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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史 》 戰國策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
前言
劉嚮 Liu Xiang
一
春秋後期，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動。周天子勢力漸衰，各諸侯國都要求獨立，想脫離周天子的“領導”，同時也為了抵禦其它諸侯的侵襲，都想加強本國的勢力。當時，士（知識分子）這一階層的人也各自創立了自己的學說和學派，對治國之道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諸侯國君為了加強本國的勢力，都需要積極地招賢納士。（《孔叢子·居衛》：“子思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各學派為了讓諸侯國君采納自己這一學派的主張，就大力進行宣傳。於是産生了各個學派為自己訓練“士”的大師。有的學派學生多到幾百、幾千。各學派的頭面人物親自到各諸侯國去宣傳遊說。孔丘曾到過齊、魯、衛、宋、陳、蔡、楚等國去遊說，墨翟也曾到過楚、魯、宋、齊等國去遊說。到了戰國時期，遊說之風更盛，荀子就到過燕、齊、楚、秦、趙等國去遊說，孟軻就到過魏、宋、鄒、滕、魯等國去遊說。孔丘的學生原憲就說過“學道不能行（實行）者謂之玻”（《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學道而行之”就是這些士津津樂道的，的確也是他們主觀的願望。事實上從這些士當中産生了許多我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傢和具有偉大人格的人物。當然，多數的士他們“學道”的目的，正如孔丘的學生子張那樣，在於“幹祿”（《論語·為政》），也就是說在於學做官。孔門的學生做官的就非常多。如冉求為季氏宰，子路為季氏宰、為蒲大夫、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子遊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等等。其中最活躍的要推子貢，“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以上均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簡直成了春秋時代的“縱橫傢”了。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裏說，春秋戰國時期，學派共有十傢。韓非在《韓非子·顯學篇》裏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當世最著名的學派是儒傢和墨傢。儒傢的祖師是孔丘，墨傢的祖師是墨翟。）他們互相批評、攻擊，又自我標榜，其目的就是要諸侯國君不要聽信別的學派的主張，而要他們實行自己這一學派的主張。代表儒傢一派的荀子對墨子批評說：“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荀子·富國》）（我認為墨子主張“非樂”，是造成天下禍亂的根源；墨子主張“節用”，是造成天下貧窮的根源。）儒傢另一派的頭頭孟軻更謾駡墨子說：“楊氏（名傢代表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據孟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墨翟的學說在當時曾産生過很大的影響。孟子還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楊朱和墨翟的學說不消滅，孔子的學說就無法發揚。）（均見《孟子·滕文公下》）儒、墨兩傢的鬥爭簡直成了你死我活的鬥爭。不僅不同“傢”互相批評、互相攻擊，甚至謾駡，即使同一“傢”的不同派別也互相進行攻擊和自我標榜。例如孔子之後，“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篇》），孟軻一派說，他纔是儒傢的真傳。荀子對儒傢幾派的批判，幾乎沒有一派能幸免，對孟軻這派批判尤甚（見《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橫傢正是在這種“百傢爭鳴”的形勢下崛起的一“傢”。
《漢書·藝文志》說“從橫傢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當時外交官。為什麽說是“從橫傢”呢？司馬遷說：“及田常（齊簡公時大夫）殺簡公而相齊國（前481年），諸侯晏然（安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趙、魏、韓）終之卒分晉（前403年），田和（田常曾孫，為齊宣公相）亦亦滅齊（指薑齊）而有之（前386年），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史記·六國年表序》）《韓非子·五蟗篇》說“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同“中”，心思），而藉力於國也。”（群臣談論外交大事的，不是分屬於合從、連橫兩派，就是有互相敵對之心，而藉國傢的力量來報私仇。）又說“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戰國初，各國先後皆進行了政治改革。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先後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李悝是子夏（孔子的學生）的學生，是戰國時代法傢的始祖；經過改革，成了當時最強盛的國傢。