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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中國文化要義 》
第十四章結論
梁漱溟 Liang Shuming
一討究特徵之總結
第一章列舉中國文化十四特徵，經過許多討究到現在，約可結束。歸根結蒂，一切一切，總不外理性早啓文化早熟一個問題而已。茲就各章所論究，貫串起來以明之。--
(一)很顯然地，其中第十二特徵所謂“無兵的文化”，是源於第十一特徵“不像國傢”而來。第九章具有解答，可不煩多論。
(二)而中國之所以不像國傢，則為其融國傢於社會了--此亦見第九章。設更問其如何竟可把國傢消融於社會呢?第一層是因為：傢族生活與集團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而中國人浸浸傢族生活偏勝，與西洋人之集團生活偏勝者，恰各走一路。從集團生活一路走去，即成國傢；從傢族生活一路走去，卻衹是社會。第三第四兩章即係論證此議。然而其社會生活若僅止於為一種傢族生活，或其社會不外一傢族本位的社會，則既不能強，尤不能大，缺點甚多，必將無以自存於競爭之世。換言之，在於演淘汰中最能見優勝者應該是強且大之集團。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不難，難在其缺乏集團組織而竟能長久存活，不被淘汰。相反地，他並且能有極大之發展。此誠何故?於是繼第一層之後，就要說出第二層。第二層是因為，理性早啓，周孔教化發生，使古代一般之宗法制度轉化為吾人特有之倫理組織，以倫理本位代替傢族本位。倫理始於傢族，而不止於傢族，規模宏遠，意識超曠，精神大為提高。傢族本位社會是不能存在到今天的，倫理本位社會卻前途遠大得很。凡此均詳見於第五、六兩章。然中國與西洋分途雖早，而在早期還不能分得甚明。周孔教化發生於封建之世，那時還像國傢。戰國七雄一面更像國傢，卻一面亦正是國傢要被消融之始。必到周孔教化收功結果之時，封建既已解消，階級化為職業，國傢永被涵容於社會。此看第八第九兩章可以曉得。
(三)就在解答中國所以不像國傢之時，便亦同時解答了中國人的傢之所以重要--第七特徵。蓋正唯其是從傢人父子兄弟之情放大以成倫理社會，所以不成階級統治之地緣國傢。又正唯其缺乏集團組織以為其生活之所依靠，乃不得不依靠於倫理作始之傢族親戚。除上面所說幾章外，其在前之第二章在後之第十章亦皆所以解答此問題，參看自得。
(四)近代西洋之所謂民主，要在其人對國傢有參政權，有自由權，這是在集團生活中個人地位提高之結果。所以中國之缺乏民主--第九特徵--乃是從缺乏集團，不像國傢而來，不可誤作壓力太強之沒有民主看。此其理，具詳於第十二章。
(五)集團生活與傢族生活，此重則彼輕，彼鬆則此緊，二者不可得兼。像在中國那樣傢人父子情誼之重，西洋人沒有，像在西洋那樣國民對國傢觀念之明強，中國亦沒有。然中國西洋在此之所以分途，卻端為周孔教化與基督教之相異。故我鄭重指出宗教問題為中西文化之分水嶺。--以上見第三、四、五、六各章。一般說來，文化都是以宗教作中心而發展，中國獨否。--中國文化第六特徵，宗教乃被非宗教的周孔教化所代替。宗教乃為感情之事，不出於理智，抑且頗遠於理智。周孔教化自亦不出於理智，而以感情為其根本，但卻不遠於理智--此即所謂理性。理性不外乎人情。而宗教感情卻總見其激越偏至，有時不近人情。因此周孔贊美人生，敦篤人倫，與宗教之傾嚮出世常要離棄家庭者就剛好相反。宗教之動人，恆在其不平常，而周孔之教化則於平易切近之中深有至理，不必動人而人自不能出。當其代替宗教位居中國文化中心而為之主的時候，我們就說它是以道德代宗教了。--見第六章，第七章蓋一面說明了第六特徵“缺乏宗教”，又一面說明了第十特徵“道德氣氛特重”。
(六)西洋中古社會靠宗教，近代社會靠法律。而中國社會如吾人所見，卻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此即是說：在文化比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國走道德禮俗之路。宗教自來為集團形成之本，而集團內部組織秩序之釐定，即是法律。所以宗教與法律是相聯的。道德之異乎宗教者，在其以自覺自律為本，而非秉受教誡於神。禮俗之異乎法律者，亦在其慢慢由社會自然演成，而非強加製定於國傢。其間精神正是一貫的。中國古人之迥出尋常者，即在其有見於人心之清明正直，而信賴人自己。所謂一貫精神非他，即是倚乎自力，而非如西洋之必倚乎他力。我所云理性早啓者，正指此點。--凡此請看第六、七及第十、十一、十二各章。唯理性為道德在人類生命中之真理據，故第十特徵之確切解答應此。
(七)雲何為自覺自律?好好惡惡而心中瞭瞭，是曰自覺；基於自覺而行吾所好，別無所為，是曰自律。如我好分平而惡不公平，我本此而行，非屈於力或誘於利而然，亦不因屈於力或誘於利而改，即是其例。說理性，即指自覺自律之條理天成而言，說無對，即指自覺自律之渾然不二而言。道德根於理性無對而來，為人類生命之最高表現。卻不料中國古人直欲將社會秩序依托於此，而不尚政刑(1)(《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道，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有如孟子所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其信賴人而愛人，愛人而信賴人，曠觀世界誠所未有。由此端萌開展去，三千年來中國文化遂以大異於他方。他方文化發展，總不出乎力與利之間，以力量求得利益，利益則培養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利益又培大其力量。如是循環推進不已，利與力二者互通為一。蓋從生物之生存發展以來，原來外此一回事，人類文化最初從身體出發，正亦莫能外也。所謂中國之大異於他方者，第一表現在政治消極上，其次表現在經濟消極上。--
