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中，王蒙是最早在艺术形式上予以探索的作家，这足以证明王蒙对现代气息的敏锐感受力。时至今日，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已经上升到本质的高度，无形中似乎默许了王蒙当初在艺术形式上的首创精神；而小说形式的探索在90年代的偃旗息鼓，似乎也昭示了王蒙当初艺术创新上的问题。它预示着小说探索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诚如第三代诗是纯然的个体诗一样，先锋派的小说最好的结局是象美国的达达主义文学那样，最后自己写给自己看，批评和解释必将成为一种多余。 这一点暂且不必去说它。只是王蒙在当初绝然不会料到他的艺术探索会有这样一种结局，也且不说这种结局就是坏事情——真正的艺术家(不管是为大众而写还是为沙龙而写)，在其素质上都应该有承受孤独的心理准备，并且能体验伴随着孤独的自由感。只是它所显露的一个事实是：中国艺术家在本质上恐怕都是太重内容、重意义、重道德的，具有一种强烈的介入意识，当这种介入因为某种负面的原因被先锋派们转向个人性体验、而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仍然掺杂着昔日文化和政治的阴影时，他们就难免给人一种“硬体验”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从刘索拉、残雪、莫言和洪峰这批探索性作家的作品中发现。 因此，当中国作家作为个体的生存处在不自由的状态时，他们能否进入人类性的层面进行自由的个体体验就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另一方面，当形式的探索及其艺术本体的建设成为80年代部分艺术家自救的方式之后，在本质上他们其实不应该再希冀文学获得昔日那般的社会效应及评论的首肯，因为严格说来本体意味的小说是体验的方式，而评论家们没有必要将这种诉诸文字，要普通读者也接受——诉诸文字的已不再是体验，而是升华了的理性化的体验内容(评论充其量只能告诉一般读者体验的方式)。这种现像或许可以说明另一个迹象：当初先锋派艺术家、评论家追求的正是一种孤独性的个体价值，但是一旦这种价值实现之后他们又不能忍受孤独，这就一方面提出其孤独的内含是否是真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部分先锋少年儿童身上也残留着的中国人的孩童素质：他们太注重依赖了。 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出国，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对寻求出国的人来说，他们很大程度上向往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环境，而不是说明他们对政治完全失去了热情(这不同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和文明的厌倦，只不过是想换一种活法而已)，这使得他们的出国带有极大的功利目的；另一方面，当他们出去了以后，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轻松感的同时，又并不一定习惯为生计所付出的艰辛而低下的劳动、及至人格尊严的丧失，以及在失去了中国伦理温情后产生的孤独感，这样他们就并不一定过得快活。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就体现在这里：现在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他们都很难快活起来。 中国艺术家们的艺术探索就是基于这种低调的文化背景之上。这使得艺术探索的缘起并不纯粹是因为艺术自身的缘故。而是只有通过艺术探索，中国的一部分艺术家才可以摆脱某种痛苦的现实。当然，王蒙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应该说，他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感，远远比不上刘索拉、徐星、残雪、洪峰、马原这类作家强烈。他甚至是以一种对社会基本肯定的态度介入艺术形式的探索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王蒙之所以诉诸于艺术探索，在我看来一方面是他较早地感觉到传统的创作手法无法很好地再现现代人的心理空间，有拓新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可能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作品所传达的社会意蕴已经成为一种定性，这种定性包涵了他对事业和理想的信念，这是不可移易的。这种不可移易性既限制了他的才能的任意发挥，其传导的内容又有悖于同行们对社会的尖锐批判。因此他才大踏步地、一天一个花样地通过熔冶各种艺术手法于一炉，来体现他是最为关心艺术的。对于王蒙来说，他不可能在本体的意义上提出艺术形式的变革，而只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好地拓展他所不能更改的文化内容，其结果也就更容易使他的内容获得一种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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