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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向权威发难、颠覆文学——十作家批判(一) 》
宽容背后的虚空(上)
朱大可 Zhu Dake
看来,有必要就王蒙的世界观中的“宽容和多元”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这不仅是因为王蒙的上述创作现象直接与此相关,而且还牵涉到90年代之后王蒙与他的批判者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宽容”与“拒绝宽容”引发的,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理清王蒙“宽容”的实质,有益于我们更深地把握当代所谓多元化社会中潜藏着的问题、从而也更深刻地把握我们自身(包括对王蒙的批判者)既渴望多元、又不满意各种价值“等值”的两难的状况。 了解王蒙的“宽容观”,可能首先必须把王蒙的《宽容与嫉恶如仇》(中华读书报,1995年3月1日)与《想起了日丹诺夫》(读书,1995年4月号)等文章联系起来读,然后你才能了解王蒙为什么支持王朔的“躲避崇高”,了解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为什么持极大的保留态度的历史性原因。你会知道,当王蒙讲“宽容”的时候,他是在警惕日丹诺夫那样的将崇高词句挂在嘴上的左派领袖,对左琴科这样的“揭露苏联人的愚蠢”、和阿赫玛托娃这样的描写“渺小狭隘的个人生活”的作家的肆意砍伐,这样,所有能够消解这种“伪崇高”的力量(包括王朔),都在王蒙的肯定之类,王蒙的“宽容”便主要是一种政治、政策性宽容——这种宽容包涵了对人的基本权力的捍卫(哪怕其中一些人品质并不高尚、甚至很渺小)。这从另一方面衬托出了王蒙的“不宽容”:对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以“崇高”词句出现的攻击、污蔑、伤害他人的人,那是不能讲“宽容”的,至少,那是不能以“宽容”为由而容纳之的。 然而,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对信念的依托是与对强权的依托一体化的,对文的依托也是与对人的依托一体化的,特别是,当王朔这样的英雄在消解“伪价值”时连“价值”本身也消解时(即将洗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当王朔即便没有这样明显的意图但确实又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时,王蒙的“宽容”自然就被移位,在人“需要不需要崇高之追求”“需要不需要价值之追求”的层面上引起了争论,乃至遭到为“崇高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人士的抨击。在我看来,由于争论双方均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对崇高本身的辨析和崇高在中国文化中的显现形态的研究),这就使争论双方不仅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同样的弊端,而且在中国现代文明价值重建的方位上,也存在着同样的偏差。 对王蒙的批判者(以年青人居多)而言,他们可以指责王蒙出于对“左”的恐惧心理而在维持最低限度的价值水准(见《内心恐惧:王蒙思维的特征》,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0日,也可以指责王蒙将“政治宽容与文化批判”的并行不悖性混淆了(《宽容与批判》同上,更可以指责在中国现阶段提倡“宽容”,客观上起到藏污纳垢的消极作用,从而远离实际意义上的“宽容”(《被涂改了的宽容》,中华读书报,1995年3月29日),但我想说的是:这种指责存在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弊端(这也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弊端),从而简单化地处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平庸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状况下,详和、安定、柔弱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指责这种生存状况的平庸性,但其“超越性”,却不可以克服这种生存状况为前提。 这样,出于对“左”的恐惧的心理就是正常的(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处在过程之中),而对这种心理的超越只是“不满足”这种心理的同义语——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吕荧是在“不满意”没人说真话的前提下站出来说话的,但假如站出来说话就会杀头,吕荧是否还能成为吕荧,就可能是一个疑问(西方的伽利略同样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即便杀头也要站出来说真话的普遍性要求,便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并蕴含着对人的求生存欲望的冷酷和粗暴。其次,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或者即便完成了,也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分家,这就使得文化批判在中国,不可能不考虑其政治性的效应,在现阶段,也不得不考虑被各种政治性的力量所利用。这就使得与政治无关的所谓纯洁的文化批判,显得十分天真。这种天真,是简单地依附西方理论(如贝尔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分天下)。其结果,市场经济本来必然伴随着世俗化,而对世俗化的文化性批判,就会成为反感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借口,或阻碍改革的保守性文化力量的凭藉。 再说,“宽容”不是纵容,“宽容”不是无原则性和鱼龙混杂,确实是“宽容”应该具有的题中之意,但这对具有近代人文主义传统和多元而不混乱的西方比较合适,但对传统价值已经分崩离析、新的中国当代性价值一直没有建立、因而我们现在并没有值得凭藉的“真理”的中国,似乎并不贴切。比如,“利己”和“损人利己”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是搅和在一起而被贬斥的,当“义”是“轻利”之意时,“见利思义”在客观上就起到抑制人的利己欲望之冲动的效用,从而失去对当代人从欲望世界中走出来的引导用。这样,如果我们以这种价值体系为原则,在克服“鱼”的同时,也便会将受“宽容”保护的“龙”也克服掉。 因此,“宽容”是对人的利己欲望本身的宽容(哪怕是一个人只追求利益的满足),而制约“损人”行为,一方面取决于法律的健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来引导,而不是通过一个“拒绝宽容”来消除。 自然,这并不将王蒙本身的问题遮蔽了。比较起来,对极左政治损害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崇高”之恐惧,导致对不同于生存现实的价值追求的淡漠,进而使王的“宽容观”不注重对除“违法乱纪”以外的各种价值选择的甄别——尤其不注重对生存快乐价值和心灵依托价值的不同性进行甄别,最终导致王蒙的艺术世界既善解人意又支离破碎,导致王蒙的“宽容世界”的深处存在着极大的“空虚感”,进而影响王蒙作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力度,可能是王蒙在宽容问题上的最大之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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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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