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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中國文化要義 》
第二章從中國人的傢說起
梁漱溟 Liang Shuming
一馮友蘭氏的解釋
我們於前章所列舉中國文化十四特徵中,可以從任一點入手,來進行研究。現在就以中國人的傢在其社會組織中實際生活中之特見重要(第七特徵),這一點上起始走。
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關係特見重要,盡人皆知;與西洋人對照,尤覺顯然。現在就是要追問其所以然之故。馮友蘭先生近著《新世論》一書,有“說傢國”“談兒女”等篇,似在解答此問題。他大致是本於唯物史觀,以一方在産業革命前,一方在産業革命後,彼此生産方法不同來解釋的。他先闡明:凡未經過産業革命的地方,無論這地方是東是西,生産方法在某一階段內,都是以傢為本位;是即謂之生産家庭化。在經過産業革命的地方,主要是用機器生産,即打破了以傢為本位的生産方法,而是以社會本位行其生産;是即謂之生産社會化。於是他就說:
在生産家庭化的社會裏,人之依靠社會是間接的。其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是其傢。但在生産社會化的社會裏,社會化的生産方法打破了傢的範圍。人之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並不是傢,而是社會。
他隨着又強調這是兩套不同的文化:
在某種的生産方法之下,社會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為。對於人此種行為之規定,即是道德。(中略)生産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采用者,因為用某種生産方法,必須用某種生産工具。如某種生産工具尚未發明,則即不能用某種生産方法,人亦不知有某種生産方法。所以生産方法隨着生産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着生産方法而定,道德隨着社會組織而定。生産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采用者,所以社會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隨意采用者。
有以傢為本位的生産方法,即有以傢為本位的生産制度。有以傢為本位的生産制度,即有以傢為本位的社會制度。在以傢為本位的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的社會組織均以傢為中心。所有一切人與人的關係,都須套在傢的關係中。在舊日所謂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於傢的倫已占其三。其餘二倫,雖不是關於傢者,而其內容亦以關於傢的倫類推之。如擬君於父,擬朋友於兄弟。
(上略)我們可以說,所謂産業革命者,即以以社會為本位的生産方法替代以傢為本位的生産方法,以以社會為本位的生産制度替代以傢為本位的生産制度。(中略)因此,在經過産業革命的社會裏,一個人不能在他傢內謀生,他必須離了他的傢去謀生。因此他的行動,即不能以傢為本位,亦不必以傢為本位。民初人對於這一點完全不瞭解,以為人可以隨所意欲,願行什麽社會制度即行什麽社會制度。對於中國人之以傢為一切的出發點集中點,他們特加攻擊,認為此是中國人的大短處大壞處。他們不知道,凡是在生産家庭化的社會中之一,都是如此。這亦不是什麽短處壞處;這是生産家庭化的社會所需要;這是生産家庭化的社會的制度,民初人不知將一套制度作一整個看,而衹枝枝節節,看見不合乎他們的成見者,即指為不合。(下略)
當然地,在他看這兩套文化,恰是一古一今,並非什麽中西不同;中國今天正處在如何轉入現代化之一過渡時代中。此即在前章所曾徵引過的盧作孚先生書中,其見解亦復差不多。不過他沒有用“生産家庭化”、“生産社會化”這種名詞。他衹解釋說:
因為農業民放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經濟單位,衹需要一個家庭。所以農業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縱然有時超越了家庭範圍,然而亦是家庭關係擴大的。
其所謂農業,是指舊日未曾工業化的農業,未曾現代化的農業而言;所以意思上都是差不多的。
