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寬容背後的虛空（上）      朱大可 Zhu Dake

　　看來，有必要就王蒙的世界觀中的“寬容和多元”問題進一步的分析。這不僅是因為王蒙的上述創作現象直接與此相關，而且還牽涉到90年代之後王蒙與他的批判者之間的較量，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寬容”與“拒絶寬容”引發的，更重要的則是因為：理清王蒙“寬容”的實質，有益於我們更深地把握當代所謂多元化社會中潛藏着的問題、從而也更深刻地把握我們自身(包括對王蒙的批判者)既渴望多元、又不滿意各種價值“等值”的兩難的狀況。　　瞭解王蒙的“寬容觀”，可能首先必須把王蒙的《寬容與嫉惡如仇》(中華讀書報，1995年3月1日)與《想起了日丹諾夫》(讀書，1995年4月號)等文章聯繫起來讀，然後你才能瞭解王蒙為什麽支持王朔的“躲避崇高”，瞭解王蒙對人文精神討論為什麽持極大的保留態度的歷史性原因。你會知道，當王蒙講“寬容”的時候，他是在警惕日丹諾夫那樣的將崇高詞句挂在嘴上的左派領袖，對左琴科這樣的“揭露蘇聯人的愚蠢”、和阿赫瑪托娃這樣的描寫“渺小狹隘的個人生活”的作傢的肆意砍伐，這樣，所有能夠消解這種“偽崇高”的力量(包括王朔)，都在王蒙的肯定之類，王蒙的“寬容”便主要是一種政治、政策性寬容——這種寬容包涵了對人的基本權力的捍衛(哪怕其中一些人品質並不高尚、甚至很渺小)。這從另一方面襯托出了王蒙的“不寬容”：對以“左”的面目出現的、以“崇高”詞句出現的攻擊、污衊、傷害他人的人，那是不能講“寬容”的，至少，那是不能以“寬容”為由而容納之的。　　然而，由於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對信念的依托是與對強權的依托一體化的，對文的依托也是與對人的依托一體化的，特別是，當王朔這樣的英雄在消解“偽價值”時連“價值”本身也消解時(即將洗澡水與嬰兒一同潑掉)，當王朔即便沒有這樣明顯的意圖但確實又産生了這樣的效果時，王蒙的“寬容”自然就被移位，在人“需要不需要崇高之追求”“需要不需要價值之追求”的層面上引起了爭論，乃至遭到為“崇高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人士的抨擊。在我看來，由於爭論雙方均忽略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對崇高本身的辨析和崇高在中國文化中的顯現形態的研究)，這就使爭論雙方不僅在思維方式上存在同樣的弊端，而且在中國現代文明價值重建的方位上，也存在着同樣的偏差。　　對王蒙的批判者(以年青人居多)而言，他們可以指責王蒙出於對“左”的恐懼心理而在維持最低限度的價值水準(見《內心恐懼：王蒙思維的特徵》，中華讀書報，1995年5月10日，也可以指責王蒙將“政治寬容與文化批判”的並行不悖性混淆了(《寬容與批判》同上，更可以指責在中國現階段提倡“寬容”，客觀上起到藏污納垢的消極作用，從而遠離實際意義上的“寬容”(《被塗改了的寬容》，中華讀書報，1995年3月29日)，但我想說的是：這種指責存在着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的弊端(這也是20世紀新文化運動的弊端)，從而簡單化地處理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和平庸的問題。這是因為，在中國文化狀況下，詳和、安定、柔弱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我們可以指責這種生存狀況的平庸性，但其“超越性”，卻不可以剋服這種生存狀況為前提。　　這樣，出於對“左”的恐懼的心理就是正常的(尤其是中國的政治改革還處在過程之中)，而對這種心理的超越衹是“不滿足”這種心理的同義語——在批判鬍風的大會上，呂熒是在“不滿意”沒人說真話的前提下站出來說話的，但假如站出來說話就會殺頭，呂熒是否還能成為呂熒，就可能是一個疑問(西方的伽利略同樣經受不住這樣的考驗)。這樣，即便殺頭也要站出來說真話的普遍性要求，便成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審美理想，並藴含着對人的求生存欲望的冷酷和粗暴。其次，由於中國的政治改革還處於未完成狀態，或者即便完成了，也不可能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和文化分傢，這就使得文化批判在中國，不可能不考慮其政治性的效應，在現階段，也不得不考慮被各種政治性的力量所利用。這就使得與政治無關的所謂純潔的文化批判，顯得十分天真。這種天真，是簡單地依附西方理論(如貝爾的經濟、政治、文化三分天下)。其結果，市場經濟本來必然伴隨着世俗化，而對世俗化的文化性批判，就會成為反感市場經濟的社會政治力量的藉口，或阻礙改革的保守性文化力量的憑藉。　　再說，“寬容”不是縱容，“寬容”不是無原則性和魚竜混雜，確實是“寬容”應該具有的題中之意，但這對具有近代人文主義傳統和多元而不混亂的西方比較合適，但對傳統價值已經分崩離析、新的中國當代性價值一直沒有建立、因而我們現在並沒有值得憑藉的“真理”的中國，似乎並不貼切。比如，“利己”和“損人利己”在傳統價值體係中是攪和在一起而被貶斥的，當“義”是“輕利”之意時，“見利思義”在客觀上就起到抑製人的利己欲望之衝動的效用，從而失去對當代人從欲望世界中走出來的引導用。這樣，如果我們以這種價值體係為原則，在剋服“魚”的同時，也便會將受“寬容”保護的“竜”也剋服掉。　　因此，“寬容”是對人的利己欲望本身的寬容(哪怕是一個人衹追求利益的滿足)，而製約“損人”行為，一方面取决於法律的健全，另一方面則取决於建立新的價值觀念來引導，而不是通過一個“拒絶寬容”來消除。　　自然，這並不將王蒙本身的問題遮蔽了。比較起來，對極左政治損害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的“崇高”之恐懼，導致對不同於生存現實的價值追求的淡漠，進而使王的“寬容觀”不註重對除“違法亂紀”以外的各種價值選擇的甄別——尤其不註重對生存快樂價值和心靈依托價值的不同性進行甄別，最終導致王蒙的藝術世界既善解人意又支離破碎，導致王蒙的“寬容世界”的深處存在着極大的“空虛感”，進而影響王蒙作品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思想力度，可能是王蒙在寬容問題上的最大之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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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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