的輸入並不發生衝突。直到清康熙時，西方的天文、數學輸入亦還是如此。後來到鹹同年間，因西方化的輸入，大傢看見西洋火炮、鐵甲、聲、光、化、電的奇妙，因為此種是中國所不會的，我們不可不采取它的長處，將此種學來。此時對於西方化的態度亦僅此而已。所以，那時曾文正、李文忠等創辦上海製造局，在製造局內譯書，在北洋練海軍，馬尾辦船政。。這種態度差不多有幾十年之久，直到光緒二十幾年仍是如此。所以這時代名臣的奏議，通人的著作，書院的文課，考試的闈墨以及所謂時務書一類，都想將西洋這種東西搬到中國來，這時候全然沒有留意西洋這些東西並非憑空來的，卻有它們的來源。它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纔産生西洋火炮、鐵甲、聲、光、化、電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對於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全然沒有留意此點，以為西洋這些東西好像一個瓜，我們僅將瓜蔓截斷，就可以搬過來 !如此的輕輕一改變，不單這些東西搬不過來，並且使中國舊有的文化步驟也全亂了- -我方纔說這些東西與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本來沒有見到文化的問題，僅衹看見外面的結果，以為將此種結果調換改動，中國就可以富強，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 !及至甲午之役，海軍全體覆沒，於是大傢始曉得火炮、鐵甲、聲、光、化、電，不是 如此可以拿過來的，這些東西後面還有根本的東西。乃提倡廢科舉，興學校，建鐵路，辦實業。此種思想盛行於當時，於是有戊戌之變法不成而繼之以庚子的事變，於是變法的聲更盛。這種運動的結果，科舉廢，學校興，大傢又逐漸着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為西方化之所以為西方化，不單在辦實業、興學校，而在西洋的立憲制度、代議制度。於是大傢又群趨於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憲論與革命論兩派。在主張立憲論的以為假使我們的主張可以實現，則對於西洋文化的規模就完全有了，而可以同日本一樣，變成很強盛的國傢。--革命論的意思也是如此。這時的態度既着目在政治制度一點，所以革命論傢奔走革命，立憲論傢請求開國會，設諮議局，預備立憲。後來的結果，立憲論的主張逐漸實現；而革命論的主張也在辛亥年成功。此種政治的改革雖然不能說將西方的政治制度當真采用，而確是一個改變；此時所用的政體决非中國固有的政治制度。但是這種改革的結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仍不能在中國實現，雖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為中國人不會運用，所以這種政治制度始終沒有安設在中國。於是大傢乃有更進一步的覺悟，以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葉，還有更根本的問題在後頭。假使不從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則所有種種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領受接納的。此種覺悟的時期很難顯明的劃分出來，而稍微顯著的一點，不能不算《新青年》陳獨秀他們幾位先生。他們的意思要想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截了當去求最後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如果單采用此種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須根本的通盤換過纔可。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所以陳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以為種種改革通用不着，現在覺得最根本的在倫理思想。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改革皆無效用。到了這時纔發現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國不單火炮、鐵甲、聲、光、化、電、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對的 !這是兩方問題接觸最後不能不問到的一點，我們也不能不嘆服陳先生頭腦的明利!因為大傢對於兩種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麻糊，而陳先生很能認清其不同，並且見到西方化是整個的東西，不能枝枝節節零碎來看!這時候因為有此種覺悟，大傢提倡此時最應做的莫 過於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經他們幾位提倡了四五年，將風氣開闢，於是大傢都以為現在最要緊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的問題。我們看見當時最註重政治問題的如梁任公一輩人到此刻大傢都棄掉了政治的生涯而趨重學術思想的改革方面。如梁任公林宗孟等所組織的新學會的宣言書，實在是我們很好的參證的材料，足以證明大傢對於西方文化態度的改變!