二反證馮說未盡是
馮盧兩位的見解,自有一部分是處,且亦代表了時下一般人的見解。我們應予檢討者--
中國人特重家庭倫理,蔚成傢族制度,雖相沿自古,但各時各地亦有變化不同。例如戰國時代就有相當變動,特別是商鞅變法的秦國。據史書所載: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有子,傢富子壯則出分,傢貧子壯則出贅。父藉耒+?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並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見《漢書·賈誼傳》)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見《史記·商君列傳》)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同上)
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傢立場,實行軍國主義,奬勵耕戰,用以對外。所以必要打破傢族,而使個人直接國傢。關於這一點,證據甚多。例如他實行一種戶籍法:(1)(據陳啓天著《商鞅評傳》中說:世界歷史上首先實行戶籍法的國傢,要推中國;中國首先創行戶籍法的人即是商君。此話未知其可信否,故未以入吾文。陳著係商務出版。)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見《商君書·境內篇》)
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見《去強篇》)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見《墾令篇》)
還有其他類乎後世保甲法者,類乎後世兵役法者,種種組織民衆的辦法,此不具引。看所謂商君作法自斃的“捨人無驗者坐之”一句,似乎還有國民身分證之一物。其《農戰篇》中固說:“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又說明要“摶”纔可以“強”。總之,無非是國傢要直接掌握其人民。其勢便不容家庭傢族在中間橫梗、牽掣而弛散其組織關係。明眼人當可看出,在歐洲亦正是這種情形;或說,這種情形正是歐洲的情形。生産工具生産方法之進步,絶不是使家庭傢族解體的唯一因素。當時秦國的生産工具生産方法有無改進,現已無從詳考,誰亦說不清。在我想馮先生怕亦不會固執地說,當時必然有改進的話罷!經濟誠然可說是一切上層建築(道德法製等)的基礎;但必謂一切上層建築都是被决定的,則亦不然。即如秦國當時,怕正是倒過來由上層建築(新法)而促進其經濟起大變化罷。
再舉第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1907年新頒民法,頗重家庭制度。(1)(瑞士之看重家庭制度,自必有其積極理由,我們還不清楚。在消極一面,亦許為瑞士是一永久中立國,不需行軍國主義,時刻準備對外,有如商鞅在秦之所為罷。)在其第三三一條以下,特置傢權一節,其最重要為傢主共有,且於親權之外並立傢長權。但我們卻不曉得瑞士到這20世紀來了,是不是還未曾經過産業革命呢?
還有第三個例是蘇聯。由於我平素愛留心之故,使我覺察近年蘇聯,在婦女問題上婚姻問題上家庭問題上是有變化了。在我手册所記下的,有下列各材料為證--
(一)1939年2月24日大陸報載《莫斯科的轉變》一文(據西風節譯),是新到過蘇京的人所作報道。其第四條有雲: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亦恢復了。十年前口號是“國傢是最好的兒童保護人”,而今則莫斯科公立學校校長卻公然對人說:“兒童的教導者實在是傢長而非學校”。
(二)1943年2月22日桂林《大公報》載一長篇關於蘇聯的報道,有這樣的話: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清教徒式婚姻看法的恢復。離婚雖仍屬可能,卻並不容易了。工人農人中離婚者,更屬絶無僅有。家庭又成了根深蒂固的組織,被認為民族生命的基石。
