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權威意識與忠誠信念（下）      朱大可 Zhu Dake

　　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産生希望，正如中國農民很容易因為有口飯吃(現在是有口肉吃)就感到滿足一樣，並不一是件值得謳歌的事。嚴格說來，廉價希望的産生是一種尚未斷奶的孩童的心理。因此鐘亦成式的知識分子也會因為被平了反而這樣感嘆：“二十多年的學費沒有白交，我們的國傢，我們的人民，我們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也都深沉得多，老練得多，無可估量地成熟和聰明得多了。”顯然，鐘亦成對黨的未來是充滿信念的。這種信念單獨看來並無什麽不可，問題在於這種信念是源於黨過去太稚嫩，而現在已經成熟。它傳達的另一種信息便是我們黨不會再出現失誤。但是王蒙在進一步告訴我們他為什麽這麽樂觀這一點上卻顯得力不從心，與其說王蒙和他筆下的鐘亦成是在堅信黨會糾正自身的缺點和錯誤，不如說是他們在祝願黨在一早上就恢復她健康的肌體。　　因此人們自然會産生這樣的疑問：鐘亦成式的忠誠和信念是否能有效地作為其中一員參與黨的自身肌體的深刻變革，以適應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問題顯然不簡單地在於中國知識分子對黨、對理想和事業的忠誠信念以及獻身的熱情——正如理想和信念是人類特有的精神支柱一樣，每一個個體的人，也無時不在尋求信念和理想得以充實自己的精神生活。單單就此而言，我們甚至可以放棄歷史的評論，理解諸如梁曉聲筆下那幫知青轟轟烈烈在北大荒的獻身運動，也進而可以理解張承志的“戀父情緒”和部分尋根派作傢對土地的眷念。　　在人總得信念着什麽這一點上，我們甚至可以理解古代人對神和圖騰的崇拜，中世紀人對上帝和基督的虔誠，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皇帝的愚忠，這種在抽象的意義上關於信念的評價，我們暫時顯然應該放棄。因為我們不但缺乏形而上思辨的傳統，而且也缺乏審美評價的傳統。我們常常以情感評價替代理性反思，因此在理性評價有待於深入的時候，情感評價反倒是有害的。梁曉聲的《這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便是鮮明的一例。　　就其根本來說，梁曉聲是着重於情感性地評價了中國當代歷史上的知青運動。他關註知青人們獻身在北大荒、以及徵服沼澤地中迸發出的驚人的勇敢、自信和力量，相比較“傷痕文學”那過於直露的功利的歷史評價，前者無疑更容易激起人們對那段幾乎每人都有過的歷史的一種情感性眷念。甚至我們的“價值”就體現在這種眷念之中。但是我們何以要從應該否定的歷史中去發現“價值”本身，這已經顯示出我們不能忍受真正痛苦的孱弱性。對“文化大革命”和“知青運動”的審視如果是理性的和歷史的，那就必然應該是痛苦的。衹有經過這種痛苦，其情感性的眷念纔是有益無害的。可惜“傷痕文學”在肉體戕害的意義纔剛剛開始對歷史的評價，並且這種評價還沒有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層次，梁曉聲的知青文學便以一種相反的價值取嚮取而代之——想想傢傢戶戶在電視機旁為《今夜有暴風雪》中的裴曉雲抹眼淚的時候，我就不自禁地有些耽心人們是否能從這種同情中醒悟過來、而對之采取一種批評的眼光。聯想到張抗抗筆下的岑岑對可望不可即的“北極光”投註於一種審美的憧憬時，我同樣耽心她是否有一天會理解“信念，不僅僅是信念着，而且還包含信念什麽”。當目的成為和一個不確定性存在的時候，作為過程的獻身便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欺騙性。　　裴曉雲和岑岑顯然就是這種被欺騙的産物。一旦她們有一天醒悟到這種欺騙，她們便仍然會以一種情感態度對待過去的追求的事物，因此她們就難免不會成為劉索拉和王朔筆下的李鳴、莉莉和吳迪，以一種嘲弄一切的態度把玩自己。而且，一旦有一天她們又重新發現了“北極光”，比如說發現了天堂和北極光原來不在中國，她們便有可能重新投入當年裴曉雲和岑岑的熱情與代價為國獻身。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深刻的悲劇性循環。　　這樣看來，王蒙式的忠誠就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一種不太被我們所察覺的文化積澱。在這種積澱中，理想、信念與我們每個個體的關係就永遠是一種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於是，“不管母親有什麽錯，母親畢竟是母親”就成了一條通理。當血緣性關係滲透在社會與個人的原本應該是理性的關係之中時，一個被寬容了的母親便永遠會被寬容下去，而是否稱職這個問題便永遠屬於了兒子。　　不過，這種血緣性關係在王蒙這裏應該說還有些特別。王蒙的忠誠還不像更年輕一代的知識青年們那樣純真和充滿血氣，毋寧說王蒙的忠誠是全方位的。他忠誠黨，也忠誠於人民，在黨和人民之間，他所起的應該說是類似張思遠那樣的“橋梁”作用。或者說，他盡量在起着這種“橋梁”性的作用。當他忠於人民時，他無疑便成為普通群衆的一份子老張頭，同時會深深地眷念和回憶起青春年華和熱情，從心底裏涌起一股巨大的搏擊風浪的衝動(繆可言)；當他忠於黨時，他又會成為《悠悠寸草心》裏的“老理發師”，充分地理解和體諒我們黨探索現代化進程的艱巨性，而不是簡單地發牢騷。因為，“一個丟失了公民責任感的人的牢騷，究竟值幾分錢呢？”(《蝴蝶》)　　王蒙確實成熟了。這種成熟一方面標明了王蒙開始意識到“切切實實”地為人民的事業做一些實際工作的必要性，比單純的牢騷不知強多少倍，另一方面又透示着今天的王蒙在沉重的現實面前的一種無可奈何，是在這種無可奈何之下隱隱地潛藏着“生存着是重要的”文化意識和“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對現實的默認。橋梁作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平衡，平衡又往往會産生力的抵消。特別是，作為一個富有良知的文學家和作為一個有政治傢的強烈責任感的作傢之間産生不一致的時候，平衡和調解在這裏便是一種緩衝，其結局往往是什麽事也做不成。在當前中國政治體製發生深層變革並且對立的因素越來越明顯的時候，這種“平衡”和“溝通”所帶來的負面作用，恐怕是自以為很有經驗的王蒙始料不及的，並且將直接在另一個層面上影響王蒙對社會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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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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