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捡拾琐碎生活片断：我的先生王蒙   》 十足教条（一）      方蕤 Fang Rui

　　王蒙是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者。他的教条，严重起来甚至使你觉得受不了，使你觉得没法跟他过正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谢天谢地，幸亏他没有“洋博士”学位，要不，让人活不活了。　　王蒙理论先行的做法，以至发展为生硬的教条主义，我手上的例子也还不少：天气预报如果说没雨，那么出门时，即使天正在下雨，他也不会打雨伞；室内的温度计明明放在散热器附近，表内的指示度数肯定偏高，即使室内再凉，他也不觉得。一次冬天在外地住旅馆，他调了一阵空调后，立即说温度升高了，我说感觉反而凉了，最初他不相信，经过检查，原来换进来的是冷风。我们还在新疆时，一次，好友李洪看见王蒙洗完的衣裳搭在院子里的绳子上，满是一缕缕的褶子，还湿淋淋地往下滴水。她十分怜惜地对王蒙说：“你要是没劲儿，就别洗了。”其实，王蒙并不是没劲儿，而是十足的教条主义。他笃信报纸上的一切科普文章，有一篇文章说洗完衣服不能用力拧干，否则会伤害织品。从此，王蒙洗完后去晾晒的衣服都是水淋淋的。　　生活中有许多小事，不值得费脑子去分析，而且有很多事本身就那么简单，比如：用电器的工作电压是10伏，就不能接在20伏上；一盏灯白天不亮，夜间没人动突然它自行亮了；巴西木喜热不能过早搬出室外……类似这些小事，他都要以科学道理分析半天。　　有一年夏天，我们去北戴河度假，住在东山宾馆8号楼。这是一栋20年代洋人盖的别墅，大石块砌的石壁，前廊的阁楼，像是一座古老的碉堡，别有情趣。它座落在绿荫中，旁边有两棵巨大的杨树。在两棵杨树的枝头叶片中，有数不清的知了（蝉），天愈热，知了叫得愈欢，汇成一曲大合奏。　　知了的声音吵得我日夜不得安宁，整天耳膜嗡嗡作响。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下，王蒙居然反应不大，我很奇怪，他在平时很怕刺激的声音，这次怎么回事呢？他说：“知了叫，跟大自然的电闪雷鸣、刮风下雨一样，都是天然的。不像在你窗前过的汽车、火车或什么机器声，那些是噪音，实在不能容忍。”　　他说这些，纯属把教条化作了血肉，因教条而改变了听觉等生理反应。莫非他的一切爱憎亲疏喜乐都是被一定的逻辑根据所决定的？好在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说得上是白头到老，这与任何科学无关。　　若是你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认识王蒙，准以为他是个锋芒毕露多棱多角的人物，但是，他的老实规矩，你是意想不到的。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点儿近于死板，气得孩子们说他极“左”，是教条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多次回北京探亲，但是王蒙不肯与我同行，他说没有请示，自己不好擅自行动。　　近十几年，他多次出国，美洲、欧洲、东南亚、非洲、澳洲，走访了二三十个国家，得到的贵重一些的礼物，全部上缴。　　1989年他“下台”以后，我才有机会同他一起去过几个国家。在国外，无论是正式演讲或回答学生的问题，还是接受采访或随意与朋友交谈，他一贯以自己的见解，以真挚的爱为出发点，寻求一个和谐的契合点；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国为民讲话，客观地交流情况。我们在美国见到一些滞留未归的中国作家，如果对方征求他的意见，譬如去留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劝他们都回来：“你如果写作，只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才会有生活，才会有根。”　　他在遵守时间方面，毫不通融：每次用车他说几点到，你就一定要准时；你如果搭他一次车，动作慢半拍，他都会跟你发火；他到一个地方，一定会跟司机交代好是一个小时办完事，还是需要几点来接。他心中想着他人。出访一个月，或是三个月，他决不会在返程时晚一天，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纪律。每天上午是他的黄金时间，用来写作，这个时间他是不允许轻易被他人占用的。　　