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撿拾瑣碎生活片斷:我的先生王蒙   》 十足教條(一)      方蕤 Fang Rui

  王蒙是一個十足的教條主義者。他的教條,嚴重起來甚至使你覺得受不了,使你覺得沒法跟他過正常生活,遇到這種情況,我就謝天謝地,幸虧他沒有“洋博士”學位,要不,讓人活不活了。  王蒙理論先行的做法,以至發展為生硬的教條主義,我手上的例子也還不少:天氣預報如果說沒雨,那麽出門時,即使天正在下雨,他也不會打雨傘;室內的溫度計明明放在散熱器附近,表內的指示度數肯定偏高,即使室內再涼,他也不覺得。一次鼕天在外地住旅館,他調了一陣空調後,立即說溫度升高了,我說感覺反而涼了,最初他不相信,經過檢查,原來換進來的是冷風。我們還在新疆時,一次,好友李洪看見王蒙洗完的衣裳搭在院子裏的繩子上,滿是一縷縷的褶子,還濕淋淋地往下滴水。她十分憐惜地對王蒙說:“你要是沒勁兒,就別洗了。”其實,王蒙並不是沒勁兒,而是十足的教條主義。他篤信報紙上的一切科普文章,有一篇文章說洗完衣服不能用力擰幹,否則會傷害織品。從此,王蒙洗完後去晾曬的衣服都是水淋淋的。  生活中有許多小事,不值得費腦子去分析,而且有很多事本身就那麽簡單,比如:用電器的工作電壓是10伏,就不能接在20伏上;一盞燈白天不亮,夜間沒人動突然它自行亮了;巴西木喜熱不能過早搬出室外……類似這些小事,他都要以科學道理分析半天。  有一年夏天,我們去北戴河度假,住在東山賓館8號樓。這是一棟20年代洋人蓋的別墅,大石塊砌的石壁,前廊的閣樓,像是一座古老的碉堡,別有情趣。它座落在緑蔭中,旁邊有兩棵巨大的楊樹。在兩棵楊樹的枝頭葉片中,有數不清的知了(蟬),天愈熱,知了叫得愈歡,匯成一麯大合奏。  知了的聲音吵得我日夜不得安寧,整天耳膜嗡嗡作響。在這般惡劣的環境下,王蒙居然反應不大,我很奇怪,他在平時很怕刺激的聲音,這次怎麽回事呢?他說:“知了叫,跟大自然的電閃雷鳴、颳風下雨一樣,都是天然的。不像在你窗前過的汽車、火車或什麽機器聲,那些是噪音,實在不能容忍。”  他說這些,純屬把教條化作了血肉,因教條而改變了聽覺等生理反應。莫非他的一切愛憎親疏喜樂都是被一定的邏輯根據所决定的?好在我們一起生活了幾十年,可以說得上是白頭到老,這與任何科學無關。  若是你從《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中認識王蒙,準以為他是個鋒芒畢露多棱多角的人物,但是,他的老實規矩,你是意想不到的。  他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有點兒近於死板,氣得孩子們說他極“左”,是教條主義者。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多次回北京探親,但是王蒙不肯與我同行,他說沒有請示,自己不好擅自行動。  近十幾年,他多次出國,美洲、歐洲、東南亞、非洲、澳洲,走訪了二三十個國傢,得到的貴重一些的禮物,全部上繳。  1989年他“下臺”以後,我纔有機會同他一起去過幾個國傢。在國外,無論是正式演講或回答學生的問題,還是接受采訪或隨意與朋友交談,他一貫以自己的見解,以真摯的愛為出發點,尋求一個和諧的契合點;或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為國為民講話,客觀地交流情況。我們在美國見到一些滯留未歸的中國作傢,如果對方徵求他的意見,譬如去留的問題,他毫不猶豫地勸他們都回來:“你如果寫作,衹有在自己的國土上,纔會有生活,纔會有根。”  他在遵守時間方面,毫不通融:每次用車他說幾點到,你就一定要準時;你如果搭他一次車,動作慢半拍,他都會跟你發火;他到一個地方,一定會跟司機交代好是一個小時辦完事,還是需要幾點來接。他心中想着他人。出訪一個月,或是三個月,他决不會在返程時晚一天,這是他給自己製定的紀律。每天上午是他的黃金時間,用來寫作,這個時間他是不允許輕易被他人占用的。  傢裏的電話,那個時侯是公傢給裝的,孩子用的時間長了,他就馬上進行干涉。  