表現在政治上者，即缺乏集團，不像國傢，根本消極於政治，不嚮此方面發展。此何以故?集團生於鬥爭，國傢起自武力。政治上一事正要從“力學”上瞭解纔得。中國人雖然亦跳不出利與力之循環圈，而不能無事於力。但它卻於人身之外直揭出人心來，每在有對之中表現無對，遂使政治力學上驟亂其例。這在遠古至戰國以前，即是階級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戰爭國以後至清季，即是化階級為職業，以相安代統治。所有近兩千年來之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政治永無進步，蓋在此。--請參看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各章。
表現在經濟上者，即農工商業一切不入於學問(士人不講求這些)，學術思想與社會經濟有隔絶之勢，鮮相助之益。二千年經濟上停滯不進之直接原因在此。--說見第十一章。然其間接原固，卻更具有决定性。此即科學在中國之夭折無成。科學何以無成?科學在人類生命中之根據是理智，而道德在人類生命中之根據則是理性。道德與科學不衝突，理性與理智更無悖，然理性早熟卻掩蔽了理智而不得申。--說見第十三章。
於此可以看出，前所列第五特徵“文化盤旋不進，社會歷久鮮變”，及第八特徵“缺乏科學”，其關鍵皆在道德之代宗教而起太早。一般說，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並依宗教作中心而發展，道德視宗教遠為晚出，而此獨不然。此其所以為人類文化之早熟。
第一章所列舉十四特徵中，第五至第十二之八點，曾在本書各章予以討究者，已為貫串如上。還有其後之第十三第十四，其前之第一至第四各點，書中論究未及，但這裏卻已不難把它亦貫串起來--
(八)說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沒錯。此不唯中國人的孝道世界聞名，色彩最顯，抑且從下列各條看出它原為此一文化的根艹/亥所在：一、中國文化自傢族生活衍來，而非衍自集團。親子關係為傢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點出。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宗教主義--因宗教總是反對這種傢族感情的(見第四章)。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國傢主義--因國傢都要排斥這種傢族關係的。中國法傢如商鞅韓非皆曾指斥孝友之違反國傢利益(1)(韓非《五蠹篇》嘗論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以明孝友與國傢利益相反。)。二、另一面說，中國文化又與西洋近代之個人本位自我中心者相反。倫理處處是一種尚情無我的精神，而此精神卻自然必以孝弟為核心而輻射以出。三、中國社會秩序靠禮俗，不像西洋之靠法律。靠法律者，要在權利義務清清楚楚，互不相擾。靠禮俗者，卻衹要厚風俗。在民風淳厚之中，自然彼此好好相處。而人情厚薄，第一便與傢人父子間驗之。此其所以國傢用人亦要舉“孝廉”也。又道德為禮俗之本，而一切道德又莫不可從孝引申發揮，如《孝經》所說那樣。
(九)說隱士是中國文化一種特色，亦沒有錯(惜蔣著對隱士缺乏瞭解)。一般高人隱士顯著之共同點有三：第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再三禮請亦不出來。試問這是任何一封建國傢專製國傢所能有的嗎?就是資産憲政國傢，無産專政國傢，或任何國傢亦不能有。唯獨不成國傢的這鬆散社會如中國，纔得出現這種人物。不但出現，而且歷代都很多，在歷史傳記上占一位置，在社會輿情上有其評價。第二在經濟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務財利，恰為宗教禁欲生活與近代西洋人欲望本位之一中國型。他們雖不足以影響中國經濟之不進步，卻為中國經濟難於進步之一象徵。第三在生活態度上，便是愛好自然而親近自然。如我前所說，對自然界衹曉得欣賞忘機，而怠於考驗控製。如西哲所譽，善於融合於自然之中，而不與自然劃分對抗。其結果便是使藝術造乎妙境高境，而不能成就科學。
(十)第一至第四特徵可並作一個問題來說。第一特徵廣土衆民一大單位之形成。如上來各章(特如第十章)所論證，它原是基於文化的統一而政治的統一隨之，以天下而兼國傢的。其內部蓋以倫理相安代階級統治，人緣重於地緣，而攝法律於禮俗，融國傢於社會。質言之，其所由拓大到如此之大，非靠武力而靠文化。這是與第二特徵第三特徵既相互關聯，又互資證明的。第二特徵在此廣大地面同時並存之許多部落種族，除天演淘汰之外，率能融為一大民族而泯忘其不同者，即由其文化所具有之同化力特強，而別無其他故可指。第三特徵歷史所以綿長不絶者，要在其民族生命文化生命能不遽亡於一時武力之絀敗，而每有以復興。當他統治了異族時，固常能使其同化融合於自己--不獨以武力取之，且以文化取之。就在他被統治於異族時，由於異族每要用他的文化來統治他之故，卒亦使其同化融合於自己--先失敗於武力，終製勝於文化。蓋唯其長久，故不難於大，亦唯其大，故不難於長久。此兩特徵又皆以第二特徵對異族之同化融合為其本。而一貫乎三大特徵之中者，實為其文化之優越。所謂一個問題即中國文化所優越者果何在之問題。如第四特徵所指出，明見其非以知識擅長，非以經濟擅長，非以政治軍事擅長(甚且毋寧說他皆短於此)，而又明見其所由成就必有一偉大力量在，此力量究為何種力量?
