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在世故中把玩“批判”（下）      朱大可 Zhu Dake

　　表面上看，王蒙從復出之後由“單純”變為“雜色”，主要是因為社會太復雜，因此我們也不得不復雜起來。但也可以說我們大傢都變得復雜、圓熟和世故，為了掩蓋我們對責任的推卸，纔以“社會變得復雜了”為搪塞的理由。社會根本上說來不外是每個人所思所想所組成的關係，正因為大傢都這麽想，社會纔顯現出被我們所認為的那樣。　　簡單地說，十年浩劫後的今天相對於之前的十七年，便是愈加暴露出它體製上的根本弊端，這使得人們對它的認識，相對於五十年代那個貌似平靜的歲月，要清晰得多，深刻得多。對中國文化來說，很多時候表面的平靜往往是將更多不平靜的因素抑製下來了而已，其欺騙性又常常使得我們心甘情願地運用一種單純的思維去對待實際上是更為復雜的社會。“文化大革命”顯然就是這種思維付出的代價。在獲得復雜的思維的意義上，“文化大革命”倒是應該肯定的。否則“文化大革命”便可能推遲，但必將還要發生。衹是：單純有的時候意味着淺薄、稚嫩，但有的時候又意味着一種堅定、力度和深刻，特別是經過了復雜後的單純，將遠遠勝於復雜本身。復雜並不是我們追求的目的。而是我們獲得單純的一種手段和前提。設想，如果在我們沒有看清社會的深層弊端，我們血氣方剛、憤世嫉俗是一種單純的淺薄，那麽在我們看清了這種弊端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改變當年熱情有餘而分析不夠的批判，成為一種單純的深刻？而且熱情並不與深刻完全無緣，就像成熟與心平氣和有時也聯襟着平庸一樣；何況怨天尤人有時也會出驚人之語，貌似全面的理論有時卻會老生常談。　　問題顯然不在於“單純”和“復雜”本身。“單純”和“復雜”有的時候可能會同時通嚮淺薄，有的時候也可能會同時通嚮深刻。這種情況表現在王蒙身上，我們就看到：一方面，我們從《布禮》《雜色》《蝴蝶》等小說的結尾，總是看到作者的一種很難說清楚的樂觀——儘管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其一生的坎坷中有矛盾、有痛苦、有對社會的批判甚至絶望等種種復雜的心理活動，但是最後他們仍然選擇了對信念的忠誠；另一方面，我們從《風箏飄帶》《活動變人形》等以“善意的嘲諷”為主的作品中，感到王蒙實際上已具備了“深刻的單純”的條件——王蒙發現生活中各種社會弊端以及這種弊端之間的深層聯繫的能力，在他同代作傢中並不亞於劉賓雁等，甚至可以說是傑出的，但是王蒙的批判之所以和劉賓雁的批判形態截然相反，除了性格上的因素和批判觀念的差異外，我想王蒙“不得罪人”的潛意識常常稀釋着他的敏銳，把很多本來可能被深化的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四分五裂。　　結果我們看到，王蒙揭示一種社會弊端，他就同時可能羅列一大串社會弊端，再加語言上長短句和急促的節奏處理，使人們難免有眼花繚亂之感。這種批判當然可以作為批評中的一種形態而存在——這種舉一反三和發散式的批判無疑還具有一種敏銳的涵蓋力。但這種敏銳的涵蓋力裏更多的是一種機智，是一種超脫。我們對之難免産生這樣的疑惑：本來，憑王蒙的素質似乎可以避免這樣，但王蒙之所以有時給我們這種感覺，是否與他意識深處一種“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有關？這種意識在傳統與現代越發尖銳對立、知識分子的獨立的批判精神愈來愈成為一種社會性呼喚之際，是否本身就是無法解决的矛盾？抑或本身就是一種並不值得完全肯定的傳統文化現象？　　這種文化現象體現在批判上，一方面具有儒傢“溫柔敦厚”“點到即止”的特質，另一方面在批判的方式上又具有一種道傢的隨意性、任意性和超脫性；於是王蒙衹好常常將他難能可貴的敏銳化為機智——王蒙顯得會批判了。他能使批判者與被批判者皆沉浸在一種類似相聲的氛圍中，其效果一方面能使他的批判達到一種讓被批判者自我感化與悟化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因激怒對方而造成批判者自身的麻煩，因此這種批判在另一種意義也具有一種“牢騷”的性質。甚至可以說，中國現在各階層的人對社會的批判都具有一種“牢騷”的性質，衹不過排隊買菜的老太太們和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我們，其牢騷的形態不一樣罷了。“牢騷”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判其嚴肅性中多少夾雜着戲謔和情感的成份。久而久之，它消耗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敏銳和思想，甚至常常使得他們將其才華使用在批判的技巧之中。因此這種批判就很難觸及批判對象的根底，其力度的匱乏是使其批判帶有膚淺性和無意義性的緣由。　　其實，問題並不在於諸如“善意的嘲諷”自身。幽默在效果上也近於“善意的嘲諷”之效果。它們使用在一些並不沉重的場合，其作用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幽默是智者和勇者的批評方式之一。但在總體上缺乏幽默感的中國人，在現階段還沒有達到運用幽默就可以針砭時弊或接受針砭的階段。西方人那種在輕鬆的批判氛圍中就能完成一種思想的變革的情況，在中國基本上沒有過。這使得愛因斯坦對牛頓的超越，在文化的意義上决不像在中國這麽艱難。　　這樣，在批判問題上缺乏幽默傳統的民族，幽默就常常不是在它本來的意義上使用的。幽默是嚴肅的、認真的，有時甚至還包含着痛苦，幽默並不與批評的力度相左。但調侃卻是非嚴肅的、逍遙的，它接近於噱頭和貧嘴，它是主體在客體面前的一種無可奈何産生的自嘲。中國自古以來要麽就是孩子式的人身攻擊，要麽就是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的“非自我性批判”，要麽就是老藝人說相聲般的調侃。因此相聲藝術的發達，它的觀衆面之廣，在中國幾乎超過了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奧妙之一恐怕在於人們的各種牢騷和不滿，乃至極嚴肅的批判，都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予以淡化和宣泄。這種狀況無疑有着它某種必然性，但並不一定就導致它的合理性，尤其是在傳統文明進行當代性轉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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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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