到了此時，已然問到兩文化最後的根本了。現在對於東西文化的問題，差不多是要問：西方化對於東方化，是否要連根拔掉?中國人對於西方化的輸入，態度逐漸變遷，東方 化對於西方化步步的退讓，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的節節斬伐!到了最後的問題是已將枝葉 去掉，要嚮咽喉去着刀!而將中國化根本打倒!我們很歡迎此種問題，因為從前枝枝節節的做去，實在徒勞無功。此時問到根本，正是要解决的時候，非有此種解决，中國民族不會打出一條活路來!所以此種問題並非遠大事業，是明明對於中國人逼着討一個解决! 中國人是否要將中國化連根的拋棄?本來秉受東方化的民族不衹一個，卻是日本人很早 就采用西方化，所以此刻對此問題並不成問題；而印度、安南、朝鮮、緬甸，皆為西方化之強力所占領，對於此問題也不十分急迫，因為他們國傢的生活是由別人指揮着去做。現在中國，無論如何還算是在很睏難的境遇裏自己可以自謀--對於自己的生活要自己做主。因為要自謀的緣故，所以對於政治采用某種、文化采用某種還要自决。所以別的民族不感受東西文化問題的急迫，而單單對中國人逼討一個解决!可見這個問題在中 國决不是遠的問題而是很急迫的問題了。
照以上所說，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接觸，逐漸問到最後的根本；對付的態度起先是枝枝節節的，而此刻曉得要從根本上解决。此種從根本上解决的意思，從前很少有人談及。前三四年衹看見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作了一篇《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裏面，大要以為東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靜，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動。--而他說：
苟不將靜止的精神根本的掃蕩，或將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絶，長此沉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蹈於自殺，蓋以半死不活之人駕行飛艇，使發昏帶醉之人禦摩托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車亦毀於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嘩唯諾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係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阢隉不寧，此種政治之妙用亦必毀於若而國中。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傢與制度都歸於粉碎，世間最可怖之事莫過於斯矣。
李先生的話說的很痛快!他很覺得東西文化根本之不同，如果做中國式的生活就須完全 做中國式的生活；如果做西方式的生活就須完全做西方式的生活；矛盾的現象是不能行，並且非常可怕的。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遠而可以俟諸未來的問題，確是很急迫而單單對於中國人逼討一個解决的問題。我們處在此種形勢之下逼迫得很緊，實在無從閃避，應當從速謀應付的方法。應付的方法大約不外三條路：
(一)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真不並立而又無可通，到今日要絶其根株，那麽，我們須要自覺的如何徹底的改革，趕快應付上去，不要與東方化同歸於盡；
(二)倘然東方化受西方化的壓迫不足慮，東方化確要翻身的，那麽，與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須有真實的解决積極的做去，不要作夢發呆卒緻傾覆；
(三)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有調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現在這種"參用西法"可以算數的，須要趕快有個清楚、明白的解决，好打開一條活路，决不能有疲緩的態度。
這三條路究竟哪一條路對，我們不得而知，而無論開闢出哪條路來，我們非有根本的解决不成，决非麻糊含混可以過去的。李君的話我們看去實在很對，我們歷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實際的安設在我們國傢社會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一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雖然前清皇室宣佈立憲之無真意，袁項城帝製自為之野心，以及近年來"軍閥"之搗亂，不能不算一種梗阻而卻不能算正面的原因。其正面的原因，在於中國一般國民始終不能剋服這梗阻，而所以不能剋服梗阻的原故，因為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舊保持在東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態度。東方化的態度，根本上與西方化剌謬。此種態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絶對不會安設上去!甚或 不到將西方化創造此種政治制度的意思全然消沒不止!我們這幾年的痛苦全在於此， 非零碎的一端，是很大的根本問題。此刻我們非從根本上解决不可。是怎樣可以使根本態度上有采用西方化的精神，能通盤受用西方化?李君所說雖然很急迫，而其文章之歸 結還是希望調和融通，而怎樣調和融通，他也沒有說出來，仍就俟諸未來，此點差不多是李君自己的矛盾。我以為這種事業雖然要在未來成就，而問題卻不在未來，實在是目前很急迫的問題啊!
