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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 》 朱大可精華作品集：記憶的紅皮書 》
緬懷浪漫主義(4)
朱大可 Zhu Dake
李賀與李白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是一個無比痛楚的人，而後者則恰好相反。李賀的痛楚來自他的病弱的肉體和無望的靈魂。他在這種痛楚的深淵裏打滾，從顫慄的舌頭上滾出詭異的詩句，說出對於時間和人生短促的驚駭和懼怕。而另一方面，他又顯示了對物理世界的空前絶後的敏感性，這正是他不久將要放棄的那個實在的世界。它的質地、色澤、重量、裂紋、氣味和聲響，穿過硯臺的影像被他輕靈精微地握住，像握住他即將長辭的世界。甚至連新小說派也不能達到他對於物體及其物體內在生命的觸握深度。而後，通過這樣一種痛楚的觸握，他把漢詩語言推進到李白根本無法企及的眩目境界。
這並不意味着，用粗疏或質樸語言寫作的人值得我們蔑視。有時候，一種質樸的語言暗示了詩人心靈的質樸性，陶淵明是這方面的範例，一方面浪漫，一方面質樸。他用自己的偉大心靈統一美學的不相容的範疇，並藉此開闢着通嚮烏托邦的革命道路。
桃花源的景象是令人難忘的，它直接指涉了所有中國浪漫主義者所回避的事物，而這正是浪漫主義的真正核心。穿越桃花構成的墻垣，時間的河流把我們引嚮過去的世界。構成這個世界的要求是如此簡單：田野、阡陌、屋捨、雞犬、農夫、老人與兒童。他用這些字詞概括了烏托邦裏的全部事物。而當他退出後，他無法再度進入：迷津阻止了他。
我註意到了這種隱喻的意義。陶淵明用一個破壞性的結構反對了彌爾頓的理想。它不是從失樂園到復樂園的“福■達”過程，而是從得樂園到失樂園的“達■福”過程，它構成了一個比彌爾頓主義更深刻的反轉的鏡像。
令我驚異的還有，這個無法進入的烏托邦並未使我們絶望，它最多衹能使我們為之憂傷和悵惘而已。這不僅是一個敘述技巧的問題，而且顯示了浪漫主義的情感本性。在陶淵明看來，我們企及或不能企及烏托邦，它完全取决於幾率和統計學的因素。這就為信念的生長提供了脆弱的理由。
正是這樣的信念鼓舞了陶淵明的寒傖的田園生活──一個烏托邦的次等摹本。關於烏托邦，陶僅僅進入了一次，而關於它的摹本，陶則傾註了最大量的言辭和激情。他的喜悅和他的悲痛像稻菽一樣從田園的土地生長，而最終，喜悅瓦解了，剩下的衹有永久的悲痛。
烏托邦的現世化、或是浪漫主義字詞的實存化，這是浪漫主義精神的最嚴酷的敵人。歷史上所有類似的努力都註定要歸於失敗。我們企望用手指抓住它，而我們卻抓住了一個虛空，就在這樣的深刻的失望中，浪漫主義精神從我們的心靈中消退了，像消退的洪水，而後，露出了光裸的、一無所有的大地。
那麽，世俗浪漫主義的弱點已經顯示出來了，除非他放棄一切實用主義的念頭，也就是放棄在頭腦之外還要用全部肉身去占有奇跡的渴望。陶淵明沒有意識到這點，所以他註定要接受貧睏的苦難。然而偉大性保證了他以一個隱士的姿態堅定地生活着，履行他嚮自己作出的承諾。正是這種堅定的生活召回了浪漫主義信念。從陰鬱寒冷的病榻上，陶用悲憤的聲音唱出了對於復仇者荊軻和精衛的頌揚。
這是何等熟識的聲音!它曾經如此澎湃地涌現於屈原的吟哦之中，像一條怒氣衝天的字詞的河流，去淹沒一切敵對的事物。屈原，這個人是一切憤怒的淵源，而後，一種亞洲型的明亮事物從中有力地閃現了，這就是被歷代儒者誣指為愛國浪漫主義的偉大詩歌精神。
甄別這點是至關重要的。漢代的儒者，那些利用註疏和訓詁從事文化陰謀活動的人，企圖在“闡釋”中扭轉古代史的性質。屈原是其中用以篡改先秦浪漫精神的學術核心。假如他被修補成符合儒傢教義的倫理英雄，那麽該教義將獲得更有力的傳播。由於這一緣故，漢朝，成了闡釋災難大規模發生的年代。
要清洗掉塗抹於屈原肖像上的漢代顔料，其方式是非常簡單的：首先，徹底忘卻有關此人的全部歷史評價；其次，像對待一個無名詩人那樣誦讀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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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花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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