為要深刻認識中國偉大的出奇，還須取印度西洋來相對照。印度與中國同為有名之古老文化區，同樣地廣人多。但兩方情形卻絶然相反。在中國區內，有此融合無間之一大民族。在印度區內，其人卻陸離龐雜，隔閡紛歧，說之不盡。宗教相仇視之外，又益以種族成見，俗禁通婚，長時各保其血統個性。更加以社會階級(Coste)分別至二千以上，真乃集支離破碎之大觀。又語言不同，多至二百餘種，舉其重要者(使用之者均在五百萬人以上)，亦有十四種。因此逼着其知識分子，今天在教育上及交際上，衹可惜用其精神上本無關係之英語。其為遺憾，可想而知。所以伯爾納·約瑟(BernardJoseph)著《民族論》(1)(伯爾納·約瑟著《民族論》(Nationality,it'snatureandProblems)，劉君本譯，上海民智書局出版。)說“欲研究印度者，第一應知之事，就是印度實不成為印度(沒有一印度民族)”。並且說“雖歐洲全洲亦無此離奇復雜”。然而在他書中論到中國人(蒙藏等族在外)，卻大稱道其文化之統一，民族之渾整。在這裏宗教雖然有儒、釋、道種種，卻能不相妨礙，或且相輔而行。種族上，若追源溯流自有甚多不同，而今則都已渾忘。方言雖不免有殊，而“官話”大體通行。尤其文字是完全統一的。所有其歷史，文學，禮俗，信念，即藉此種文字典籍以傳布全國，直接間接陶養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意識和感情。所以遠從江浙到甘肅，或者像東北到雲南之遙遠，而其人還是那樣地沒有隔閡。若是他們在外國相遇，更親切如一傢人。似此同化融合三萬萬以上近四萬萬人為一大民族之一事，印度固夢想不到，西洋亦夢想不到。在西洋雖不同印度那樣破碎，而仍復有一種與中國相反之情勢。中國總是化異為同，自分而合，末後化合出此偉大局面來，數千年趨勢甚明。西洋卻不盡然，寧見其由合而分，好像務於分而不務於合。中古西歐基督教文化統一之天下，分裂而為近世各民族國傢，即其顯例。雖近代國傢之形成，其間亦盡有並攏糅合之可見，而每每仍難相處，更難於同化。試看比利時卒必分於荷蘭，挪威卒必分於瑞典，愛爾蘭卒必分於英國……民族自决之呼聲不絶於耳。一度大戰之後，輒有許多小國傢出現，或者復國。總因為他們合起來似甚勉強，必分乃得安。假如去就一任其自然，則此與中國人口面積相埒之歐洲，其間將分劃為若幹民族單位，實非吾儕謭陋所能算計，反之，在我們卻是合甚自然，分之則不安。此與歐洲人口面積相埒之一大單位，假如要分，幾不知從何分起。
更有一事值得附此一說；猶太人的民族個性最強，世界有名。他們亡國後流散四方，竟然仍保持其遺風故俗，數千年不改。但是他們雖然在任何國度內總不同化於人，獨來到中國卻不自覺地大為同化了。明清兩代居然有應試做官者。現在河南開封城內，俗稱“青回回”，又名“挑筋教”者，就是他們。“中國幾乎是一切原則的例外”(西洋人恆為此語)，真是不錯。
我們於是不能不問，這究竟是一種什麽力量?
對此問題，往者梁任公先生嘗予註意，今《飲冰室合集》存有《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並附《史記匈奴傳戎狄名義考》及《春秋夷蠻戎狄表》，似皆早年所作。晚年又有《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指出中華民族同化諸異族所用程序共有七種，而其同化力所以特別發展者則有八。茲錄其八點如次--
一、我所宅者為大平原，一主幹的文化係既立，則凡棲息此間者被其影響，受其涵蓋，難以別成風氣。
二、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復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為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之條件下，漸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
三、我族夙以平天下為最高理想，非唯古代部落觀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國傢觀念亦甚淡泊。懷遠之教勝而排外之習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囿，而歡迎新分子之加入。
四、地廣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結果增加其交感化合作用。
五、我族愛和平，尊中庸，對於其他族雜居者之習俗恆表相當尊重。所謂“因其風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減殺他方之反抗運動，假以時日，同化自能奏效。
六、同姓不婚之信條甚堅強，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與他族雜婚盛行，能促進彼我之同化。
七、我族經濟能力發展頗達高度，常能以其餘力嚮外進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於經濟上組織上同化。
八、武力上屢次失敗退嬰之結果，西北蠻族侵入我文化中樞地，自然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漸變其質。一面則我文化中樞人數次南渡，挾固有文化以灌東南，故全境能為等量之發展。
凡此所說，未嘗不是，但衹說到邊緣，未能深入。再要嚮深處抉發纔得明白。
中國文字為其文化統一之一大助力，信乎不差。此試與西洋文字比較對照，則事實自見。人類生命彼此相聯相通之具，原初在語言。衷懷情意由此而相通相融，經驗知識由此而逗合組織。然語言寄於聲音，聲音旋滅，不能達於異時異地。因又有寄於圖像符號之文字發生，以濟其窮而廣其用。顧西洋文字仍不外代表聲音，即是以文字附於語言而行。人之語言既各族各地不同，又且以異時而生變化。此附於語言之文字自亦因之而不同，因之而變化，所謂濟其窮廣其用者，實自有限。中古西歐文化統一之分裂於近代，即在各民族語言起來代替了公用之拉丁文。其問題不外古今之變，古不通於今；異族之間，彼此不相襲，由土俗文學而引生民族情緒，因民族自覺而固守其傳統語文。其勢趨於分而不趨於合。後來東歐各地之紛紛民族自决者，亦悉依語言為準，同為斯拉夫族猶不相通，而各自為謀。假使中國當初亦走此路，其結果恐怕亦差不多。要混東南西北之多族而為一大民族如今日者，其事决不可能。但中文卻徑取圖像符號為主，文字孳衍乃在形體。語言文字浸浸分別並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語言，而語言轉可收攝於文字。二者恆得維係不甚相遠，今古之間即不甚難通。時間距離恍若為之縮短。而字義寄於字形，異族異地不礙相襲(故遠如朝鮮，日本，越南等處亦都嘗采用中國文字，流傳中國典籍)。其結果，遂使種族隔閡為之洞穿，語言限製為之超越，久而久之，一切同化渾忘，三四萬萬之衆，明明由東西南北多族之所合，卻竟共一歷史記憶，莫不自以為黃帝子孫。