隨便持調和論的不對
第二，我們所要說的，就是我們從如此的情形看出這個問題的真際究竟在什麽地方?換 言之，就是東方化還是要連根的拔去，還是可以翻身呢?此處所謂翻身，不僅說中國人 仍舊使用東方化而已，大約假使東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樣，成一種世界的文化 --現在西方化所謂科學(science)和"德謨剋拉西"之二物，是無論世界上哪一地方 人皆不能自外的。所以，此刻問題直截了當的，就是東方化可否翻身成為一種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當然不能僅衹使用於中國而 須成為世界文化。但是從大概情形來看，僅能看出東方化將絶根株的狀況，而看不出翻身之道。照我們以前所說東方化的現狀，一般頭腦明利的人都覺得東方化不能存留；假如采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東方化不可。近三四年來如陳仲甫等幾位先生全持此種論調，從前的人雖然想采用西方化，而對於自己根本的文化沒有下徹底的攻擊。陳先生他們幾位的見解，實在見的很到，我們可以說是對的。譬如陳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裏面，主張我們現在應將一切問題撇開，直接的改革倫理思想，因此他將中國倫理思想最根本的孔子教化，痛下攻擊!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裏說道：
倘吾人以中國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組織吾之國傢，支配吾之社會，使適於今日世界之生存，則凡十餘年來之變法維新、流血革命、設國會、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無一非多事，應悉廢罷，萬一欲建設新國傢新社會，則對於此新國傢新社會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决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陳君這段話也可以說是痛快之至，在當時衹有他看的如此之清楚!
東方文化的兩大支，是中國化和印度化。以上所說是對於中國化。對於印度化，如李守常先生說：印度"厭世的人生觀不合於宇宙進化之理"，則又是將印度化一筆勾銷了! 李先生是主張將"靜的精神"根本掃蕩的，而他所以詮釋東方文化者即此四字，就是根本不要東方化了!這種主張從根本上不要東方化是很對的；而不能說出所以然，就胡亂 主張兩文化將來必能融通，實在不對。
現在我們進一層替他們兩位發揮未盡的意思：據我們看，所謂一傢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總括起來，不外三方面：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是。宗教、文藝是偏於感情的，哲學、科學是偏於理智的。
(二)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對於周圍的人--傢族、朋友、社會、國傢、世界--之間的生活方法都屬於社會生活一方面，如社會組織、倫理習慣、政治制度及經濟關係是。
(三)物質生活方面，如飲食、起居種種享用，人類對於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種是。
我們人類的生活大致不外此三方面，所謂文化可從此三方面來觀察。如果就此三方面觀察東西文化，我們所得到的結果：第一，精神生活方面，東方人的宗教--雖然中國與印度不同--是很盛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則大受批評打擊；東方的哲學還是古代的形而上學，而西洋人對於形而上學差不多棄去不講；即不然，而前途卻是很危險的。此種現象，的確是西洋人比我們多進了一步的結果。西洋人對於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批評，我們實在不能否認，中國人比較起來，明明還在未進狀態的。第二，社會生活方面，西洋比中國進步更為顯然。東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而西方卻早已改變了；至於家庭、社會，中國也的確是古代文化未進的樣子，比西洋少走了一步!第三， 物質生活方面，東方之不及西方尤不待言。我們衹會點極黑暗的油燈，而西洋卻用電燈；我們的交通上衹有很笨的騾車，而西洋人用火車飛艇。可見物質方面的不濟更為顯著了!