趙國在前403年任公仲連為相，也進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時，任用法傢吳起（李悝的同學）進行了政治改革。韓昭侯在前355年任用法傢申不害進行了政治改革。齊威王（於前357年）任用鄒忌為相進行政治改革。秦國地處僻遠，比較落後，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時，深感“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感到諸侯輕視秦國，這是奇恥大辱），於是下令國中，要求政治改革。此時衛鞅（即商鞅，李悝的學生）入秦，前356年秦孝公就委任衛鞅為左庶長（秦爵為二十級，左庶長為第十級），開始進行變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傢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秦惠王（前337年－前311年）即位後，雖車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新法仍未廢棄，繼續執行。因此秦國由落後而先進，從貧窮到富強，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雄厚的大國，並開始進行兼併六國的戰爭。秦國強大的壓力，使其它六國感到莫大的威脅。於是各國君主紛紛爭取盟國，力圖聯合抗秦。可是六國彼此之間，仍然是矛盾重重，很難堅守盟約。秦國卻利用六國之間的矛盾，從中破壞它們的團结，或聯齊伐楚，或約楚攻齊，各個擊破。所以，六國聯合以抗秦稱“合從”，與秦聯合攻擊它國稱“連橫”。戰國七雄（秦、齊、楚、趙、魏、韓、燕）在政治外交上或合從，或連橫，明爭暗鬥，瞬息萬變。二百多年來，七國一直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戰爭，直至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了中國為止。
遊說諸侯的風氣，春秋末期，孔、墨兩傢已倡之在先，不過他們當時或主張“以禮為國”，或主張止兵“非攻”，，還沒有象後來從橫策士的那種風氣。到了戰國時期，孟子就有“處士橫議”（指春秋以後各派人物“亂發議論“）（《孟子·滕文公下》）之譏。孟子和張儀都先後遊說過梁惠至（前369年－前319年），梁惠王並沒有聽從孟子。《史記·孟軻荀卿列傳》說“孟軻……適（至）梁（魏），梁惠王不果（信）所言，則見以為（被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迂闊而不切合實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崇尚）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善），而孟軻乃述（講論）唐、虞三代之德（政治），是以所如（當）者不合（不合於遊說對象的要求）。”當時人們都說：“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搞外交活動，大可以統一天下，小可以安定國傢）（《韓非子·五》）當時諸侯國君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領導諸侯），或成就王業（統一天下）。從橫策士正抓住這一點進行遊說。蘇秦說秦惠幹說：“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秦策一·第二章》）範睢說秦昭王說：“足下上畏太後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策三·第九章》）張儀說秦惠王說：“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不忠者。”（《秦策一·第五章》。此章《韓非子》初見秦同，或以為韓非作。）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辭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可以把腦袋賭上。清代學者顧炎武說，周末“邦（國）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捲十三“周末風俗”條）這就活生生地寫出了戰國時期“以攻伐為賢”，從橫捭闔，風雲變幻的政治外交形勢。《戰國策》中評價蘇秦相趙以後的作者說：“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决蘇秦之策。不費鬥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秦策一·第二章》）當時一位從橫傢景春對孟子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天下太平無事）。”（《孟子·滕文公下》）這些話雖然不免有些誇張，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從橫傢外交活動的真實情況。
二
歷代持正統儒傢觀點的批評傢都對《戰國策》加以貶低，甚至把它定為“毒草”，要大傢“鋤毒”。漢代劉嚮認為它“不可以臨教化”（《戰國策》書錄），就是說，它沒有宣傳儒教，所以不能用來“教化”人民。宋代李格非說它“淺陋不足道”（書《戰國策》後），因為都不是出自儒傢的典籍，不合儒傢的口味，所以斥之為“淺陋”。曾鞏更認為這是一部“邪說”，把它整理保存下來，為的是“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曾子固序》）因為暴露了許多反動統治階級黑暗醜惡的東西，所以被定為“邪說”，把它整理保存下來，為的是做反面教材，讓“當世之人”、“後世之人”都知道這是一部“邪說”，這樣就容易禁絶。這些批評，正可以從它們的反面來肯定這部書。《戰國策》的內容很豐富，也很復雜。下面就簡略地就某些方面做點介紹。