語言文字為人類生命相聯相通之具，而彼此生命之聯通與否，卻不一定。且文字亦不過一載文化之具，而文化固不在此。文化統一之易得成功於中國，信有賴乎其文字，而文化之統一，卻首在其人生態度禮俗信念，次則在生活上之知識經驗方法技術，並不在文字上。中國四周圍那些鄰邦外族開化比較在後，大概沒有疑問。因此他們在生活之知識方法上，就一定要學中國，此為中國所以能同化他們之故，實不待言。但衹在知識方法上模仿襲取，仍不關事，如其風教不同，人生意趣不合，文化還是統一不了。尤必在情意上彼此能融合相安，而後乃可共成一社會，合為一民族。--生命相聯相通指此。任公先生所提第三第五兩點，算是說到人生態度及彼此情意間了，可惜尚嫌膚淺。
試問，中國人有平天下的理想，外國人難道沒有?羅馬教廷之標名Cotholic甚為明白；基督的襟懷原沒有國傢在。然卒之國傢觀念西洋人卻最強，而天下襟懷不足，可知單有理想不中用，要從人的生命深處有其根本不同者在，而後纔行。這就是我所說：中國人發乎理性無對，而外國人卻總是從身體有對出發。--請看第十二章。唯其從根本上便有些不一樣，理想乃不徒為理想，而後態度直切恆久，自然著見於生活間而發生影響。影響到社會結構，則階級不固而分解，及至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出現。中國遂以社會而代國傢。國傢是有對抗性的，社會則沒有。天下觀念於是而永奠，不同西方之僅見於一時。無對抗故無分裂，而衹有愈來愈拓大。我民族之泱泱大國舉世無比，與西洋小國林立者相較，正為文化植根深淺之有殊，明眼人當早見之。
然此根於理性而發育之文化，其同化力之所以特強，要必從兩面認識之，寬宏仁讓，與人相外易得融合如上所說者，衹不過其一面，還有一面是其開明通達，沒有什麽迷信固執。迷於此者便與迷於彼者分傢，凡自己有所固執，便無法與人合得來，此一定之理。中國自周孔以來，務於理性自覺而遠於宗教迷信，後世普通人恆於聖賢佛一例崇拜，直接地信理，間接地信教(見第十三章)，皆最少固執。異族相對之間，所以少有隔閡衝突，首先在此。同時在積極一面，更以人所自有之理性領導人，人誰不歸之!凡此所云同化者，正不外使人有他自己，而非捨其自己以從我，其同化力所以為強無比，正以此故。
我們知道人類得脫於古宗教之迷蔽，衹是最近之事，何為中國古人乃如此之早?此處不可輕忽看過。迷信生於畏懼與希求。古時人群迷信所以不可免，正為其時多有自然災害而嗇於生活物資，人類生存時不免感受威脅，而知識學問顧甚不足。中國古人那時災害多少如何，物資豐嗇如何，以及其知識方面如何，是否皆大有異於他方，今日似乎都難以證明，想來或者亦差不多。那麽，其心思開明而少迷信，不能不說是奇跡。我不能追原其故，使此奇跡不奇。但我願指出，産生迷信的那些畏懼與希求，都從身體而來，無所怵誘於外，而平平正正，開明通達，卻是理性之本質。我說一般皆從身體出發，而中國獨理性早啓，於此又可回證其不謬。
仁厚一面，開明一面，皆其所以最能同化異族之故，自可無疑。然須知此兩面之所由表現者，還在其人生態度之正當適中。何謂正當適中之人生，實不好說得出。這衹可從其不落於禁欲(例如西洋中古宗教)，恣欲(西洋近代人生在此傾嚮)之兩偏言之，恣欲者不免陷在身體中，禁欲者似又違反乎身體。禁欲實從恣欲引起來的，而禁欲每又翻轉到恣欲。不論恣欲禁欲，要皆失去人類生命應有之和諧，而與大自然相對立。反之，得乎人類生命之和諧而與大自然相融合，是即正當人生。仁厚有容，開明無執，皆不過其表現於外者。非宗教的文化之出現於中國古代，正為其時有人體現了此種人生，體驗了此種人生--這就是所謂聖人。他本乎此種人生以領導人，就有所謂周孔教化。異族之同化，即與我一同嚮往於此種人生，文化之統一，即統一於此種人生之嚮往。正當適中自不易談，而鄭重以事人生，不偏乎恣欲或禁欲，卻蔚成此土之風尚。--此土風尚所為翹異於西洋迥別於印度者，唯在此。
當然不待說，此種人生態度不支不蔓近情近理，其本身就是最易使人同化的。更加以最利於傳送到異時異地之文字，其收效乃更大更神。配合上各種知識方法在當時之比較優越。軍事政治亦復不弱於人，此偉大出奇的局面不知不覺就成功了。前問：在知識，在經濟，在軍事政治，既一一皆非中國所擅長，他究竟靠一種什麽力量而得成功?現在可以回答：這就是理性之力。
試再取印度西洋來對照以明之。前在第十二章曾指出，人類社會因文化發達進步而得發育成長，實有兩面：一面是屬身的，一面是屬心的。身體本是生存工具，人在圖生存中，又不斷在身內身外創造許多工具(包知識技能而言)來用，使身體活動加大加強，以及更加靈便，由這些工具之發達，社會關係日益繁密，社會單位日益拓大，此即社會發育成長之屬於身的一面。西洋自産業革命以來到今天，其文化之進步特偏此一面，其社會之發育成長亦特偏此一面，顯然可見。唯其有此一面之成功，故其社會生活所表現者不像印度那樣支離破碎，而且亦能有偉大局面如不列顛聯合王國，如蘇维埃聯邦者之出現。但這些是國傢而非民族，是政治上之聯合統一，而非文化上之融合不分。那即是說，其偉大局面之形成，寧從身來而不從心來，和我們不同。始終停留在産業革命前的我們，身體工具一面文化不發達，較之今天西洋落後何啻千裏之遠。大部分鄉村猶不失自然經濟之面目，水陸交通勝於原始者不多，則以其固有種族之繁，山川之阻，豈有聯成一體之可能?然而竟有此一偉大局面之出現，而且此一大單位是文化上融合不分之民族，並不像他們衹是政治上聯合統一之國傢，隨時還有分裂可能。對照着見出我們的偉大，寧從心來而不從身來。此即是說，我們雖未能由工具發達，使人與人從經濟上密織起來，在政治上為遠大之摶控，而實現社會之發育成長於身的一面，但我們卻因另一面文化之進步性，使人與人從彼此瞭解之增進而同化，從彼此情意之款洽而融合，卒能實現社會之發育成長於心的一面。
