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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向权威发难、颠覆文学——十作家批判（一） 》
在世故中把玩“批判”（下）
朱大可 Zhu Dake
表面上看，王蒙从复出之后由“单纯”变为“杂色”，主要是因为社会太复杂，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复杂起来。但也可以说我们大家都变得复杂、圆熟和世故，为了掩盖我们对责任的推卸，才以“社会变得复杂了”为搪塞的理由。社会根本上说来不外是每个人所思所想所组成的关系，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社会才显现出被我们所认为的那样。 简单地说，十年浩劫后的今天相对于之前的十七年，便是愈加暴露出它体制上的根本弊端，这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相对于五十年代那个貌似平静的岁月，要清晰得多，深刻得多。对中国文化来说，很多时候表面的平静往往是将更多不平静的因素抑制下来了而已，其欺骗性又常常使得我们心甘情愿地运用一种单纯的思维去对待实际上是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显然就是这种思维付出的代价。在获得复杂的思维的意义上，“文化大革命”倒是应该肯定的。否则“文化大革命”便可能推迟，但必将还要发生。只是：单纯有的时候意味着浅薄、稚嫩，但有的时候又意味着一种坚定、力度和深刻，特别是经过了复杂后的单纯，将远远胜于复杂本身。复杂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是我们获得单纯的一种手段和前提。设想，如果在我们没有看清社会的深层弊端，我们血气方刚、愤世嫉俗是一种单纯的浅薄，那么在我们看清了这种弊端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改变当年热情有余而分析不够的批判，成为一种单纯的深刻？而且热情并不与深刻完全无缘，就像成熟与心平气和有时也联襟着平庸一样；何况怨天尤人有时也会出惊人之语，貌似全面的理论有时却会老生常谈。 问题显然不在于“单纯”和“复杂”本身。“单纯”和“复杂”有的时候可能会同时通向浅薄，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同时通向深刻。这种情况表现在王蒙身上，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我们从《布礼》《杂色》《蝴蝶》等小说的结尾，总是看到作者的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乐观——尽管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其一生的坎坷中有矛盾、有痛苦、有对社会的批判甚至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但是最后他们仍然选择了对信念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从《风筝飘带》《活动变人形》等以“善意的嘲讽”为主的作品中，感到王蒙实际上已具备了“深刻的单纯”的条件——王蒙发现生活中各种社会弊端以及这种弊端之间的深层联系的能力，在他同代作家中并不亚于刘宾雁等，甚至可以说是杰出的，但是王蒙的批判之所以和刘宾雁的批判形态截然相反，除了性格上的因素和批判观念的差异外，我想王蒙“不得罪人”的潜意识常常稀释着他的敏锐，把很多本来可能被深化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四分五裂。 结果我们看到，王蒙揭示一种社会弊端，他就同时可能罗列一大串社会弊端，再加语言上长短句和急促的节奏处理，使人们难免有眼花缭乱之感。这种批判当然可以作为批评中的一种形态而存在——这种举一反三和发散式的批判无疑还具有一种敏锐的涵盖力。但这种敏锐的涵盖力里更多的是一种机智，是一种超脱。我们对之难免产生这样的疑惑：本来，凭王蒙的素质似乎可以避免这样，但王蒙之所以有时给我们这种感觉，是否与他意识深处一种“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有关？这种意识在传统与现代越发尖锐对立、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批判精神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性呼唤之际，是否本身就是无法解决的矛盾？抑或本身就是一种并不值得完全肯定的传统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现象体现在批判上，一方面具有儒家“温柔敦厚”“点到即止”的特质，另一方面在批判的方式上又具有一种道家的随意性、任意性和超脱性；于是王蒙只好常常将他难能可贵的敏锐化为机智——王蒙显得会批判了。他能使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皆沉浸在一种类似相声的氛围中，其效果一方面能使他的批判达到一种让被批判者自我感化与悟化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因激怒对方而造成批判者自身的麻烦，因此这种批判在另一种意义也具有一种“牢骚”的性质。甚至可以说，中国现在各阶层的人对社会的批判都具有一种“牢骚”的性质，只不过排队买菜的老太太们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我们，其牢骚的形态不一样罢了。“牢骚”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其严肃性中多少夹杂着戏谑和情感的成份。久而久之，它消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敏锐和思想，甚至常常使得他们将其才华使用在批判的技巧之中。因此这种批判就很难触及批判对象的根底，其力度的匮乏是使其批判带有肤浅性和无意义性的缘由。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诸如“善意的嘲讽”自身。幽默在效果上也近于“善意的嘲讽”之效果。它们使用在一些并不沉重的场合，其作用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幽默是智者和勇者的批评方式之一。但在总体上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在现阶段还没有达到运用幽默就可以针砭时弊或接受针砭的阶段。西方人那种在轻松的批判氛围中就能完成一种思想的变革的情况，在中国基本上没有过。这使得爱因斯坦对牛顿的超越，在文化的意义上决不像在中国这么艰难。 这样，在批判问题上缺乏幽默传统的民族，幽默就常常不是在它本来的意义上使用的。幽默是严肃的、认真的，有时甚至还包含着痛苦，幽默并不与批评的力度相左。但调侃却是非严肃的、逍遥的，它接近于噱头和贫嘴，它是主体在客体面前的一种无可奈何产生的自嘲。中国自古以来要么就是孩子式的人身攻击，要么就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非自我性批判”，要么就是老艺人说相声般的调侃。因此相声艺术的发达，它的观众面之广，在中国几乎超过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奥妙之一恐怕在于人们的各种牢骚和不满，乃至极严肃的批判，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予以淡化和宣泄。这种状况无疑有着它某种必然性，但并不一定就导致它的合理性，尤其是在传统文明进行当代性转变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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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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