(三)1944年3月5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載蘇聯中央委員奧羅加米希可娃訪問記一篇,經張君勱夫人王釋因女士譯出,刊在重慶《民憲》第一捲第二期上,並附志了一段話:“記得1932年我從德國回來,懷着思親念子心情,經過莫斯科,看到最新典型的俄國婦女,又看到一切家庭社會化的機關,如托兒所、如公共食堂等,給我精神上一種新剌激,使我起了莫名的悵惘。我覺得如果人類理想,單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兩個極端的發展,那末蘇聯社會制度之完全實現,即是人類生活之極端集體化與機械化,由於家庭制度之廢除,將使人類天性之愛,夫婦親子之情,皆不復存在;而人群生活之冷酷將不可以想像。”(下略)但事實沒有如王女士所顧慮那樣演下去,蘇聯終於轉變了。那篇蘇聯女中央委員訪問記,主要敘述蘇聯把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徹底分開。這是戰前所决定者,雖德人侵蘇,在戰爭中還要實行。米希可娃說:“女人畢竟是一個女人。我們以前忽略了對女子所應有的特別教育,即她們如何成為賢妻良母所需要的教育。”
試問蘇聯這種轉變--初時家庭幾於可廢,入後家庭制度又被看重而鞏固起來--如馮先生之說,將又是隨着其生産工具生産方法有什麽更不同的變動而來呢?不待言,而知其不然了。
從上三個事例(秦、瑞士、蘇聯)來看,馮說之未盡是既甚明白。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之所以特重,亦就非“生産家庭化”單這一點所能解釋了。除此之外,馮盧兩位還有一種錯誤。如盧說:農業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單位衹需要一個家庭。如馮說:生産家庭化的社會裏,傢是一個經濟單位。它固亦不能離開別的經濟單位()而存在,而可以彼此有種種關係,但不能融為一體。他們兩位恰是以中國這樣一傢一傢的小農小工小商,誤會為中古經濟之一般的方式。不知道事實恰相反,像中國這樣情形實為世界他方所稀有。關於此層,看後面幾章便明白。
三文化之形成及其個性
中國一直是一個沒有經過産業革命的農業社會;中國傳統的風教禮俗,無疑地自要與它相適應。尤其有見於二千年文化頗少變革,更不難推想其間(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之間)相互適應已達於高度,上下左右扣合緊密。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遂行論斷一切中國風教禮俗,就為這種經濟所决定而形成。相反地,說不定中國生産工具生産方法二千餘年之久而不得前進於産業革命,卻正為受了其風教禮俗的影響。--此層隨後可以談到。
經濟為人生基本之事,誰亦莫能外,則在全部文化中其影響勢之大,自不難想見。隨着社會經濟的變遷,而家庭制度不得不變。固亦人所共見之事實。但仍不能說它在文化中片面具有决定力。霍布浩士(L.T.Hobhouse)著《簡單民族中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制度》一書,曾想設法求出社會制度和物質文化間的相關係數來,結果是相關係數並不大。民族學上的材料,顯出文化的各部間可以有各種不同配合,其例不勝枚舉。(1)(此據費孝通譯W.F.Ogburn著《社會變遷》,商務出版。)黃文山先生在其文化學(culturology)建設論中(2)(見黃著《文化學論文集》,中國文化學學會在廣州印行版。),引有吳景超先生的三句話:
一、同樣的生産方式,在不同時間與空間內,與不同的制度及思想並存;
二、文化中別的部分有變動,而在其先找不到生産方式有何變動;
三、在不同的生産方式之下,卻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黃先生又引人類學權威鮑亞士(FranzBoas)的話,指出“經濟條件無疑地比地理條件與文化間之關係較密切,因為經濟即構成文化之一部分;然它不是唯一决定者,它一方决定,一方被决定”。就在馬剋思、恩格斯,雖創為唯物史觀,其持論亦並不如流俗所傳那樣。根據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即明白指斥如以經濟為唯一决定因素即屬荒唐;而肯定經濟雖為根基,但其上層建築如政治宗教等一切,亦同樣地在歷史過程中,有着他們的作用;而且亦影響於經濟,有着一種交互作用。--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麽,彼此間意見亦無甚不同。
經濟不止無片面决定力,而且其勢力將隨着歷史發展而漸減。我們可引杜根·巴蘭努夫斯基(TuganBananousk)的話於下:
社會進化之初,社會一切生活與經濟全然結合。(下略)社會進化漸高,社會行動便漸漸獨立發達,放射綫漸漸遠離中心而行。要之,社會生活所造成之社會行動,很像一把梯子,其最下級全由直接生活的生産而成。升到高級,則經濟的勞動對於各種社會行動之整體,其任務即漸漸減弱。因為滿足高等欲望之行動,不大靠着經濟的勞動。所以高等社會行動即有脫離經濟而獨立的意義,而不能認為受經濟支配的産物,或是經濟單純的反射。歷史之進步,其意義正是人類的精神化之進步;是人類生活重心點,由維持下等生活之欲望,而移於高等精神之欲望。
費孝通譯W.F.Ogburn著《社會變遷》一書上說:文化中有幾部分相互間有密切關聯,亦有幾部分較為獨立些。“非物質文化”中比較密切適應於物質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來稱之為“適應文化”(adaptiveculture)。當物質文化變遷時,它應即隨之而變。但其變遷亦不一定能同時,有的時候落後甚久。且此種落後,正可說是一現代問題。--這又是從另一面來說了。然而其告訴不要作機械的看法則無不同。
米勒利爾(F.MüllerLyer)《社會進化史》上說“文化的原動力,顯然在人的自身”。這因為文化中之一切,罔非出於人的發明與創造。而發明呢,經他臚陳許多事例之後,他結束說:
我們無論從哪方面考察發明的歷史,都可以知道發明顯然不是因為必要纔有的。必要可以強迫人勤勞,但要閑暇纔可以引起人的發明,發明不是像訂貨物一樣,可以預定的。(1)(米勒利爾《社會進化史》第四捲第二章,陶孟龠+禾譯本,商務出版。)
他又說“人的發明天才,不過就是其遊戲本能。”我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亦曾說過:“文化這東西,點點俱是天才的創作,偶然的奇想;衹有前後左右的緣,而沒有因。”但我們初不否認必要與人之發明創造大有關係。必要會吸引人的註意力,讓這地方可有較多發明創造的機會;它又可以使那些似不相幹的發明創造引用到這地方來而發揚之,不致被湮沒掉。這都是許多發明創造往往隨着必要而來的原故。
卻是我們不要以為文化就是應於人們生活所必要而來的--這是第一。必要亦不是客觀的--這是第二。更不可把必要局限在經濟這範圍--這是第三。一切機械觀所犯錯誤大抵不出此三點。明白這負面的三句話,而後再理會其正面原有的關係,自不落於機械觀。方為善巧。
文化之形成,既非一無的,非機械的,因此所以各處文化便各有其個性。日本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一書,其全書的主張和立場,就是要以國民性、階級性、時代性,去理解各個類型文化,而後於人類文化乃可得其正確的理解。我此處所云個性,蓋相當於他所說之國民性。在他書內,曾就近代文化中之德謨剋拉西,而指證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蘇聯人之間如何如何不相同。(1)(見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張資平譯本第116頁,上海樂群書店出版。)此即他所謂國民性,我所謂個性之表見。請看今天戰後世界,哪一國傢不厭倦戰爭,誰個民族不相信民主?而卒之難得和合,深感齟齬,豈不為彼此文化間差異為之梗。而此文化差異,並不是文化程度問題,卻是在文化個性上。關氏又指出此文化國民性之形成,其原於自然環境者固有之,但不足十分重視。譬如四面受海的包圍,是英國和日本之所同;但當英國早已在海上稱霸,而日本則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未開海禁。
任何一處文化,都自具個性;惟個性之強度則不等耳。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強,前於第一章已經陳說。中國人的傢之特見重要,正是中國文化特強的個性之一種表現,而非第為生産家庭化之結果,自亦非生産家庭化的社會之通例,如馮先生所謂“共相”者。日本稻葉君山曾有如下的話:
保護中國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傢族制度。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裏長城也比不上。一般學者都說古代羅馬的傢族制度精神之覆滅,是基督教侵入羅馬之結果。但中國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傳入以來,中經明清兩代之傳教以訖於今,所受基督教影響不為不久,其傢族制度卻依然不變。且反轉而有使基督教徒傢族化之傾嚮。佛教在中國有更長久之歷史;但謂佛教已降服於此傢族制度之下,亦不為過。此真世界一大奇跡!我們說中國和歐美社會之間橫劃着一鴻溝,全不外這些事實。(1)(稻葉原作似刊於日文雜志,《東方雜志》載之,題為《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此據雙流劉鑒泉先生所著《外書》第二册轉引。)