人與人之間，從乎身則分則隔，從乎心則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卻容易隔起來，故在文化上恆必有其相聯相通之道，而後人類乃得成社會而共生活。人類從最初有社會那天，便有宗教，就是為此。凡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一類東西，皆為文化之屬的一面的。說心即指理性(見第十二章)。凡社會之發育成長，屬身一面的皆由理智對物有進步，屬心一面的，皆由理性對人有進步，理智對物有進步，不外自然之物更為人所控製利用，其表見則在種種工具之發達。理性對人有進步，不外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此多起於後天而存於群與群族與族之間--漸得化除，恢復其本來不隔之心。其表見則在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之閎偉明通。宗教是一怪東西。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便人在此得相聯通，同時卻又使人在彼隔閡起來。上說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盡出於宗教迷信，至少亦與宗教有關。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統一，民族所以難於融合，至今歐洲卒必分若幹單位而不止者，正為他們當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而中國的好處，就在早早脫開宗教，創闢其非宗教的文化。所以論人口面積，我與歐洲相埒，且他們經濟進步而我未能，他們交通發達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們在生活關係上自又大為疏遠，地面又顯得格外遼闊，卻是他們所不可得之融合統一，我先得到。此即中國文化雖未能以理智製勝於物，獨能以理性互通於人，他們儘管身近而心不近，我們雖則身遠而心不遠。更從中國西洋以看印度，印度宗教最盛最多(印度文明自有獨到在此)，西洋所未有，莫論中國。因此中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不能有。同時，它在身體對外發達種種工具一面，似尚不如中國，莫論西洋。因此西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又沒有。這兩面都沒有，自然難怪其社會陷於支離破碎之奇觀了。統起來可以說，中國，西洋，印度之不同，其問題皆在宗教上。
社會之發育成長，身心兩面原自相關，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進。但由於西洋是從身到心，中國是從心到身，中西卒各落於一偏，失其身心應有之配稱關係。西洋之失，從近代資本社會最易看出。一大工廠，一大公司，成千成萬之人在一起共生活，雖事實上互相依存，而人人各自為謀，彼此缺乏承認，缺乏瞭解。有如一盤機器的各部分，誠然為着一公共結果而在協作前進，但他們卻於此公共目的無認識無興趣。因其衹是機械共處而非理性合作，所以不能按着公共目的而各自約束自己。相反地，有時且各為自己而破壞了公共目的。整個西洋社會便是這樣機器式生活着，其間聯鎖關係多偏在身一面，而缺心為適當配稱。杜威博士於其《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嘗論今日歐美雖不能不說是一進步的社會，但仍有其“不社會”之處，正為此。現在逼着轉嚮社會主義，仍不外一機械力之逼迫，尚少悔悟於其理性之不足。今後如何亟從理性求補充，是其前途所切需。
表見在中國人之間者，好處是不隔閡，短處是不團结。西洋人與我相反，其好處是能團结，其短處是多隔閡。因此若在西洋，不隔閡就一定團结得很好，而中國卻不然。伯爾納·約瑟在其《民族論》既盛稱全中國的文化十分一致，卻又說中國人缺乏民族意識民族情緒，不算一真正民族。此在西洋將不可解，何以其人文化都十分一致了，而其間還不曾有民族意識民族情緒存在?蓋民族意識民族情緒養成於團结對外。習於團结對外之西洋人，有時於文化不一致者猶不難團成一民族。不習於團结對外之中國人，儘管文化如此統一，依然有不成民族之譏。證之於抗日戰爭，說中國人沒有民族意識或者太過。然中國人散漫無組織，傢族意識鄉裏意識每高於其國傢意識民族意識，甚且出國在外猶所不免，其病不可謂不深。問其何為而然?一句話回答，就是其社會在心一面之發育有餘，而身一面之發育不足。身體屬於有對性。當社會從身體有對一面發育而成長，首先即依宗教以團结對外，繼此還是依於宗教進步而擴大團结(參看第三章)，末後可不依宗教，而還是不改其團结對外。西洋之路正如此，中國獨以理性早啓，於此頗有缺略。及至社會組織以倫理不以集團，其缺略乃更决定。其不隔閡即理性之表見，其不團结即缺身一面之發育以為配合。這是很明白的。至於種種工具不發達，身體活動不能加大加強，經濟猶偏乎自給自足，政治傾嚮於消極無為，使其人益形鬆散，幾若不甚相關，其為社會在身一面發育不足之表現又不待說。然盡它在這一面如此短缺，而另一面其融合統一之出奇偉大局面，你總否認不得，此即所謂在心一面之發育有餘了。
末後總結：中國的偉大非他，原衹是人類理性的偉大。中國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理性無缺欠)，而是理性早啓，文化早熟的缺欠。必明乎理性在人類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將如何漸次以得開發，而後乃於人類文化發展之全部歷程，庶得有所見。又必明乎中國之為理性早啓文化早熟，而後於此文化不可解之謎乃無復疑滯，並洞見其利病得失之所在。所有中國文化之許多特徵(如上所舉乃至上所未舉者)，其實不外一“文化早熟”之總特徵。這是從上論證到此，毫不含糊的結論。或問：此早熟又由何來?早熟就是早熟，更無誰使之早熟者。西洋未曾早熟，卻又嫌熟得太晚--其理性開發不能與其身一面發育相配稱。偏此偏彼，中西互見，不得問其何為而偏。豈獨中西有偏，世界各處文化所以表現種種不同者，正為其發乎種種不同之偏差。必以其地理、種族、歷史等緣會不同言之，雖有可言者，究不足以盡。一切文化都是創新，不徒為外緣之適應，愈偉大的文化愈不是。
二民族性之所由成
如第一章所說，中國民族性為研究中國文化一極好參考佐證資料。茲於文化既大致討究有結論，應即取民族性互為勘對印證。第在分就前所列舉十點(見第一章)數說之前，特對民族性之形成從根柢上一為說明如次。--