（一）要求統治者要重視人民
趙惠文王死後（前266年死），太子趙孝成王即位，其母趙威後執政。齊襄王派使臣問侯趙威後。威後還未拆開齊襄王的問侯信，首先問使臣：“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臣極為不滿地抗議說：“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趙威後認為“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捨本而問末者邪？”（《齊策四·第七章》）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威後這種“民為本”，“君為末”的觀點和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王製“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能）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辛棄疾說“民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為盜。”（《論盜賊劄子》）黃宗羲也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可見“民本”思想在中國源既遠，流又長。趙威後重視什麽樣的“人”呢？我們從她反對什麽樣的“人”就可以看出。威後繼續問“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傢，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威後認為，於陵子仲上不能對國君有所幫助，下不能治理好家庭，對外又不能聯絡諸侯，修好邦交，這簡直是給人民做榜樣，帶頭不給國傢做事；對於這樣的人，為什麽還不殺掉？趙威後痛恨於陵子仲那種逃避現實的消極態度，正表現了她的積極用世的精神。韓非子也有同樣的觀點，他在姦劫弒臣篇中說“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貪）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之（我看輕這種人，要把他們除掉）。”趙威後似乎有點干涉別國內政，其實不然。她這樣公然宣稱，不衹是對於陵子仲和齊國的看法，而是對所有象於陵子仲這樣的人及齊國的這種態度表示公開否定。
（二）要求為國立功，不能元功無勞享受高官厚祿
趙策四記載，趙威後剛執政，秦國乘機攻趙，趙國求救於齊，齊國要求以威後幼子長安君作抵押，纔出援兵。群臣進諫，威後不肯。觸竜以“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為辭進說威後。威後醒悟，乃以長安君質於齊，齊兵乃出。作者進一步又藉子義之口說“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作者不僅嚮封建的“世卿”、“世祿”制度宣戰，而且更是對君主世襲制度大膽的挑戰。這種反對“世卿”、“世祿”制度的思想在當時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張“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英明的國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績的人，奬賞的人必定是有功勞的人。）（《商君書·錯法》）荀子也提倡“尚賢使能”（尊崇和任用德纔兼備的人）（《荀子·王製》）範睢給秦昭王的上書就公開提出“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韓非也主張“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真正能治理國傢的大臣，功勞多的人要給以高的官位，盡心竭力的人要給以豐厚的奬賞。）（《韓非子·守道》）這種呼聲和輿論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長期的。多少人在為此而呼籲、爭取和奮鬥。可是兩千多年來，這種“世卿”、“世祿”制度，或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一直在中國實行着，直到現在纔算實現了兩千’多年前人們的願望。
（三）規勸統治者要“貴士”
“貴士”就是尊重知識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頗有意思的對話：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１斶亦曰“王前１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１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顔斶又勸告宣王要“無羞亟問，不愧下學。”宣王很有感慨地說：“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而且請求做顔斶的學生。（《齊策四·第五章》）顔斶是一個不畏權貴的知識分子，你看他在國王面前那種不卑不亢的從容態度。宣王是一個從善如流的國傢元首，你看他最初對顔斶那種輕衊態度，而以後又那樣誠懇地自我反省，甘願當顔斶的學生。豈不發人深剩王鬥對齊宣王直言正諫，批評他“好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並且一針見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標榜的所謂“憂國愛民”的謊言，說“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齊宣王終於承認自己“有罪於國傢”，並改正了錯誤，“舉士五人任官”，因此“齊國大治”。（《齊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有一段“緻士”的議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幾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緻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僅非常深刻.具體地闡明了國君對“士”的不同態度所得到的不同結果，更重要的是，他總結了所謂“治民者”與“被治者”的正確關係。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領導與被領導的正確關係。