再從太虛法師的文章裏(2)(此據黃文山先生《文化學論文集》第180頁轉引。),又可證實了上面關於佛教一部分的話:
佛教的僧伽制度,本為平等個人和合清衆的集團,但到中國亦成中層傢族的大寺院及下層傢族的小庵堂;衹有傢族的派傳,無復和合的清衆。此可見傢族化之普及與深入。
還有史學家雷海宗教授亦說過:
佛教本是反傢族的或非傢族的,但傳入中國後,就很快地中國化。(中略)超度七世父母的盂蘭盆會,在一般人意識中,是佛教的最大典禮。至於與傢族無關的佛學奧義,並非一般信仰所在。把一種反傢族的外來宗教,亦變成維持傢族的一種助力。(見《智慧周刊》第四期《時代的悲哀》一文)
據我們所知佛教基督教都是傢族制度的敵人,本是不相容的(詳見後文),乃竟如此。此可見中國傢族制度之強固為何如,因此,黃文山先生在其《從文化學立場所見的中國文化及其改造》一文中,就鄭重地說:
我深信中國的傢族倫理,實在是使我們停留在農業生産,不能迅速地進入資本主義生産之唯一關鍵。(見黃著《文化學論文集》第181頁)
照黃先生的話,則中國所以沒有産業革命不能生産社會化者,正在此。那就是說:中國傢族制度實在决定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命運,乃至中國整個文化的命運!這話是否足為定論,今且不談。總之,中國人的傢是極其特殊的,從我的引證這許多話裏可以看出了。馮先生把它看成平常事,看成是産業革命前各處的通例,那一面是昧於本國文化,一面並且弄錯了外國歷史。
四階梯觀與流派觀
嚴幾道先生譯甄剋斯《社會通詮》而信其說,便欲在所謂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三階段中,為中國尋一位置。尋求不到適當位置,則對中國社會史不勝其怪訝,而終不自疑其所信是否可靠。近年人們又必欲把中國在封建社會資本社會二者間,安插下去。這都是對於人類社會進化誤於“獨係演進論”,誤於一種“階梯觀”,現在馮著《新事論》一套說法,恰亦是輕信了這簡單思想。
獨係演進論(unilineardevelopment)是說文化演進各處都循着一條路綫,其表現之不同等,便是代表此一條路綫的各階段。各階段是固定的,而在時間上則有些民族進得快,有些進得慢;但他們總都會逐段前進,不會越級突過。階級之劃分,則學者間各有其說法。或則就整個文化劃分階段;或則就文化之某部門而劃分之。大體說,這在今日看來已是四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的舊觀念。從近二三十年民族學和人類學之探究,他們的假說幾乎已全被否認。不但整個文化難以劃分為階段,便是文化之某部門亦不能斷其有一定階段。例如:母係氏族未必先於父係氏族;亂婚亦不是最初社會現象;群婚亦不是以前的普遍制度;傢族亦不是氏族以後的産物。宗教的演進階段,不論是拉卜剋的六階段,斯賓塞的鬼魂崇拜,塗爾幹溫德的圖騰階段說,亦都不成立。藝術方面則幾何體與寫實體並沒有先後次序。經濟方面,狩獵、畜牧、農業三種生産方法,石、銅、鐵三種器且,其次序亦都不是沒有例外。(1)(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第42頁,商務出版。)
這樣的社會演進觀念,實由十九世紀人類文明之突飛猛進,及達爾文進化論之影響,使得一些學者興奮忘其所以,急於要尋出普遍規律,以解釋人類是怎樣由低級粗陋的原始生活,進步到燦爛的十九世紀文明頂點。一半猜謎,一半穿鑿武斷,急就成章;其方法實在是演繹的主觀的,而非歸納的客觀的,於科學不合。稍後出的學者,發覺其不對,乃一反其所為,衹求瞭解某一小單位的真相,註意各別特殊情形,謹慎從事,不敢建立普泛原則理論。此即所謂批評派或歷史派(CriticalorHistoricalSchool)。(本書大體上亦取這種就事論事的態度,將我所見到者說出來為止。)
有幾種迷誤見解,這裏必須予以點醒。--
一種是把一切人類不分種族不分地域,都看成相同的。如所謂“衹要是一個人體,它的發展無論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成的社會,亦正是一樣。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我們國情不同。這種民族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中國人不是神、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麽不同。”(1)(語見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呂振羽《中國古代史》亦采其說。)這完全是閉着眼睛說的話,不看事實;事實證明恰不然。
