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權威意識與忠誠信念（上）      朱大可 Zhu Dake

　　最先映入我們眼簾的王蒙形象，大概是80年代由嶽之峰、鐘亦成、曹千裏、張思遠、繆可言這些一生坎坷多舛、但始終保持着對我們革命事業無比忠誠的人物組成的。藉用李子云當初的話說，這些人物群像渾身充溢着“對於理想及信念的虔誠，始終不愉的追求與為之獻身的渴望”（參見李子云與王蒙的通信），他們毫無疑問出自王蒙對於文化大革命後全民的“信仰危機”的一種主觀性應戰。這一現象在王蒙筆下及時出現，再一次昭示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劫難，從文化的意義上，並沒有將我們對“信念”的認識提高到西方文藝復興的水平。一方面，新時期確實以她對人價值、尊嚴的呼喚，回蕩着一股人道主義主潮； 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們或在痛惜信念幻滅或在因信念的幻滅而導致逍遙與玩世，以及不能忍受這種幻滅而重新尋找信念過程的痛苦與迷惘——它們分別由王蒙和梁曉聲的肯定信念、劉索拉與王朔的否定信念而調侃、張抗抗和孔捷生的試圖重新尋找信念的典範作品所構成。這使得新時期文學在表面上紛繁的境況下暗潛着兩條尚不搭界的河流 ：對於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大部分作品來說，他們無形中張揚着對權威意識和虛幻的信念反思的一種獨立人格。這種人格發展下去，便是現代人個體的、孤獨的、也是堅強的靈魂鑄造：他們决不輕易地再追求和相信什麽，但是他們也不會采取逍遙的態度調侃一切，嘲笑一切。而對於王蒙、梁曉聲、劉索拉和張抗抗來說，人格不是他們關註的主要問題，他們的心態依然沉浸在對昔日的信念或倦怠、或厭惡、或重建之中。特別是當他們的作品某種程度上獲得失去了大地、母親、理想和信念偎依的共産黨員及一群可觀的知青遊子的強烈共鳴時，籠罩在新時期文壇上的主要氛圍，就不是一種清醒的人格意識，而是一種溫暖的戀傢情結(後者在另一方面直接導致了尋根文學的産生。　　王蒙顯然代表了那簇曾經初放的鮮花，在遭到扼殺並二度開放後面嚮社會的一種執着的姿態。那種“九死而未悔”的信念和忠誠通過他筆下的鐘亦成、曹千裏係列形象和各種明暗的象徵符號如老馬、破舊的悶罐子車與嶄新的火車頭、蝴蝶、深的湖，的確得到過令人敬佩的體現，也幾乎涵蓋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經過了類似中世紀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戕害之後，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一種整體的尚未改變的文化態度。強烈的責任感是這批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思想特徵和性格特徵。這種責任感強調通過外界决定人自身，個人對外部事物負責，因此就截然不同於《老人與海》那種外界通過人來界定，人對自我價值的實現負責的“桑地亞哥”精神。而且外界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它可以是指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也可是指人與社會的關係。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也暗含着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一點可以從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鄧剛的《迷人的海》中體味出來。並且我們已習慣了通過人與社會的關係來理解人與大自然的搏鬥與和諧。在缺少希臘文化那種探索與社會和世俗無關的大自然的奧妙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中，這一點似乎是必然的。　　認識這一點對理解王蒙十分重要。這樣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評論界為什麽一致肯定過王蒙獲得全國小說大奬的《春之聲》，那些破爛寒傖的、已經剝落掉漆的悶罐子車，被一臺蠻好的甚至嶄新的內燃車頭牽引着的社會化意味並不是偶然的(儘管王蒙曾經竭力否認過這種社會意味，但是王蒙也很難肯定他的出發點就沒有這種意味)。問題在於，這種象徵所構成的沉重的、略帶滑稽的因而也讓人振奮和興奮不起來的另一種意味被評論界所忽略了，因而今天我們重新體味悶罐子車廂撞擊鐵軌的噪音，是無論如何與泉水的叮咚聲聯繫不起來的。如果說鐵軌的噪音和泉水叮咚以及廣州人涼棚下面的三角形瓷板在清風中的叮咚聲，聯合展示出生活的希望，那麽這種希望和張思遠立志為他曾經勞動過的家乡努力工作，使之早日富起來的希望一樣，是否顯得廉價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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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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