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王蒙形象，大概是80年代由岳之峰、钟亦成、曹千里、张思远、缪可言这些一生坎坷多舛、但始终保持着对我们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人物组成的。借用李子云当初的话说，这些人物群像浑身充溢着“对于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愉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参见李子云与王蒙的通信），他们毫无疑问出自王蒙对于文化大革命后全民的“信仰危机”的一种主观性应战。这一现象在王蒙笔下及时出现，再一次昭示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劫难，从文化的意义上，并没有将我们对“信念”的认识提高到西方文艺复兴的水平。一方面，新时期确实以她对人价值、尊严的呼唤，回荡着一股人道主义主潮； 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们或在痛惜信念幻灭或在因信念的幻灭而导致逍遥与玩世，以及不能忍受这种幻灭而重新寻找信念过程的痛苦与迷惘——它们分别由王蒙和梁晓声的肯定信念、刘索拉与王朔的否定信念而调侃、张抗抗和孔捷生的试图重新寻找信念的典范作品所构成。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在表面上纷繁的境况下暗潜着两条尚不搭界的河流 ：对于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部分作品来说，他们无形中张扬着对权威意识和虚幻的信念反思的一种独立人格。这种人格发展下去，便是现代人个体的、孤独的、也是坚强的灵魂铸造：他们决不轻易地再追求和相信什么，但是他们也不会采取逍遥的态度调侃一切，嘲笑一切。而对于王蒙、梁晓声、刘索拉和张抗抗来说，人格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心态依然沉浸在对昔日的信念或倦怠、或厌恶、或重建之中。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获得失去了大地、母亲、理想和信念偎依的共产党员及一群可观的知青游子的强烈共鸣时，笼罩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主要氛围，就不是一种清醒的人格意识，而是一种温暖的恋家情结(后者在另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寻根文学的产生。 王蒙显然代表了那簇曾经初放的鲜花，在遭到扼杀并二度开放后面向社会的一种执着的姿态。那种“九死而未悔”的信念和忠诚通过他笔下的钟亦成、曹千里系列形象和各种明暗的象征符号如老马、破旧的闷罐子车与崭新的火车头、蝴蝶、深的湖，的确得到过令人敬佩的体现，也几乎涵盖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经过了类似中世纪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戕害之后，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种整体的尚未改变的文化态度。强烈的责任感是这批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和性格特征。这种责任感强调通过外界决定人自身，个人对外部事物负责，因此就截然不同于《老人与海》那种外界通过人来界定，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负责的“桑地亚哥”精神。而且外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可以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可是指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暗含着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中体味出来。并且我们已习惯了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与和谐。在缺少希腊文化那种探索与社会和世俗无关的大自然的奥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这一点似乎是必然的。 认识这一点对理解王蒙十分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评论界为什么一致肯定过王蒙获得全国小说大奖的《春之声》，那些破烂寒伧的、已经剥落掉漆的闷罐子车，被一台蛮好的甚至崭新的内燃车头牵引着的社会化意味并不是偶然的(尽管王蒙曾经竭力否认过这种社会意味，但是王蒙也很难肯定他的出发点就没有这种意味)。问题在于，这种象征所构成的沉重的、略带滑稽的因而也让人振奋和兴奋不起来的另一种意味被评论界所忽略了，因而今天我们重新体味闷罐子车厢撞击铁轨的噪音，是无论如何与泉水的叮咚声联系不起来的。如果说铁轨的噪音和泉水叮咚以及广州人凉棚下面的三角形瓷板在清风中的叮咚声，联合展示出生活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和张思远立志为他曾经劳动过的家乡努力工作，使之早日富起来的希望一样，是否显得廉价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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