（四）歌頌不畏強暴，不辱使命的外交官
秦始皇想並吞小國安陵，假意說要以五百裏地換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絶。秦王不悅。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國。秦王說“寡人以五百裏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裏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諸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裏不敢易也，豈直五百裏哉？”秦王大怒，進一步威脅唐睢說：“公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裏。”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說：“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唐睢列舉了刺殺吳王僚的專諸，刺殺韓傀的聶政，刺殺慶忌的要離。然後說：“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唐睢挺劍而起。秦王不得不恐懼屈服，“長跪而謝”。（《魏策四·第二十七章》）公元前230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始皇先後滅掉了韓、魏兩國。秦始皇想以訛詐手段吞併當時魏國的附屬小國安陵。唐睢出使，深知秦國統一天下已成定局（前221年秦統一天下），如果用一般遊說之辭去說服秦始皇放棄吞併安陵的野心，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秦王“伏屍百萬，流血千裏”的恫嚇下，針鋒相對地提出“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相對抗，即以“同歸於頸的威脅回答了對方驕縱蠻橫的“恫嚇”。終於使秦王不得不懼怕而謝罪。唐睢在驕橫的“霸主”面前，正氣懍然，不屈不撓，維護國傢尊嚴，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這種機智勇敢，不畏強暴的性格，不是令人敬慕嗎？
（五）頌揚堅持正義，解人危難，不計報酬的高尚品德
秦圍趙都邯鄲，趙因於前260年被秦軍大敗於長平，損兵四十餘萬，已無力抵抗，衹好求救於姻親魏國（趙相平原君趙勝之妻乃魏公子信陵君無忌之姊）。魏安釐王因懾於秦兵威力，又因忌刻其異母弟信陵君，因此在救趙問題上與信陵君意見分歧。安釐王以為：救趙，恐得罪強奏，禍及本國；不救，又恐秦滅趙，復侵及魏。所以安釐王首鼠兩端。雖派大將晉鄙領兵往救，而止於蕩陰不進，按兵觀望；又派客蔣軍辛垣衍勸趙尊秦昭王為帝企圖以此解邯鄲之圍，讓趙國屈膝投降，以保全自己。魯仲連，齊之高士，生平不仕於諸侯，最喜為人排難解紛。得知“魏將軍欲令趙帝秦”。魯仲連站在反侵略的正義立場，堅决主張抗秦，反對投降，和“帝秦派”辛垣衍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魯仲連揭露了秦國的好戰本質，並用歷史上大量事實反復說明“帝秦”的危害。指出秦果稱帝，“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魯仲連以堅持正義的戰鬥精神，以機智雄辯的生動言辭，服之以理，動之以利。辛垣衍不得不心悅誠服地說：“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這樣，大大堅定了趙國抗秦的信心和决心。最後，“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迫使秦國引兵而去。魯仲連折服辛垣衍，救趙於危難之中，“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受。”又“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趙策三·第十三章》）後來魯仲連又解救齊之聊城，齊人欲封魯仲連，魯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屈）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大意是：與其貪富貴而屈從於人，不如處貧賤，輕世俗，無所忌憚。）（《史記·魯仲連列傳》）唐代詩人李白愛慕魯仲連的性格，寫了一首古風引魯仲連為“同調”：“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嚮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六）揭露反動統治者殘忍、橫暴、昏庸、荒淫