由此看來，所謂文化衹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東方化都不及西方化，那麽，東 方化明明是未進的文化，而西方化是既進的文化。所謂未進的文化大可以不必提起，單采用既進的文化好了!我記得有一位常乃德先生說西方化與東方化不能相提並論，東方 化之與西方化是一古一今的；是一前一後的；一是未進的；一是既進的。照我們從生活三方面觀察所得的結果看來，常君這種論調是不錯的。我們看東方文化和哲學，都是一成不變的，歷久如一的，所以幾千年後的文化和哲學，還是幾千年前的文化，幾千年前的哲學，一切今人所有的，都是古人之遺；一切後人所作，都是古人之餘；然則東方化即古化。西方化便不然，思想逐日的翻新，文化隨時闢創，一切都是後來居上，非復舊有，然則西方化就是新化。一古一今不能平等而觀，是很對的。假使說東方化能翻身，即是說古化能大行於今後未來之世界；這話誰敢信呢?一般人或以為東方在政治制度， 社會的風俗習慣，以及物質的享用雖不及西方人，而精神方面比西方人要有長處的。這種說法不單舊派人如此，幾乎有些新派的人亦有些種意思。但是我要反問一句：現在對於東西文化的問題既然問到最後的根本，不是已然看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宗教、哲學、道德、藝術根本上不對麽?不是要做思想的改革、哲學的更新麽?怎樣又可以說精神方面中國人有長處呢?所以一般人的意思，全然不對!而鬍適之先生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亦持很客套的態度，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上說：
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係。西支也分希臘、猶太兩係。初起的時候，這四係都可算獨立發生的。到漢以後猶太係加入希臘係成了歐洲的中古哲學。印度係加入中國係成了中國的中古哲學。到了近代印度係的勢力漸衰，儒傢復起，遂産生了中國近世的哲學。歷宋、元、明、清，直到如今。歐洲思想漸漸脫離猶太係的勢力，遂産生了歐洲的近古哲學。到了今日這兩大支的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也未可知。
鬍先生這樣將東方與西洋兩派哲學相提並論，同樣尊重的說話，實在太客套了!我們試 看中國的哲學，是否已經經過西洋哲學的那樣批評呢?照鬍先生所講的中國古代哲學， 在今日哲學界可有什麽價值呢?恐怕僅衹做古董看着好玩而已!雖然《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後半部還沒有作出來，而鬍先生的論調卻是略聞一二的。像這種堂皇冠冕的話恐怕還是故相揶揄呢!所以大傢一般人所說精神方面比較西方有長處的說法，實在是很含混不 清，極糊塗、無辨別的觀念，沒有存在的餘地!
論到此處可以看出，大傢意思要將東西文化調和融通，另開一種局面作為世界的新文化，衹能算是迷離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確切的論斷。像這樣糊塗、疲緩、不真切的態度全然不對!既然沒有曉得東方文化是什麽價值，如何能希望兩文化調和融通呢?如要調和融通總須說出可以調和融通之道，若說不出道理來，那麽，何所據而知道可以調和融通呢?大概大傢的毛病，因為西洋經大戰的影響對於他們本有的文化發生反感，所以對於 東方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羨慕，譬如杜威、羅素兩先生很不看輕中國的文化，而總覺得東西文化將來會調和融通的。大傢聽了於是就自以為東方化是有價值了。但假使問他們如何調和融通，他們兩先生其實也說不出道理來。又梁任公先生到歐洲也受這種影響，在《歐遊心影錄》上面說，西洋人對他說"西方化已經破産，正要等到中國的文化來救我們，你何必又到我們歐洲來找藥方呢!"他偶然對他們談到中國古代的話，例如孔 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四海之內皆弟兄也"以及墨子的"兼愛"，西洋人都嘆服欽佩以為中國文化可寶貴。梁先生又說柏格森倭鏗等人的哲學都為一種翻轉的現象，是要走禪宗的路而尚未走通的。如此種種扌+乞揚中國文明。其實任公所說，沒有一句話 是對的!他所說的中國古話，西洋人也會說，假使中國的東西僅衹同西方化一樣便算可 貴，則仍是不及人傢，毫無可貴!中國化如有可貴，必在其特別之點，必須有特別之點 才能見長!他們總覺得旁人對我稱贊的，我們與人傢相同的，就是可寶貴的；這樣的對 於中國人文化的推尊，適見中國文明的不濟，完全是糊塗的、不通的!我們斷然不能這 樣糊糊塗塗的就算了事，非要真下一個比較解决不可!