家里的电话，那个时侯是公家给装的，孩子用的时间长了，他就马上进行干涉。　　他爱惜时间的一个原因，是他爱节约。有一次，铁凝从石家庄打来长途，当他们正说得很起劲时，铁凝又提出一些话题，王蒙却说：“别占时间了，这是长途。”有一次在接女儿伊欢从荷兰打来的电话，还引起误解，闹出笑话：伊欢询问家中的一些情况，王蒙没多说一个字，只回答“对”或“是”，那天孙子小雨正在旁边，非要问一声“姑姑好”，也被爷爷制止了。挂上电话后，女儿以为家中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放心不下，跟女婿又通电话又写信询问此事，欲问个明白。最后得知是爸爸怕过多占用她的电话时间，没敢跟她多费一句话。这种精神、财物双损失的后果大概是王蒙所未曾料到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蒙的牙齿一颗接着一颗地坏掉，常常痛得难以成眠，这真是他的一大灾难。他很怕拔牙，因为听一位亲戚说，一位牙科医生在给病人拔牙，用的是老虎钳和锤子，一通敲打之后，没把坏牙拔掉，倒把好牙拔掉了，还把口腔捅了一个洞。当然这种传说带有戏剧性的夸张，但是他声明自己的神经末梢敏锐，一想起老虎钳子就受不了。何况他在同仁医院拔第一颗牙时，也受了惊：医生没等麻药起作用，就开始拔，当时他痛得险些昏倒，在他离开医院，等来无轨电车时，牙床才感到麻木。回到家，他一只手捂着半边脸，面无血色，整整疼了三天，也不能进食。这些年来，治牙病是他一大心理障碍。　　或许他根本就没法对付这个心理障碍，由于他笃信医学，有认死理的毛病。他戴了20多年的假牙，认为是大夫给配的，就应该戴。可他的假牙配得不合适，带上去牙床疼痛，牙龈发炎，而且那个金属环用舌尖一舔上去，再用手往下拨就下来了。我说不合适你就别戴了，他说：假牙就是这样，戴着戴着就合适了，有个过程，戴就要坚持戴，不要怕疼；你不戴，它的邻牙也会相继一个一个地全掉了。他说了一大套理论。　　近日他的假牙损坏，不得不去医院治，遇见一位高明的大夫，是北京医院的汤医生，她为他治了牙，修了牙。前几天，王蒙从医院回来，没等坐稳就忙着发表感慨：“我戴了20多年的假牙，都不懂，今天戴的才是假牙。敢情做好了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真傻，怎么会戴了20多年痛苦的假牙？”后来这一通话，快成祥林嫂的口头禅了。　　他从来就是这样认死理。我配的假牙也不合适，他劝我一定要戴，命令似的一定要我戴，他的理论根据是假牙就是假的，是不可能合适的。我实在无法接受他的理论，才感觉有些不适，就及时地把它（假牙）扔在一边。　　他运用拔牙的经验，写下小说《选择的历程》，我认为虽然他对牙科知识的了解实在太少，但还是写了一篇极有味道的小说。　　天空的彩霞在弥漫，渐渐昏暗，远处的路灯一下子亮了起来。这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风儿吹来凉爽宜人，我俩漫步在小路上，与匆匆赶路的行人不断擦肩而过。　　本来我们是漫不经心地散步，骤然王蒙说：“如果我不是搞文学，当初上了理工大学，再读了博士，那该多好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你的数学老师不就说过吗?你当初如果学了数学，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我又说：“如果你得了洋博士，那么也许我们就走不到一块儿了。”他不容我说完，颇有点儿诗意地说：“你也是博士，我们在美国相会。”我们相互送了一顶高帽。实际上我知道，这是他在感叹自己没能系统地攻读某个学科——正是求学年华，他却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浪潮中，14岁时已经是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作为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仅仅读到高中一年级。而谁能相信，他在感慨没能拿上博士时，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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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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