秦惠王之妻、昭王之母宣太後，寵愛近臣魏醜夫，太後病將死，下令：“為我死，必以魏子為殉。”魏子十分擔憂。庸芮為魏醜夫勸宣太後說：“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後曰：“無知也。”庸芮曰：“若太後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後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於是宣太後這纔取消了讓魏醜夫殉葬的殘暴醜惡的命令。（《秦策二·第十六章》）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元年）已廢除了“從死”（殉葬）（見《史記·秦本紀》），可是這個殘忍、荒淫的太後還死抱住舊惡習不放。庸芮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方法，特別是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重重地刺中她的隱處，使她在既感到恐懼又感到羞恥的情況下不得不取消了這個荒唐的命令。
宋康王（前328年－前286年）打了幾個勝仗，驕橫自信，不可一世，急欲稱霸。以皮囊盛人血，高高懸起，以箭射之，血下滴，乃以為“射天”之戲，認為己勝於天。並以鞭“笞地”，認為己已“威服天地鬼神”。又“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觀其異，以為戲。其殘暴昏庸，真是令人發指。全國為之駭亂。齊國乃出兵討伐此昏暴之君，民皆四散而不為守城，遂被擒國滅（《宋策·第八章》）《史記·殷本紀》記載殷朝最後一個君王紂，也有類似暴戾之行。周武土伐紂時，百姓皆倒戈，終滅紂。不治國，不愛民，殘暴無道，終遭滅亡。這是歷史的必然。所以尚書酒誥說“人無於水監（鑒），當於民監。”
（七）揭露反動統治階級內部勾心鬥角，人面獸心，設陷阱誘害人的惡毒醜行
楚懷王（前328年－前299年）新得一美人，甚喜愛。其夫人鄭袖知王甚喜愛，亦甚喜愛：衣服隨新人所喜愛而給她製做，玩器隨新人所心愛而給她羅緻，臥具亦隨其所好而為她製備，表現得比懷王還喜愛新人。楚王說：“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瞭解到懷王認為她不忌妒新人，就對新人說：“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這以後新人見王，就捂住鼻子。懷王問鄭袖：“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說：“妾知之。”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說：“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楚策四第二章》）短短一段敘述，活生生地勾畫出了鄭袖陰險的嘴臉，惡毒的心腸，狡猾的會倆。唐代韓愈曾深深感嘆他所處的社會，這樣寫道：“今夫平居裏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銘》）鄭袖之流反動統治階級上層分子與此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它們都相當真實地反映了階級社會裏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實情況。它們能讓我們形象地認識一兩千年前的社會的一個側面，但又是本質的方面。
（八）揭露階級社會人情澆薄，世態炎涼
蘇秦遊說秦惠王，建議他搞連橫政策，對山東六國各個擊破，這樣可以建立帝業。因為秦惠王剛車裂了商鞅，對遊說之士存有戒心，婉言謝絶了。可是蘇秦一而再，再而三，一連上書十次，也沒有說動秦惠王。“資用乏絶，去秦而歸，贏滕履蹻，負書擔櫜，形容槁枯，面目犁黑，狀有歸色”，十分狼狽。回到傢裏，“妻不下絍，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於是發憤讀書，“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就這樣，過了一年，到趙國，遊說趙肅侯，雙方談得非常投契，趙王大悅，封蘇秦為武安君，受相櫻“革車百乘，錦綉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蘇秦從趙國出發，將去遊說楚威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裏；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１（《秦策一·第二章》）蘇秦和他嫂嫂的問答，把階級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揭露得多麽淋漓盡致。過了二百多年，司馬遷對所處的那個社會也有一段慨嘆之辭：“始翟公為廷尉（最高司法官），賓客闐（塞滿）門，及廢（罷官），門外可設雀羅（鳥網）。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在門上用大字題寫）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現）。”司馬遷不禁大聲呼曰：“悲夫１（《史記·汲鄭列傳》）舊社會的“人情”、“世態”如此，這是必然的。
三
《戰國策》在藝術表現上也有許多優點和特點。劉嚮雖然說它“不可以臨教化”，但他又不得不承認策文是“高才秀士”的“奇策異智”，“亦可喜，皆可觀。”（《戰國策》書錄）南北朝時，梁朝文藝批評傢劉勰（465年前後－520年前後）在文心雕竜才略篇裏說：“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絶，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範睢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也。”（戰國時代崇尚用武，而文學之士依然存在，諸子以談論哲理學術取用於時，屈原、宋玉以離騷而發揚文學的光輝，樂毅的書信義正而辭辯，範睢的上書嚴密而深刻，蘇秦遊說強勁而中肯，李斯的奏章多采而動聽。如在太平重文之世，這些人和漢代文學家揚雄、班固都有同等的文才。）劉勰從文學角度對《戰國策》中一些遊說之士和他們的作品與諸子、屈原、宋玉並稱，又與漢代的文學家揚雄，班固媲美。可見《戰國策》的文學價值。下面就簡略地談談這方面的粗淺看法。