近見雷海宗教授有《本能、理智與民族生命》一文(1)(雷氏原文載《獨立時論》，此據《現實文摘》第2捲第3期轉載。)，特舉中英兩民族為比較。大致說：現在世界上生存本能最強的英國人，反之，中國人則此本能衰弱到幾乎消滅的程度。為理論則不計及其國傢根本利害之人，除英國外，各國或多或少都有，而最多是中國。每每一主義或一制度，在西洋本有其具體內容，一移到中國就變質，而成了純粹理論。既與過去歷史無關，亦與今日現實無涉，而許多人竟可為此犧牲一切，犧牲自己不算，並要犧牲國傢。中國自與西洋接觸即犯此病，至今不改。在英國人殆不能想象這是如何一種心情。英國人本能強而不害其理智之高，理智高而不掩其本能之強，最奇怪的是中國人，理智不發達而本能卻如此衰弱。此其所論，於中英民族性之不同，可稱透澈。惜於人類生命猶瞭解不足，譬如雷先生文內說，理智是本能的工具而不是本能的主人。推動歷史，支配社會，控製人生的是本能，絶不是理智。理想傢如果認此為可憾，那亦是莫可奈何的。說理智是工具是對的，但他沒曉得本能亦同是工具。理智一本靜觀，沒有好惡取捨，誠非歷史動力所在，但生物的本能到人類早已減弱，它又豈能推動歷史，支配社會，控製人生?此其缺欠實在不認識理性。二十七年前我亦還不認識理性，同意剋魯泡特金道德出於本能之說，而不同意羅素本能，理智，靈性三分法(1)(此見羅素著《社會改造原理》，有余家菊譯本，中華書局出版。)。及至有悟於理性、理智之必須分開(詳見第七章)，而後恍然羅素之三分法為不易之論。--羅素所云靈性相當於我所謂理性。雷先生稱道英國民族生存本能強而其理智同時亦發達，沒有錯；指摘中國民族生存本能衰弱，而同時其理智不發達，亦沒有錯。錯就錯在他的二分法，又把本能理智二者看成有衝突的。雷先生原說一為主人，一為工具；主人與工具又豈有衝突者?顯然不對。再從中英兩實例上亦經證明其不對。照我的說法，本能理智動靜雖殊，同屬身體一面，而理智居於其頂點，--見第十三章。英國人所表見，明明是我說“從身體出發”這成功者。中國人的受病，則在雷先生所不及知之理性之早啓。為了便於說明，我再引另一位先生一段話：
中國人遇到一件事情，衹考慮應該不應該，不考慮願意不願意。--這是幾個朋友閑聊天說的話。他們以前談什麽，我忽略了。衹是這兩句深深被我聽進。因為它正搔着我所眩惑的問題的核心。中國人作事情沒有精神，缺乏熱誠，就是因為衹考慮到該作不該作，而不問其願作不願作。所以社會那麽多偽君子，而沒有真小人。(中略)聖人簡直不教你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我既不存在，我不曉得我還會不會感覺到其了事物的存在。(中略)我勸人要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己作出發點。--我存在，主要地還是為我自己存在。我不是為做父親生兒子而存在。關於這一點，歐美人是比東方人高明，因為他們沒有像我們那麽多該不該的道德律。(中略)把人看着必須吃飯的動物，其實就夠了(1)(見1946年出版之《導報》第12期，《忠恕與民主》一文，原作者似為戈衍棣。)。
這段話正代表中國人理性早啓走出去太遠，現在要求返回到身體到本能之一種呼聲。數千年來中國人的身體和本能從某點上看，無疑是衰敗了。“倫理本位”與“自我中心”，從“理性出發”與“從身體出發”，不相協調在這裏顯得何等分明!使得中國人本能孱弱者是理性，尤其貌似理性的那些習慣。
理性、本能其好惡取捨盡有不同，而同屬人情。中國人所謂應該不應該，原非從外(宗教上帝)加於人者。正唯其離本能頗近，乃排斥了本能。從外加的，終會遭到反抗，其結果或強化了本能而非削弱之。請看中古以後之西洋人，豈非如此?然又不可誤會理性本能相衝突。人類生命因理智而得從生物本能中解放出來，一面其好惡之情乃不必隨附於本能。--這就是理性。一面其本能乃不足當工具之任，而必從後天補充。--這就是種種習慣在人類生活中一切莫非本能習慣之混合，純本能殆不可見。嚴格說，衹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習慣皆工具。但理性不論在個體生命或在社會生命，皆有待漸次開發。方其未開或開發不足之時，人的生活固依於本能習慣以行，乃至理性既啓，亦還是隨着本能習慣之時為多。除根本無好惡可言之理智，衹會作工具，永不能作主人外，本能習慣蓋常常篡居理性之主位。所謂理位、本能不衝突者，當理性為主，本能為工具之時，理性的表現皆通過本能而表現，固無衝突。當本能篡居主位時，理性不在，亦何有衝突?然理性雖其著見於好惡似與本能同，其內則清明自覺，外則從容安和，大有理智在，卻與本能不同。本能不離身體，理性卻遠於身體，恆若超軀殼，甚至反軀殼。中國人理性早啓，久而久之，其本能當然不堪與英國人從身體出發者相較。從頭腦言之，則習尚於講理，而以應該代本心情願。從動作言之，自古雍容文雅之風尚既成，則多有貌似理性之動作習慣代替了本能反應。其本能與身體相偕以俱弱者，昭然在此。同時其理智不過隨其理性(或貌似理性之習慣)而生作用，既非同英國人循身體作用進達其頂點那樣，且反而隨身體作用同受抑阻，當然就無從發達。
譬如西洋人以握手、接吻、擁抱為禮，還有群衆拍掌歡呼，把所歡迎之人高舉起來等等表情。中國人乍見直駭然退縮，感覺受不了。此即西洋之禮主於親愛，其情發乎身體，更要藉身體來表示。而中國之禮則主於敬讓，其情發乎理性，雖其表示亦不能有藉於身體，而溫文爾雅，含蓄有緻，卻實在離身體很遠。其間如握手拍掌，今日中國人雖亦能模仿一二，可見人情本不相遠，而卒於擁抱接吻感覺受不了，是即其數千年來身體本能積漸萎弱之明徵。--在數千年前，對此固所不取，尚不致怯縮，有受不了之感。
然在身體本能積漸萎弱之後，中國人的理性亦就不行了。因為生命渾整不可分，未有其身體本能既萎弱而理性猶健生者。今日的中國人，從某些地方看其理性尚不如西洋人，即為此。前列民族性第八點，所云對人(如凌遲處死等酷刑)對牲畜之殘忍，最為西人譏彈者，是其例。
大抵民族性所由成，有兩面，以上所論為其可能遺傳遞衍之一面；還有一面則是後天習慣，主要因社會環境之剌激反應而形成。凡前所列中國民族性十點，一一皆可本此兩面以瞭解之。--
例如第四點“和平文弱”，其間即有出於遺傳與成於後天之兩面。成於後天者，主要在“集團與鬥爭相聯，散漫與和平相聯”，第十章特有分析，可不贅。然而對於他族之從身體出發者而說，此理性早啓之中國人根本上就是和平的，又不待其社會形勢散漫始然。由理性早啓馴至身體本能弱下來，是其所以文弱之本，而社會有許多貌似理性的習慣，尚文不尚武，自又為其後天成因。第五點“知足自得”，一面是由理性早啓，生命得其和諧，又有一面是由此社會特殊構造之所鍛煉，看第十章講“個人安於所遇”一段可以明白。第二點“勤儉”當然是此職業分途的社會，政治上經濟上各機會均難保持不墜，而人人各有前途可求之自然結果(見第十章)，主要是得之於後天。但中國人精神上實用主義實利主義之傾嚮，卻好像是天生的理智冷靜不足(見第十三章)。第三點“愛講禮貌”，當然是此倫理本位的社會彼此尊重對方，相尚以敬讓之所演成。但其落於虛情客套，便屬前所云貌似理性的動作習慣，特別在後世身體本能既弱，理性隨以不足時為最多。
第六點“守舊”，其少有冒險進取精神，一動不如一靜，自是身體本能萎弱之徵，但其所以必要守舊者，卻多决定於後天。一則為秦漢後之中國，勢必循環於一治一亂，在社會構造上不能推陳出新。社會構造是文化的骨幹，骨幹不變動，其他附麗於骨幹者因亦無多大出入。即在此二千年因襲局面下，其守舊習慣遂以養成。再則為古人智慧太高(理性早啓)，文化上多所成就(文化早熟)，以致一切今人所有，無非古人之遺，一切後人所作，不外前人之餘。後來人愈鑽研愈感覺古人偉大精深，怪不得他好古薄今。三則為其學術走藝術之路，而不走科學之路。藝術尚天才，靠個人本領，不像科學那樣客觀憑準，從淺外一層一層建築起，總是後來者居上，而況中國人的稟賦既積漸而弱，後世難得古人那樣天才，其俗自必以古為宗，異乎西洋科學之趨新，又是當然的。
