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向权威发难、颠覆文学——十作家批判（一）   》 当代散文的细小命运      朱大可 Zhu Dake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在唐宋年间，它是诗词花瓣以外的枝叶，而在明清和近代，它是宫廷诗歌和民间小说的附庸。只有在民国的动乱时代，散文获得了翻身的锲机。政权更替、军阀混战、农民暴动和白话文的诞生，推动了政治话语的繁荣。　　散文首先呈现出政治檄文的激越面貌，而后才在文人的亭子间（四合院）里发育为温柔敦厚或温软香侬的小品。胡适之、林语堂和周作人（最后才是张爱玲）渐次开拓了散文进军书案和卧室的道路，晚间灯下的亲切"娓语"（林语堂语）成为散文主流。只有少数作家坚持了尖锐的写作姿态。鲁迅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野草》不仅是其毕生最杰出的作品，而且也是现代散文最具魅力的文本。由于这个人的存在，"娓语"和"锐语"发生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对峙。　　鲁迅的早期"锐语"（以《野草》为范本），一方面保持了犀利、批判和愤怒的言说风格，一方面深蕴着生命幻象、爱语、对瑰丽事物的迷恋、以及在一个宗教缺席的语境中探求终极真理的渴望。越过黑暗的坟场，"过客"的绝地追问，超出了他自己的彷徨目光，成为回荡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最凄利的叫喊。　　然而，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一个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合着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冤狱"。这正是他获得毛泽东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　　而在鲁迅坚毅冷峻的面颜的背面，"娓语"的亲切温和的面貌并未消失。经过了数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洗礼"，毛的话语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份）遭到彻底挫败。在数十年尘封之后，毛语和鲁语终于被一种在姿态和质感上都更为柔软的话语所替代。八十年代后期，林语堂和周作人开始从书本中逐渐复活。这也就是"娓语"大规模复活的一个信号。作为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经验。　　稍后，一种由《新民晚报》等媒体推出的晚报语体悄然涌现，其中包括了所谓的"小女人散文""夜壶箱小品""厨房文学"以及各种"午夜耳语"和"豆腐干絮语"。这些南方式的话语"宵夜"，与北方（北京）式的胡同俚语（以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为主要样式）风格截然不同，却共同标志着文人与市民的和解运动揭开了序幕。在这场运动中，出版商获得了空前的利润。而散文本身的收获更是空前绝后：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首次同小说一起成为话语时尚和主流。　　然而，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城市市民的热烈鼓掌，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著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也许只能是某种日用文化缀品，或者说，它充其量只是家庭里的一个细小的摆件，汇入了由日历、草纸、钟表、硬币、钥匙环、打火机以及茶具聚集成的日常风景。　　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正是基于在这一文化策略，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文化大散文系列"，这是出版商以敏锐目光介入宏观话语建构的一个范例。而令人失望的是，作为这套丛书的首选之作，《文化苦旅》的商业价值却远在其"文化"价值之上。尽管余文具备了某些"大"的要素－－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但这些外在的话语时空，并未解决散文的内在的话语力度问题，恰恰相反，它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但是，只要变换批评的视角就不难发现，余文所具有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历史散文正是作者最为脆弱的部份，作者的才识和言说技巧难以支撑这一宏大的话语框架，但在另一方面，余文中的某些乡情散文或游踪散文，如《信客》《酒公墓》和《庙宇》之类，却仍然流露着某种魅力：迷人的乡村故事行走在在质朴言说的松软小路上，散发着没有矫饰的清淡气味。这是余文中最有价值的部份，它把余文还原到了"小散文"的级位。而后者才是余文所应是和应在的位置。事实上，公众在读码方面比评论家们更为正确：他们从未误解过余文的话语本性。　　在我看来，余秋雨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我们已经看到，余文所依据的所有政治、道德文化和历史"线索"（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都是相当可疑的，他们构成了迷津中最阴险的圈套，令急欲摆脱困境的苦旅者更深地迷失。而这才是最令人痛楚的话语事件。在一个精英已经崩溃的时代，任何企图扮演精英并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动，都已面临难以破解的困境。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所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痛切地看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 ：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释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四轻"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对此我不应有任何异议。在一个无需"原创性"的时代，散文作家应当放弃进行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他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只需进行各种小型话语复制（"克隆"）：从历史和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贴到"散文"文本里，藉此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份和解的状态。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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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围城》，独特的文学现象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理念大于形式
理智大于感情局部大于整体拉郎配式的意象强合
自伤其类的比喻《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钱钟书能够与鲁迅比肩？
文人和大众的虚假和解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行走在苦难和甜蜜之间
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与国家的和解--一个王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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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故中把玩“批判”（下）旧瓶纳新酒：王蒙式创新（上）旧瓶纳新酒：王蒙式创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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