（一）敘事簡潔明快，語言明白流暢，說理雄辯有力，分析細緻準確。現以《趙策四·第十八章》觸竜說服趙太後一事為例。
文章開頭，先擺形勢：“趙太後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後不肯，大臣強諫。太後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形勢的特點是：秦攻趙情況十分緊急；矛盾焦點是長安君是否能出質；解决問題已成僵局。這裏兩個“必”字非常準確、鮮明、突出地表現了矛盾十分尖銳，而且成了僵局，毫無迴旋餘地。作者這樣寫，不僅是敘述情況，分析形勢，也是為了突出觸竜解决這一難題的獨特才能。
解决問題，首先要打破僵局。作者從這一點入手。觸竜以一個問候太後身體的老臣身分出現，而不以一個解决問題的“諫臣”身分出現。你看他“入而徐趨，至而自謝。”一番說明和問候，使“盛氣而胥之”的太後開了口；“老婦恃輦而行”，氣氛有了緩和。於是觸竜抓緊時機，接上話岔兒，繼續問候，拉起傢常：“‘日食飲得無衰乎？’太後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裏，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後之色少解。”這一席對話多麽自然，太後開始被觸竜所左右，拉入他的軌道。從“盛氣而胥之”到“色少解”，觸竜得到第一個“回合”的勝利。但太後卻毫無覺察。作者在這裏，全用對話，而衹用了“盛氣而胥之”、“色少解”八個字說明事件的變化過程，實在簡潔明快。
話題一轉，提出“老臣賤息”的工作問題。還是觸竜取得談話的主動權和支配權。由“賤息”的工作，進一步引出“愛子”的問題。在“愛子”的問題上引起了有趣的爭論。觸竜聲稱愛子“甚於婦人”，而“太後笑曰：‘婦人異甚。’”這時氣氛又有了大的轉變。從“色少解”到“太後笑曰”，這個轉變可不校剛纔聲稱“必唾其面”，這種“盛氣”和“警惕”已經無影無蹤了。作者對事件發展的安排十分有趣：太後的情緒由“盛氣”到“解”到“笑”，正是觸竜步步接觸本題的過程。看，“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後賢於長安君。”觸竜見時機成熟，於是單刀直入。這是一大突破，因為“提長安君”這是太後最警惕、最忌諱的事。而觸竜有意安排的“反話”卻引出了太後的心裏話“不若長安君之甚”。這就使太後不知不覺、一步一步、舒舒服服地入於𠔌中，而又為下文開了路。如果這句話由觸竜說出，那就太弱了，而且可能會發生變故。從這以後，急轉直下，就進了正面擺事實說道理的階段。太後完全被“控製”了，以致最後完全被說服，同意長安君“質於齊”。
整篇對話的過程，即敘事的過程；對話氣氛的發展，即敘事層次的發展。這是一篇出色的敘事文，也是一篇出色的說理文，又是一篇出色的人物描寫。而敘事、說理、人物描寫的特色兼而有之，溶為一體，表現出作者寫作手法的高妙。
（二）寫人物，既有人物的語言行動，生動形象，栩栩如生；又有事件的麯折發展，波瀾起伏，引人入勝。現以《齊策四·第一章》馮諼為孟嘗君巧設“三窟”為例。
文章寫策士馮諼為齊相孟嘗君出謀畫策，深謀遠慮，數出奇計的事。馮諼初為孟嘗君“市義”於薛，又為孟嘗君“往聘”於梁，最後為孟嘗君建立宗廟。他為孟嘗君樹立了政治基礎，完成了“狡兔三窟”的計謀。文章突出寫馮諼的深謀遠慮，數出奇計的“奇”。以此顯示馮諼不同凡響的才能。
首先寫馮諼在衆人眼中的“無能”，馮諼在孟嘗君食客眼中是一個既“無好”，又“無能”的庸人。孟嘗君也衹是“笑而受之”。因為“君賤之”，所以給馮諼的待遇是“食以草具”。衆人對馮諼“皆惡之”，認為他是一個“貪而不知足”的人。當孟嘗君確定去薛收債的人選時，恰恰是“無好”、“無能”、為“君賤之”的馮諼自告奮勇報了名，這使孟嘗君“怪之”。合券收債相當麻煩，非短期所能完成；可是馮諼先日出發，次晨歸而求見，所以孟嘗君又“怪其疾”。馮諼臨行，孟嘗君囑馮諼市“吾傢所寡有者”，這是指物質方面。馮諼到薛，“矯命”、“焚券”、“以券賜諸民”，“民稱萬歲”。誰知馮諼所市乃是孟嘗君的政治資本——“義”，但孟嘗君未解其意。此又一“怪”。這三“怪”，在刻畫馮諼這個不同凡響的策士形象中起到了有力的反襯作用。別人所謂“怪”的，正是馮諼與衆不同之處，正是深謀遠慮，出“奇”之處。
一年後齊閔王罷了孟嘗君的官，孟嘗君回到自己的封地薛，“未至百裏，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這時孟嘗君纔明白，對馮諼說：“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見之。”接着馮諼又以“車五十乘，金五百斤”到梁遊說，為孟嘗君“鑿第二窟”，果然齊閔王又請孟嘗君官復原職。馮諼又至薛為孟嘗君建立宗廟，完成了“三窟”。全篇從頭至尾都貫穿着對比法。先敘馮諼之“貧”，以至“不能自存”；後敘馮諼顯貴，“車五十乘，金五十斤”往梁遊說，儼然一個外交大使，這是從生活上對比。先敘馮諼“無能”，被衆人輕視；後敘馮諼既能“會計”，又能“市義”，既能挾梁以脅齊，又能拒梁以取信於齊，這是從能力方面對比。先敘孟嘗君對馮援“市義”不悅；後敘孟嘗君受薛地百姓愛戴而得意，這是從孟嘗君對馮諼的態度來對比。三“怪”、三“對比”，不僅人物生動形象，栩栩如生，又使情節的發展波瀾起伏，引人入勝。
（三）善於運用民間美麗的寓言故事和生動的比喻進行說理，富有幽默感，逸趣橫生，生動活潑，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燕策二·第十二章》說，趙且伐燕，策士蘇代為燕昭王去勸止趙惠文王。他見了趙王並不正面提出意見，卻講了一個故事：“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夫得而並禽之。”經過這樣一番生動地描繪，然後說明，如果趙、燕相攻，則“強秦之為漁夫也。”趙王聽了立即停止攻燕。