所以照我們看這個問題，西洋人立在西方化上面看未來的文化是順轉，因為他們雖然覺得自己的文化很有毛病，但是沒有到路絶走不通的地步，所以慢慢的拐彎就可以走上另一文化的路去；至於東方化現在已經撞在墻上無路可走，如果要開闢新局面必須翻轉纔行。所謂翻轉自非努力奮鬥不可，不是靜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根本的解决，打開一條活路，是沒有辦法的!因此我們對於第二種意思--調和融通的論調- -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
以為無從研究的不對
第三個意思以為這問題太大，範圍太寬，無從研究起，也是不對的。但是如何研究法，要到後文再說，此處僅衹先說這種意思是不對的。現在且略說我為什麽註意此問題，和我研究的經過，同時亦即所以對答第三個意思。他們所說的無法研究，還是由於大傢的疲緩、劣鈍；如果對於此問題覺得是迫切的，當真要求解决，自然自己會要尋出一條路來!
我研究這問題的經過
我對於此問題特別有要求，不肯放鬆，因為我的生性對於我的生活、行事，非常不肯隨便，不肯做一種不十分妥當的生活，未定十分準確的行事。如果做了，就是對的，就沒有問題的；假使有一個人對於我所做的生活不以為然，我即不能放鬆，一定要參考對面人的意見，如果他的見解對，我就自己改變；如果他的見解是錯誤，我纔可以放下。因為我對於生活如此認真，所以我的生活與思想見解是成一整個的，思想見解到哪裏就做到哪裏。如我在當初見得佛傢生活是對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作他那樣生活，八九年來如一日。而今所見不同，生活亦改。因此別的很隨便度他生活的人可以沒有思想見解；而我若是沒有確實心安的主見，就不能生活的!所以旁人對於這個問題自己沒有主 見並不要緊，而我對於此問題假使沒有解决，我就不曉得作何種的生活纔好!
我研究這個問題的經過，是從民國六年蔡孑民先生約我到大學去講印度哲學。但是我的意思，不到大學則已，如果要到大學作學術一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隨便做個教員便了，一定要對於釋迦孔子兩傢的學術至少負一個講明的責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學，就問蔡先生他們對於孔子持什麽態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們也不反對孔子。我說：我不僅 是不反對而已，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而我這種發揮是經過斟酌 解决的，非盲目的。後來晤陳仲甫先生時，我也是如此說。但是自任大學講席之後因編講義之故，對於此意，亦未得十分發揮。到民國七年，我曾在《北京大學日刊》登了一個廣告，徵求研究東方學的人，在廣告上說：據我的看法，東方化和西方化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國為東方文化之發源地；北京大學復為中國最高之學府；故對於東方文化不能不有點貢獻，如北京大學不能有貢獻，誰則負貢獻之責者?但是這種徵求的結果，並沒 有好多的人；雖有幾個人，也非常不中用。我僅衹在哲學研究所開了一個"孔子哲學研究會"將我的意思略微講了一個梗概。後來丁父艱遂中途擱置。到民國八年，有一位江蘇的何墨君同朋友來訪問我對於東西文化問題的意見。當時曾嚮何君略述，何君都用筆記錄，但並未發表。後來我作一篇希望大傢對於此問題應加以註意的文章，即發表於《唯識述義》前面的。民國九年即去年夏季經這裏教育廳長袁先生約我來魯講演，我即預備講演此問題而因直皖戰爭沒有得來。九年秋季卻在大學開始講演此問題，已有記錄草稿一本。今年夏到此地與大傢研究，算是我對於此問題的第二次講演。我自己對於東西文化問題研究之經歷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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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自序 | 第八版自序 |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 | | 第三章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下) | 第四章 西洋中國印度三方哲學之比觀 | | 第五章 世界未來之文化與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 | 自 序 | | 著者告白一 | 著者告白二 |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抄本)著者跋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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