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當代散文的細小命運      朱大可 Zhu Dake

　　與詩歌相比，中國散文在其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說的話語殘渣，堆積在文學史的邊緣，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在唐宋年間，它是詩詞花瓣以外的枝葉，而在明清和近代，它是宮廷詩歌和民間小說的附庸。衹有在民國的動亂時代，散文獲得了翻身的鍥機。政權更替、軍閥混戰、農民暴動和白話文的誕生，推動了政治話語的繁榮。　　散文首先呈現出政治檄文的激越面貌，而後纔在文人的亭子間（四合院）裏發育為溫柔敦厚或溫軟香儂的小品。鬍適之、林語堂和周作人（最後纔是張愛玲）漸次開拓了散文進軍書案和臥室的道路，晚間燈下的親切"娓語"（林語堂語）成為散文主流。衹有少數作傢堅持了尖銳的寫作姿態。魯迅無疑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的《野草》不僅是其畢生最傑出的作品，而且也是現代散文最具魅力的文本。由於這個人的存在，"娓語"和"銳語"發生了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對峙。　　魯迅的早期"銳語"（以《野草》為範本），一方面保持了犀利、批判和憤怒的言說風格，一方面深藴着生命幻象、愛語、對瑰麗事物的迷戀、以及在一個宗教缺席的語境中探求終極真理的渴望。越過黑暗的墳場，"過客"的絶地追問，超出了他自己的彷徨目光，成為回蕩於二十世紀早期的最凄利的叫喊。　　然而，二十年以後，魯迅竟變成了一個冷酷的話語殺手，"橫眉冷對"着他所蔑視的世界，沉浸於世俗的諸多仇恨（黨爭、門派之爭及私生活之爭）之中。他的後期雜文（通常被認為是"散文"的一種）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仇恨話語"的極端代表，混合着反諷、刻毒的隱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人能夠像魯迅那樣，對"千夫"進行廣泛而有效的話語殺戮，並在其身後製造了無數個"冤獄"。這正是他獲得毛澤東贊賞的主要原因。在一個"仇恨入心要發芽"的革命年代，魯迅是話語戰爭中最偉大的"旗手"和"主將"。　　而在魯迅堅毅冷峻的面顔的背面，"娓語"的親切溫和的面貌並未消失。經過了數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洗禮"，毛的話語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份）遭到徹底挫敗。在數十年塵封之後，毛語和魯語終於被一種在姿態和質感上都更為柔軟的話語所替代。八十年代後期，林語堂和周作人開始從書本中逐漸復活。這也就是"娓語"大規模復活的一個信號。作為魯迅的兄弟，周作人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話語經驗。　　稍後，一種由《新民晚報》等媒體推出的晚報語體悄然涌現，其中包括了所謂的"小女人散文""夜壺箱小品""廚房文學"以及各種"午夜耳語"和"豆腐幹絮語"。這些南方式的話語"宵夜"，與北方（北京）式的鬍同俚語（以小說和電視連續劇為主要樣式）風格截然不同，卻共同標志着文人與市民的和解運動揭開了序幕。在這場運動中，出版商獲得了空前的利潤。而散文本身的收穫更是空前絶後：在中國文學史上，散文首次同小說一起成為話語時尚和主流。　　然而，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儘管獲得城市市民的熱烈鼓掌，其局限卻是不言而喻的。對於一個充滿著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也許衹能是某種日用文化綴品，或者說，它充其量衹是家庭裏的一個細小的擺件，匯入了由日曆、草紙、鐘錶、硬幣、鑰匙環、打火機以及茶具聚集成的日常風景。　　這就為所謂"大散文"誕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正是基於在這一文化策略，上海的"東方出版中心"（原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和知識出版社）推出了"文化大散文係列"，這是出版商以敏銳目光介入宏觀話語建構的一個範例。而令人失望的是，作為這套叢書的首選之作，《文化苦旅》的商業價值卻遠在其"文化"價值之上。儘管餘文具備了某些"大"的要素－－悠遠的歷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但這些外在的話語時空，並未解决散文的內在的話語力度問題，恰恰相反，它使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尖銳。　　但是，衹要變換批評的視角就不難發現，餘文所具有的優點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來，歷史散文正是作者最為脆弱的部份，作者的才識和言說技巧難以支撐這一宏大的話語框架，但在另一方面，餘文中的某些鄉情散文或遊蹤散文，如《信客》《酒公墓》和《廟宇》之類，卻仍然流露着某種魅力：迷人的鄉村故事行走在在質樸言說的鬆軟小路上，散發着沒有矯飾的清淡氣味。這是餘文中最有價值的部份，它把餘文還原到了"小散文"的級位。而後者纔是餘文所應是和應在的位置。事實上，公衆在讀碼方面比評論傢們更為正確：他們從未誤解過餘文的話語本性。　　在我看來，餘秋雨進入歷史和政治話語領域是一個錯誤。他旅行於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並陷入了闊大的迷津。我們已經看到，餘文所依據的所有政治、道德文化和歷史"綫索"（即人們通常所說的）都是相當可疑的，他們構成了迷津中最陰險的圈套，令急欲擺脫睏境的苦旅者更深地迷失。而這纔是最令人痛楚的話語事件。在一個精英已經崩潰的時代，任何企圖扮演精英並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動，都已面臨難以破解的睏境。　　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餘文所依托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製，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裏緩慢地崩潰。我痛切地看到，所有出現在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說都是一種輓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餘文並未讓歷史嚮我們開放並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徵 ：屈從於陳舊的歷史闡釋和歷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應當從這思想的迷津中徹底解放出來。散文應當終止這種緊張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適狀態。在一個高速運轉的超級資訊時代，散文完全沒有必要成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四輕"應當成為散文的常態，而"娓語"纔是當代散文的主流。對此我不應有任何異議。在一個無需"原創性"的時代，散文作傢應當放棄進行精英話語推銷的使命，他們的工作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輕鬆和簡單：衹需進行各種小型話語復製（"剋隆"）：從歷史和當下生活中拷貝一些感覺和話語碎片，然後把它們拼貼到"散文"文本裏，藉此維係住一個與公衆充份和解的狀態。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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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圍城》，獨特的文學現象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理念大於形式
理智大於感情局部大於整體拉郎配式的意象強合
自傷其類的比喻《圍城》裏什麽都有，就是沒有小說錢鐘書能夠與魯迅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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