《楚策四·第四章》說，楚襄王不聽大臣莊辛的勸告，結果被秦軍攻下了國都，襄王當了逃亡國君。後來襄王醒悟，召見莊辛，莊辛說了下面一段比喻：
“君王就不曾見過晴蜒嗎？它六衹足，四衹翅，飛翔在天空，下可以食蚊蠅，上可以飲甘露，自以為無憂無慮，與人無爭，卻沒料到五尺之童用飴膠在四仞之上捕住它，掉下來被螞蟻吃掉。蜻蜓算是小的，黃雀也象這樣，下可以吃白米，上可以棲茂樹，鼓動翅膀，自由飛翔，自以為無憂無慮，與人無爭，卻沒料到公子王孫左手持彈弓，右手拿彈丸，把它從十仞的高處射下，用它去引誘同類：它們白天還自由自在地在樹林裏遊散，可日暮卻成了桌上佳餚。黃雀算是小的，天鵝也象這樣，它們在江海遊蕩，在池邊休息，吞吃黃鱔、鯉魚，咀嚼菱角、水草，乘風而高飛，翺翔於天空，自以為無憂無慮，與人無爭，沒料到，獵人準備好黑色的強弓，又拿上帶繩的利箭，於百仞的高空，射中而墜落；白天還自由自在地在太空翺翔，晚上卻成了鍋裏的清燉天鵝。天鵝算是小的，蔡聖侯之事也象這樣，南遊於高丘，北登上巫山，馬飲茹溪之水，人食湘江之魚，左抱幼妾，右摟美女，與其遊玩於上蔡之中，而不理國傢大事；不料楚靈王兵圍蔡國，蔡聖侯卻成了階下死囚。蔡聖侯之事算是小的，君王之事也象這樣，左有寵臣州侯，右有寵臣夏侯，鄢陵君、壽陵君隨從遊玩，遊樂于云夢之中，而不管天下國傢大事；不料穰侯受秦王之命，大將白起攻入楚都，君王做了逃亡國君。”襄王聽了大驚失色，渾身發抖。
莊辛連用生動的比喻，從蜻蜒到黃雀，從黃雀到天鵝，都“自以為無患，無與人爭”，可以悠遊自樂，結果遭到意外的襲擊，終於喪生。又從鳥雀推到人事，舉出蔡聖侯因逸樂亡國，指出楚襄王遭禍逃亡的原因。由物及人，由小到大，由遠及近，層層深入，使人驚心動魄，不能不讓楚襄王吃驚而發抖。
《戰國策》中有不少篇章在談論重大的政治問題和嚴肅的人生道理時，往往用這種生動活潑的寓言或比喻，不僅增強了說服力，也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如“門庭若市”（《齊策一·第十二章》）、“畫蛇添足”（《齊策二·第四章》）、“狡兔三窟”（《齊策四·第一章》）、“蹠犬吠堯”（《齊策六·第五章》），“狐假虎威”（《楚策一·第三章》）、“米珠薪桂”（《楚策三·第二章》）、“亡羊補牢”（《楚策四·第四章》）、“驚弓之鳥”（《楚策四·第十章》）、“南轅北轍”（魏策四第十八章）、“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燕策二·第十二章》）等等，都已成了人們口頭上常用的成語。
四
戰國末期，流傳着一些記錄縱橫傢事跡的書，有的叫國策，有的叫國事，有的叫短長，有的叫事語，有的叫長書，有的叫修書。這些書一直流傳到西漢。西漢司馬遷（前145年－前93年？）著《史記》時，曾采錄了這些書的一些內容。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嚮（前77年－前6年）校書時，把這些書進行了編輯，去其重複，校其脫誤，共得三十三篇。劉嚮以為這些書的內容都是“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戰國策》序錄），所以定名為《戰國策》。所記“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以國別分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策，“共三十三篇”。後漢班固（32年－92年）《漢書·藝文志》著錄“《戰國策》三十三篇。”後漢高誘（147年－225年時人）為之註。
隋書經籍志（公元655年成書）著錄“《戰國策》三十二捲，劉嚮錄。《戰國策》二十一捲，高誘撰註。”唐書經籍志著錄“《戰國策》三十二捲，劉嚮撰，《戰國策》三十二捲高誘註。”唐書藝文志同。
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1034年－1037年成書）曰：“《戰國策》篇捲亡闕，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捲，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止存八捲。”
宋代曾鞏（1019年－1083年）“訪之士大夫傢，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戰國策》曾子固序）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年－1093年），孫元忠“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藉到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進行校勘。“後又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遂為定本。”（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公元1146年）姚宏校定《戰國策》雲：“隋經籍志‘《戰國策》三十四捲，劉嚮錄；高誘註止二十一捲。’《唐藝文志》劉嚮所錄已闕二捲，高誘註乃增十一捲。今世所傳三十三捲。《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篇，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餘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千餘條（按：《戰國策》校註十捲紀昀傢藏本提要：“劑嚮、曾鞏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漢書·藝文志》王先謙補註引朱一新曰“今高誘姚宏註本雖分三十三捲，實已缺一篇，蓋後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數也。”）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姚宏題）（按.姚宏據曾鞏校定本、孫樸校本、錢藻校本、劉敞校本、集賢院本、無姓名者，又以《春秋後語》參校補註）