第七點“馬虎籠統，不求精確，不講數字”，往者李景漢先生在河北鄉村作社會調查，感觸最深。而日本人內山完造則於此特有瞭解，他指出：中國人非有得多，不能說有；大部沒有，即可說無；而非有一個便說有，一個都沒有，乃說無。後者為模型的思考法，前者為實物的思考法。後者徹底，前者不求徹底，後者為理論的，文章的，前者為實際生活的。因此他稱中國文化為生活文化，與文章文化相對待(1)(內山完造著《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開明書店出版。)。其所見已接近於前引張東蓀先生西洋有科學中國無科學由彼此心思(mentality)根本不同之說。蓋知識之道在分別明確，由身體對外靜觀而來。中國人則以理性早啓，理性與本能接連牽混，其生命與大自然偏於融合相通，對外求知識之傾嚮乃大為減退(具見第十三章)。至於其間後天之熏習漸染，自亦是有的。
第八點之“殘忍”已說於前。其堅忍(自己能忍耐至甚高之程度)則顯然為嚮裏用力之人生(見第十章)訓練出來的。且不妨說堅忍亦足引緻殘忍。第九點“韌性及彈性”，似可說即其生命上堅忍力養成之實際表現。這有許多事實曾引起西洋醫生、軍官、教士之驚奇，散見中外各書(1)(見潘光旦著《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一書，商務出版。)，此不敘。唯地理學家沙學瀎先生有《中華民族的氣候適應力》一文(2)(1948年6月30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原文羅列證據，此衹舉其大意。)，具有學術價值，略略引敘於此。據說各地方的氣候(寒暖濕燥)，從其緯度的高低，距海的遠近，和地形高低等等因素以形成，全世界共可分為十一個區。所有各區都可找到中國人的聚落，證明中國人的氣候適應力最強，更無他族可與相比。氣候適應力之含義，主要有兩點。(一)在如此氣候下依舊可以勞心勞力工作；(二)長久住下去，有固定聚落，傳後代，長子孫，譬如白種人在熱代便難適應，而日本人則較怕冷，中國人竟自冷熱都可以行。俄國人雖有耐寒之稱，中國人耐起寒來，比他還強。我們要問：中國人何以這樣特別?論身體，中國人並不比他們更健壯，相反地，中國人的身體本能毋寧是較差。況且體育運動，衛生營養，又不講究。從先天稟賦到後天方法，均非優勝。如果你衹把生命看做身體之事，當然就索解不得。但你如其知道身體不過一生活工具，生命初不局限於此，而源泉深遠，那麽，你於中國人的長處將亦不難有認識。中國人的長處無他，衹在其能從生命更深源泉處取給活力，便不像西洋人那樣淺而易竭。人類自身體本能中大得解放後，其生命主要已不在身而在心。心是什麽?前曾說“生命充實那鬆開的空隙，而自顯其用，是為心”(見第七章)。不過心不一直對外，還是要通過官體其用始顯。中國人氣候適應力之強，不強於身而強於心，猶惜其身不夠健全，否則將表現更好。西洋人之所以不逮，非緣其外面工具(身體及方法)不夠，而是其裏面容積不夠，以致沒有迴旋餘地。雖韌性及彈性包含甚廣，此第就其一端而言其理。然大體說，其他一切亦無不根本在此。蓋西洋人多嚮外作理會而發達了工具。中國人多嚮裏作理會而涵養了生命。論工具，中國不如西洋，論生命，西洋又不如中國。此其大較也。
第十點“圓熟老到”，為我民族性總括的特徵，含義甚豐，難於分說說明。然讀者卻亦不難看出其與本書所論中國文化是成熟非幼稚，是精深非粗淺者之相合。同時亦就知道一切固執社會發展史，抱持文化階梯觀，認定中國落後於英美蘇聯一二階段者，顯然不對。但我們亦初不否認英美蘇聯在某些地方為先進。即由此先進後進之參差互見，吾人是有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早熟之論斷。所謂“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適應性及潛力”，則又其所成熟在內不在外，在生命本身不在生活工具之證明。反觀今日西洋人正有自己不能適應其文明進步之苦，都市中精神病患者日益加多，則其所成就在外不在內，在生活工具不在生命本身，又彰彰也。
末後要論到第一點“自私自利”。潘光旦先生曾以為這是遺傳的。他欣賞人文地理學者亨丁頓(EllisHuntington)以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來說明中國民族性(1)(見潘著《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商務版。)。說是中國數千年不斷水旱災荒，唯自私心強者易得存活殖種，不然則滅亡，遂淘汰而得此結果。我們實在不敢深信。很顯然地是潘先生本其優生學研究，衹嚮遺傳上着眼，根本沒有明白中國社會構造之特殊，及其如何陶鑄了中國人的第二天性--習慣。Z本書於中西兩方社會生活之不同，再三致意，其間中西第一對照圖(見第五章)，第二對照圖(見第九章)，讀者最不可忘記。如圖所示：從一個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會關係，約劃為四級，在西洋人生活中意識中最占地位者，為個人及團體兩級，而在中國人卻為家庭及天下兩級。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必胸中瞭然於此不同，而後於此一問題的麯折，乃可望辨察明白。--
(一)中國人因集團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觀念，缺乏紀律習慣，缺乏組織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見第四章)，一句話總括，缺乏為營團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其所以被人看做自私自利多半為此。西洋人之有公德亦不是天生的。既鍛煉於血的鬥爭，又培養於日常生活，其開端蓋在宗教組織，而從中古都市自主以還乃大為成功(見第三章)。
(二)公德所由養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致，為公即所以為私，為私亦勢須為公。譬如在國際經濟競爭下，一個國民總要用他的國貨，這固然可以說他愛國，但他卻亦正是要鞏固他的生計。又如在政黨選舉競爭下，一個黨員為他的黨而奔走，這固然可以說他忠黨，但他卻亦正是在爭取他的前途。往時教徒於其教會，手工業者於其行會，近代産業工人於其階級組織……其例甚多不必番數。總之，公與私相合而不相離，積久而行乎自然。反之，如其公私恆若兩回事，為公就要廢私，為私不免害公，在那種情勢下斷無法養成公德。所以徑不妨說，西洋人的公德正是由自私而養成。
