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 朱大可精华作品集:记忆的红皮书   》 缅怀浪漫主义(4)      朱大可 Zhu Dake

  李贺与李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无比痛楚的人,而后者则恰好相反。李贺的痛楚来自他的病弱的肉体和无望的灵魂。他在这种痛楚的深渊里打滚,从颤栗的舌头上滚出诡异的诗句,说出对于时间和人生短促的惊骇和惧怕。而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物理世界的空前绝后的敏感性,这正是他不久将要放弃的那个实在的世界。它的质地、色泽、重量、裂纹、气味和声响,穿过砚台的影像被他轻灵精微地握住,像握住他即将长辞的世界。甚至连新小说派也不能达到他对于物体及其物体内在生命的触握深度。而后,通过这样一种痛楚的触握,他把汉诗语言推进到李白根本无法企及的眩目境界。
  这并不意味着,用粗疏或质朴语言写作的人值得我们蔑视。有时候,一种质朴的语言暗示了诗人心灵的质朴性,陶渊明是这方面的范例,一方面浪漫,一方面质朴。他用自己的伟大心灵统一美学的不相容的范畴,并藉此开辟着通向乌托邦的革命道路。
  桃花源的景象是令人难忘的,它直接指涉了所有中国浪漫主义者所回避的事物,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真正核心。穿越桃花构成的墙垣,时间的河流把我们引向过去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要求是如此简单:田野、阡陌、屋舍、鸡犬、农夫、老人与儿童。他用这些字词概括了乌托邦里的全部事物。而当他退出后,他无法再度进入:迷津阻止了他。
  我注意到了这种隐喻的意义。陶渊明用一个破坏性的结构反对了弥尔顿的理想。它不是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福■达”过程,而是从得乐园到失乐园的“达■福”过程,它构成了一个比弥尔顿主义更深刻的反转的镜像。
  令我惊异的还有,这个无法进入的乌托邦并未使我们绝望,它最多只能使我们为之忧伤和怅惘而已。这不仅是一个叙述技巧的问题,而且显示了浪漫主义的情感本性。在陶渊明看来,我们企及或不能企及乌托邦,它完全取决于几率和统计学的因素。这就为信念的生长提供了脆弱的理由。
  正是这样的信念鼓舞了陶渊明的寒伧的田园生活──一个乌托邦的次等摹本。关于乌托邦,陶仅仅进入了一次,而关于它的摹本,陶则倾注了最大量的言辞和激情。他的喜悦和他的悲痛像稻菽一样从田园的土地生长,而最终,喜悦瓦解了,剩下的只有永久的悲痛。
  乌托邦的现世化、或是浪漫主义字词的实存化,这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最严酷的敌人。历史上所有类似的努力都注定要归于失败。我们企望用手指抓住它,而我们却抓住了一个虚空,就在这样的深刻的失望中,浪漫主义精神从我们的心灵中消退了,像消退的洪水,而后,露出了光裸的、一无所有的大地。
  那么,世俗浪漫主义的弱点已经显示出来了,除非他放弃一切实用主义的念头,也就是放弃在头脑之外还要用全部肉身去占有奇迹的渴望。陶渊明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注定要接受贫困的苦难。然而伟大性保证了他以一个隐士的姿态坚定地生活着,履行他向自己作出的承诺。正是这种坚定的生活召回了浪漫主义信念。从阴郁寒冷的病榻上,陶用悲愤的声音唱出了对于复仇者荆轲和精卫的颂扬。
  这是何等熟识的声音!它曾经如此澎湃地涌现于屈原的吟哦之中,像一条怒气冲天的字词的河流,去淹没一切敌对的事物。屈原,这个人是一切愤怒的渊源,而后,一种亚洲型的明亮事物从中有力地闪现了,这就是被历代儒者诬指为爱国浪漫主义的伟大诗歌精神。
  甄别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汉代的儒者,那些利用注疏和训诂从事文化阴谋活动的人,企图在“阐释”中扭转古代史的性质。屈原是其中用以篡改先秦浪漫精神的学术核心。假如他被修补成符合儒家教义的伦理英雄,那么该教义将获得更有力的传播。由于这一缘故,汉朝,成了阐释灾难大规模发生的年代。
  要清洗掉涂抹于屈原肖像上的汉代颜料,其方式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彻底忘却有关此人的全部历史评价;其次,像对待一个无名诗人那样诵读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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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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