一種是對各處社會文化的不同,不容否認時,則持大同小異之說,以為不足重視。要知道問題就在小異上。在有機組織,其間一點不同,便全盤兩樣;在動的趨勢上,則所謂“毫釐千裏”是也。就如生物界中,植物動物亦衹是大同小異而已;從生理解剖來看,貓狗和人更是大同小異。但這樣混同起來,那麽,什麽學問亦不必講了。
一種是恆進步論,以為歷史總是前進的,一天一天都在前進中,動輒說“歷史車輪”如何如何。這直是笑話。(2)(潘光旦著《人文史觀》,有論姓氏婚姻家庭存廢問題一篇,曾譏笑說古時人相信有運命鬼,十八世紀後半以後的歐洲人美洲人和今天的中國人卻相信了一個進步鬼,可參看。)除是把全人類歷史作一整體看,另當別論外;各時各地的歷史何嘗如此?進固有,退亦常有,盤旋而不進不退者亦有;那種種情態,簡直難說得很。事例太多,隨在可見,不煩枚舉。如前第一章談到中國古代頗有科學萌芽,後來轉退化不見,即其一例。照我的論證,中國後二千年歷史即陷於盤旋不進之中。設想任何民族,任何時期,都在日進無已,沒有這事。
一種是循序漸進觀,曾未意識到有躐等越級,或突變,或尚有他途難料度之事。此其自己虛構無據,如前已明。要知生命創進不受任何限製,雖然可能有其勢較順之順序,卻並無一定不易之規律。
照我們的見解,又是如何呢?
人類社會之進化,不外乎是沿着生物進化來的;二者同為宇宙大生命之表現,前者實為後者之繼續。在根本原理上,蓋不少相同或相通之處。在生物界中,並非有進無退;人類社會亦然。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卻無必進之階。譬如動物中有高等動物;高等動物中有靈長類;而人類又居其頂點。其間高下自是不等;但所有各類係各種別之在進化程中,則好似樹上枝幹分出橫生,並非是一條綫上的各階段。進化論上是說人猿同祖,即兩枝來自一幹脈,說猿猴更進即為人類,那是沒知識人的話。猿猴已自走嚮另一路去,何能再進化到人。縱觀世界人類各族,此一文化,彼一文化,於形形色色不同之中,又淺深高下不等,正亦猶是。不可誤以流派為階梯。
然而文化界與生物界,亦有大不相同外。物種衍至今日,已屬先天遺傳之事,創新之機泯沒難見。即以人工育種,改良之度至為有限。而人類文化雖根於本能卻大體出於吾人後天之製作。時時可有創新,時時可以更改;尤其是其彼此間之交換傳習莫之能禦。因此,生物界中種與種是隔的;文化界中一國一國卻是通的。牛無變馬之可能,而東方的日本,數十年間竟可西洋化。在過去之世,不甚交通。一處一處各有機遇不同,其歷史或進、或退、或盤旋而不進不退,不可一概而論。較其大體,不進者寧居多數。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來,彼此剌激,互相引發,各處文化愈來愈相接近,可能最後通為一體。其間除高下懸絶,瀕於消滅者不計外,大體上又皆有不容不進之勢。
所以我們若把全人類歷史作一整體看,略去各地各時那些小情節不談,則前進之大勢自不可掩。那麽,演進論經修正後還是可以講的。據說人類學界,近年又有“新演進論”出來。(1)(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第58頁,商務出版。)他們沒有了不可免的定律,而卻有某種發展的原則或趨勢,可以指出。他們所講者,取概略形式,而容許特殊的變態。他們又發見“殊途同歸”之理。舊說以為類同的事物皆打從同樣歷程而來;現在知道這樣事甚少。而世界上類同的事物,由不同之歷程而來者頗有之。其實,以我看人類文化前途,正應該把舊演進論之同途同歸觀念修改為殊途同歸就對了。
如我判斷,人類文化史之全部歷程,恐怕是這樣的:最早一段,受自然(指身體生理心理與身外環境間)限製極大,在各處不期而有些類近,乃至有某些類同隨後就個性漸顯,各走各路。其間又從接觸融合與銳進領導,而現出幾條幹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會貫通之勢成,今後將漸漸有所謂世界文化出現。在世界文化內,各處自仍有其情調風格之不同。復次,此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倒可能次第演出幾個階段來。
五申述夙見結束上文