他愛惜時間的一個原因,是他愛節約。有一次,鐵凝從石傢莊打來長途,當他們正說得很起勁時,鐵凝又提出一些話題,王蒙卻說:“別占時間了,這是長途。”有一次在接女兒伊歡從荷蘭打來的電話,還引起誤解,鬧出笑話:伊歡詢問傢中的一些情況,王蒙沒多說一個字,衹回答“對”或“是”,那天孫子小雨正在旁邊,非要問一聲“姑姑好”,也被爺爺製止了。挂上電話後,女兒以為傢中發生了什麽不愉快的事,放心不下,跟女婿又通電話又寫信詢問此事,欲問個明白。最後得知是爸爸怕過多占用她的電話時間,沒敢跟她多費一句話。這種精神、財物雙損失的後果大概是王蒙所未曾料到的。  隨着年齡的增長,王蒙的牙齒一顆接着一顆地壞掉,常常痛得難以成眠,這真是他的一大災難。他很怕拔牙,因為聽一位親戚說,一位牙科醫生在給病人拔牙,用的是老虎鉗和錘子,一通敲打之後,沒把壞牙拔掉,倒把好牙拔掉了,還把口腔捅了一個洞。當然這種傳說帶有戲劇性的誇張,但是他聲明自己的神經末梢敏銳,一想起老虎鉗子就受不了。何況他在同仁醫院拔第一顆牙時,也受了驚:醫生沒等麻藥起作用,就開始拔,當時他痛得險些昏倒,在他離開醫院,等來無軌電車時,牙床纔感到麻木。回到傢,他一隻手捂着半邊臉,面無血色,整整疼了三天,也不能進食。這些年來,治牙病是他一大心理障礙。  或許他根本就沒法對付這個心理障礙,由於他篤信醫學,有認死理的毛病。他戴了20多年的假牙,認為是大夫給配的,就應該戴。可他的假牙配得不合適,帶上去牙床疼痛,牙齦發炎,而且那個金屬環用舌尖一舔上去,再用手往下撥就下來了。我說不合適你就別戴了,他說:假牙就是這樣,戴着戴着就合適了,有個過程,戴就要堅持戴,不要怕疼;你不戴,它的鄰牙也會相繼一個一個地全掉了。他說了一大套理論。  近日他的假牙損壞,不得不去醫院治,遇見一位高明的大夫,是北京醫院的湯醫生,她為他治了牙,修了牙。前幾天,王蒙從醫院回來,沒等坐穩就忙着發表感慨:“我戴了20多年的假牙,都不懂,今天戴的纔是假牙。敢情做好了沒有什麽不舒服的。我真傻,怎麽會戴了20多年痛苦的假牙?”後來這一通話,快成祥林嫂的口頭禪了。  他從來就是這樣認死理。我配的假牙也不合適,他勸我一定要戴,命令似的一定要我戴,他的理論根據是假牙就是假的,是不可能合適的。我實在無法接受他的理論,纔感覺有些不適,就及時地把它(假牙)扔在一邊。  他運用拔牙的經驗,寫下小說《選擇的歷程》,我認為雖然他對牙科知識的瞭解實在太少,但還是寫了一篇極有味道的小說。  天空的彩霞在彌漫,漸漸昏暗,遠處的路燈一下子亮了起來。這是一個秋天的傍晚,風兒吹來涼爽宜人,我倆漫步在小路上,與匆匆趕路的行人不斷擦肩而過。  本來我們是漫不經心地散步,驟然王蒙說:“如果我不是搞文學,當初上了理工大學,再讀了博士,那該多好啊!”“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你的數學老師不就說過嗎?你當初如果學了數學,會成為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我又說:“如果你得了洋博士,那麽也許我們就走不到一塊兒了。”他不容我說完,頗有點兒詩意地說:“你也是博士,我們在美國相會。”我們相互送了一頂高帽。實際上我知道,這是他在感嘆自己沒能係統地攻讀某個學科——正是求學年華,他卻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浪潮中,14歲時已經是一名少年布爾什維剋,作為正規的學校教育,他僅僅讀到高中一年級。而誰能相信,他在感慨沒能拿上博士時,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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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江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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