(三)假若說西洋人公德之養成，衹是順乎人情自然，無所謂自私，那在我完全贊成。但我卻要提出說，中國人沒有養成公德，同樣亦衹是人情自然，而無所謂自私。人總不能離社會而生活是一定的，但社會結構彼此卻不定相同。西洋人所不能離者是其自古及今種種團體組織，中國人所不能離者是其若近若遠種種倫理關係。倫理所不同於團體者，不劃定範圍，更不作對抗，而推近以及遠，又引遠而入近。中國人說近就是身傢，說遠就是天下，而其歸趣則在“四海兄弟”、“天下一傢”。此其精神寧不偉大?豈有什麽自私?然而可惜是小起來太少，大起來又太大--大到沒有邊際，抓亦抓不着，靠亦靠不得，真所謂“大而無當”。不像西洋人小不至身傢，大不至天下，有個適中的範圍，公私合成一片，正好培養公德。其公德所以沒有養成在此，似乎並無應受譴責之處。要知不能離團體而生活者，就養成其團體生活所必需的習慣，不能離倫理而生活者，就養成其倫理生活所必需的習慣。同時，各於其所不必需者，每每不習慣之。中國人不習於愛國合群，正亦猶西洋人之不習於孝親敬長。夫何足怪?然而於不習孝親敬長者不聞有譏，於不習愛國合群者則人人詬病，此無他。逢到今天急切需要國傢意識團體行動，而他偏偏不會，且狃於積習，惰性難改而已。生命是活的，時勢不同，隨時宜為新適應。責他今天還在各顧身傢，照顧親戚故舊為自私，誠不為過，但若說中國人一嚮就在自私自利中生活了數千年，則是笑話!一味自私便是“反社會的行為”，將不適於任何社會生活，一民族果真有此癥候，早不能存在於天壤間，又何以解於我民族生命延續之久，延擴之大，為其他民族所莫得而比?說自私自利是中國民族性者，殊覺無據。中國人並不見得比西洋人格外自私。
(四)翻轉來，我倒要指出西洋人實在比中國人自私。近代西洋人的個人本位，自我中心，顯然比之從來中國人的倫理本位，尊重對方為自私，且不說。即就他們的團體生活言之，除合作社一類組織外，幾無不有極強排他性。羅素所著《愛國功過》一書，嘗言英國人慣用仇嫉外國之手段以奬勵其國民愛國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法國人，繼則仇德國人。今後又不知當仇誰氏(1)(此據商務印書館出版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3頁轉引。)。蓋“爭之與群乃同時並見之二物”(孟德斯鳩語)。論西洋人之輕其身傢，似公；而各徇其群，又不過是大範圍的自私，不是真公。真公，還要於中國人見之。中國人懷抱着天下觀念，自古訖今一直未改，真是廓然大公，發乎理性之無對。說民族性，這纔是中國的民族性。今日世界不講公理，不得和平，正不外西洋人集團生活的積習難改(2)(國傢主權之無上，是使世界陷於無政府狀態，無法得到和平之癥結所在，有識者言之已多。而此一牢不可破之觀念，正是西洋人集團生活之積習也。日本人藤澤親雄任國際聯盟秘書多年，為懷抱熱心而卒歸失望之人。他於失望之餘，恍然有悟於儒書王道霸道之說，深信衹有中國文化能緻世界於和平，歐洲人是沒辦法的。因此他回國創立“東光書院”，以儒書教青年。1932年曾來北平訪問於各大學教授，竟無人加以理會。我曾與晤談並得其贈書。)。依我看：中國人要被自私之譏的時代快過去了，西洋人被自私之譏的時代卻快要來。究竟誰自私，不必爭論，時代自有一番勘驗。
(五)綜核以上所論，問題衹在社會結構與時勢需要上，中國人西洋人根本沒有什麽不同。如其有之，那就是西洋人從身體出發而中國人理性早啓這一點。從這一點上說，比較不自私的當然屬中國人。但論其過去則然，非所論於今日。今日中國人恆不免落於兩偏的情形：一偏於自私，一偏於不私，而不像西洋人大致總差不多。西洋人當初從身體出發，與一般生物為近之時，雖說輾轉不出乎自私，然人畢竟是人，其與人與物通而不隔的生命，不知不覺隨時流露出來，便是公而非私。及其理性隨社會形勢漸次開發，“自己人”的圈步步放大(看第十一章)，則更趨嚮於公。從大事到小事，許多禮俗制度既隨以養成，生活於其間的人自私不自私就大致相去不遠。唯生於今日的中國人不然。一則禮俗制度破壞凌亂，大多數人失所依傍，自易墮落，而少數人之理性自覺此時卻以轉強。再則身體本能浸弱，生發之氣不足，亦最易流於貪吝。古語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是也。然如是者縱居多數，而火盡薪傳，其少數人理性乃愈不可掩。所以今天中國人，其自私過於西洋人怕是事實；卻是另一面，其不自私亦超過西洋人。--衹這其間有些是與遺傳有關。
中國文化有其特殊之根本由來，我們既經尋繹得到，具說如前；今與其民族性又如是互相印證而不謬，本書即於此結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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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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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 第一章緒論 | 第二章從中國人的傢說起 | | 第三章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 第四章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 第五章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 | | 第六章以道德代宗教 | 第七章理性——人類的特徵 | 第八章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 | | 第九章中國是否一國傢 | 第十章治道和治世 | 第十一章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 | 第十二章人類文化之早熟 | 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 第十四章結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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