上面大意,早曾見於我的舊著。所謂階梯觀與流派觀,在十七年前出版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就提出說過。而其見解之所本,又在二十七年前出版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二三十年來,我對於中國文化的見解,自有不少修正與許多補充。但衹是補充修正而已,沒有根本改變過。
以下有四點意見,皆曾見於舊著,而現在為結束上文,需要在此處提醒一下:
第一,中國非是遲慢落後。--流俗有見於中國不及西洋之處頗多(例如西洋已經過産業革命,而中國還沒有),便以為西洋進步快,捷足先登,中國進步慢,遂致落伍。其實錯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終有一天可以到達那地點;若走嚮別一路去,則那地點永不能到達。中國正是後一例。所以我曾說: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間不通風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謨剋拉西産生出來。(1)(《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小字本第65頁,商務版。)中國不是尚未進於科學,而是已不能進於科學;中國不是尚未進於資本主義,而是已不能進於資本主義;中國不是尚未進於德謨剋拉西,而是已不能進於德謨剋拉西。(2)(《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97頁,中華書局版。)
第二,中國已是陷於盤旋不進了。--中國走上了與西洋不同的路。而它在此路上,又走不出去;遂陷於盤旋不進。中國歷史上衹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不見有革命,即此盤旋不進之表露。我曾說它是“不痛不癢無可指名的大病”,假使沒有外力進門,環境不變,它會要長此終古。我又指出它是“上下交相牽掣,自陷於絶境”。其所以致此之故,舊著兩書已有所說明(3)(《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203頁;《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97頁。),本書將更詳究。
第三,中國較之西洋,是因其過而後不及的。--例如科學和德謨剋拉西,在中國皆曾有萌芽茁露,而且萌芽甚早。後來之不見,是萎縮荒廢的。當其萎廢時,不是無原無故忽然萎廢;乃是它嚮別途發展去之結果。因此所以中國文化有些不及西洋處,亦有些高過西洋處。正因它有所超過,而後乃有所不及的。舊著均曾論及,本書更闡明此義。
第四,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這是我二三十年來沒有改變之根本觀念。舊著已發其端,本書正圖完成其說。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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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第一章緒論 | 第二章從中國人的傢說起 | 第三章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 第四章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 第五章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 | 第六章以道德代宗教 | 第七章理性——人類的特徵 | 第八章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 | 第九章中國是否一國傢 | 第十章治道和治世 | 第十一章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 第十二章人類文化之早熟 | 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 第十四章結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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