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鮑彪引“《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史記·裴註》”以註《戰國策》（吳師道序）。
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吳師道據鮑註《戰國策》作補、正，補鮑註之缺，正鮑註之失。
現在所傳者即姚宏校補本及鮑、吳校註本。皆非劉嚮原本（註）。
五
本書以清同治己巳年（1869年）湖北崇文書局重雕剡川姚氏本《戰國策》為底本（簡稱姚本），以為有誤衍訛脫或重要異文者，則校以四部備要據士禮居黃氏覆剡川姚氏本校刊本（簡稱備要本）、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1341年－1370年）年間刊刻的鮑註吳校本（簡稱從刊本）、明萬歷己未年（1619年）閔齊伋裁註本（簡稱閔本）、李錫齡校訂惜陰軒從書鮑註吳校本（簡稱李本）、畿輔叢書校刻姚宏本（簡稱畿輔本）、黃丕烈《戰國策》札記（黃氏所說“今本”即幹鬯《戰國策》註所說“盧刻本”，亦即“雅雨堂刻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戰國策》。並搜集各書引文以資校讎，如《史記》、《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史記·正義》、《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文絢李註》、《初學記》、《後漢書·李註》、《長短經》、《太平御覽》、《事類賦》、《類說》、《錦綉萬花𠔌》等，其它如《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等書與《戰國策》有關之文皆以為校勘的重要資料。
改字、加字以[]表示；刪字、誤字以小字並加()表示。除解釋字、詞外，有的句子作必要地串解。
原書每章無標題，今取每章首句為標題。
北京圖書館趙其康同志為我藉來上海圖書館於鬯的《戰國策》註手稿，又為我把手稿照了相，底片藉給我；我院閻崇璩、劉宗群和程金造三位同志一直支持和幫助我的工作，藉給我不易藉到的參考書，幫助我解决一些疑難問題；還有在其他方面幫助我的同志，我都嚮他們表示謝意。
我註釋《戰國策》主要是為了學習，同時也希望能有一部比較容易閱讀的《戰國策》，所以就試着去做。從1964年開始至今已閱十八個春秋，三易其稿，幾經修改，纔成這個樣子，直到最近清鈔定稿還不斷修改。我的學識淺漏，見識貧乏，註釋中的錯誤在所難免。衷心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何建章
一九八二年六月、於北京外語學院漢語組
【註】
《史記》采《戰國策》文共一百處；還有三十處瀧川資言考證以為“采《戰國策》”，然未必。《史記·裴駰集解》引《戰國策》文共十條（與策全同者二條，一字之差者三條，稍異者－條，可訂正策文者四條）。《史記·司馬貞索隱》引《戰國策》文共七十六條（全同者三十九條，係節引基本同者十四條，可以訂正策文者十一條，疑引文有誤者七條，不同者五條）。《史記》張守節引《戰國策》文共十條（全同者四條，可以訂正策文者二條，不同者三條，引文誤者一條）。《史記》有而今本《戰國策》無者共八條（《索隱》見二條，唐時未脫；瀧川資言疑二條；尚疑四條）。《史記》註引《戰國策》文而今本《戰國策》無者共五條（《集解》引徐廣所見一條，則東晉末尚未脫；《索隱》引三條；《正義》引一條）。《史記》註引高註而今本《戰國策》無者共九條（索隱引八條，正義引一條）。《史記·索隱》引高註，今本《戰國策》稍異者七條。
《文絢李註》引《戰國策》文共一百四十二條（復引者二十三條），其中今本《戰國策》無者四條。《文絢李註》引高註今本《戰國策》無者七條。
《藝文類聚》引《戰國策》文共六十一條，其中今本《戰國策》元者一條。
《初學記》引《戰國策》文共二十一條。
《後漢書·李註》引《戰國策》文共二十條，其中今本《戰國策》無者一條。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文共二百零九條，其中今本《戰國策》無者三十三條（言楚、漢時事者四條，明言韓非說難者兩條）。
據以上材料可以認為：
（1）《戰國策》本有楚、漢時事（見劉嚮《戰國策》書錄），《太平御覽》引可證，今本脫。
（2）晉、唐、宋、元各時代流傳的《戰國策》內容不同，逐漸誤脫，高註亦逐漸誤脫。
（3）今本《戰國策》非劉嚮所編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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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前言 | 捲一東周策 | 捲二西周策 | | 捲三秦策一 | 捲四秦策二 | 捲五秦策三 | 捲六秦策四 | | 捲七秦策五 | 捲八齊策一 | 捲九齊策二 | 捲十齊策三 | | 捲十一齊策四 | 捲十二齊策五 | 捲十三齊策六 | 捲十四楚策一 | | 捲十五楚策二 | 捲十六楚策三 | 捲十七楚策四 | 捲十八趙策一 | | 捲十九趙策二 | 捲二十趙策三 | 捲二十一趙策四 | 捲二十二魏策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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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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