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與國傢的和解--一個王朝的背影      朱大可 Zhu Dake

　　作為《山居筆記》中的話語核心，《一個王朝的背影》被投放在全書之首。這是作者在有意暗示它的引領作用。這篇"散文"試圖嚮讀者表達這樣一種看法，即儘管滿族的康熙皇帝曾經以大興"文字獄"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和精通漢族文化"。由於這個緣故，作者驚喜地發現，就連中國當時"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份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這一戲劇性的"和解"，以與清廷"不共戴天"的李和黃宗羲的"軟化"作為歷史標記。曾以武裝抗清聞名的黃氏，居然因康熙的"禮儀有加"而改派兒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耐人尋味的不是黃宗羲的這種立場的轉換，而是作者在陳述了這個故事之後的的評判。作者寫道："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作者反詰道："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麽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麽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必須註意這個從民族主義嚮國傢主義的話語飛躍。在"文化"的互相"認同"之後，國傢主義便徑直取代了民族主義，成為全部言說的重心所在。不僅如此，這篇文章還要為傳統知識份子與國傢的歷史性"和解"進行悉心辯護。在這種"和解"進程的反面，是王國維的"凄怨靈魂"。在清帝國絶滅之後，這個前清的文化義士在前皇室領地頤和園投水自盡，嚮舊帝國的傢園作了最後的"回歸"。晚清文人的問題在於：他一方面以自己的生命與滿清國傢作了"融合"，一方面卻與新的國傢（中華民國）産生了極度的文化失調。這種失調是如此深刻，以致惟有以個體（而非國傢）的自我湮滅予以解决。　　　　王國維的"文化"毀滅，是個體文人與國傢關係破裂的一個著名例證。在餘文中，他的死亡就是警示，象徵着舊文人與新興國傢的"對抗"和"疏離"所導致的悲劇性結局。王死時據說身無分文，他是靠着從同事處藉來的五元購買了"門券"，纔得以走入自殺地點。　　王國維的這一故事與詩人海子之死有某種相似之處：在海子於山海關臥軌自殺後，人們從他的胃袋裏發現的衹有兩瓣腐爛的桔子。根據醫學推斷，他至少有兩天以上顆米未進。而另一個相似之處是，這兩個人都顯示了與國傢文化的嚴重失調。　　但是，在海子與王國維之間仍然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那就是王的皈依和海子的離棄：王的對於國傢及其中間價值的破碎信念、以及海子對於終極價值的赴死追問。這是發生在不同層面上的精神事件。在死亡的現場，我們可以目擊到王國維所選擇的那個最後的傢園：柔軟溫存的湖水。水體話語在這裏再次現身，代表湮滅的國傢母體，嚮絶望者作窒息性一抱。王在這個精心選擇的地點實現了他的道德回歸。他是舊體製的最後一個棄兒。　　正如人們早已經無數次做過的那樣，餘文埋怨了這個人的不識時務：未能及時同新國傢及其文化建立新的"和解"。但在1927年，王沒有任何理由嚮一個四分五裂、充滿戰亂的國傢以及他完全不能理解的文化屈服。它們完全不符合王的內在理想。王痛不欲生地看見了這絶望的景象。他衹是要終止這一景象而已。在國傢主義的話語範圍內，王的抗議沒有任何可質疑的地方。相反，如果王的選擇有什麽問題，那麽它同時也是作者的問題。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國傢衹是個人生活的某個母題而非全部，文人也並非一定要生活在國傢的懷抱裏才能得到靈魂的慰藉，但傳統文人與國傢的雙邊關係，卻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永恆焦點。招安與反叛、皈依與逃亡、忠忱與背棄、和解與對抗、親密與疏隔，所有這些對立的正題和反題彙聚成了所謂的"國傢話語"的核心，顯然，國傢就是這話語的基本主語，而文人（文官）則是一個賓語，它們籲請着文人的熱切關懷（陳述）。　　我們可以看到，王國維的"反題"（他本人對"民國"的肉體性離棄）受到了餘文的"正題"（清初文人與康熙的精神性和解）的反詰。這是國傢話語內部的一次自相纏繞，或者說，是主語和賓語之間的一次奇怪的互噬。如果王和新的政治及文化體製重建了蜜月，那麽是否意味着王的"進步"呢？答案完全相反。在1949年，如果王還活着，他必須再次作出類似的選擇。而衹要國傢及其"文化"在不斷更替，王的這種選擇將永無盡頭。同時，在國傢話語的變遷進程中，王必須永不停息地"自我改造"，其中任何一次失誤，都將令其成為一個"被歷史遺棄的罪人"。　　這就是一個文人的孤寂"背影"所流露的全部悲劇性語義。令人驚訝的是，在探討文人與國傢的關係時，王國維不幸再次成為一個反面例子，被用以驗證不能"順應潮流"的悲情下場。國傢話語的這種專斷性，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註意的是與王國維、梁啓超和趙元任同為"清華四巨頭"的陳寅恪的動嚮。作為受到新政府"倍加關照"的一代名士，他在政治革命的洪流中選擇了"順應"而不是自殺或逃亡，但他為王所寫的墓志銘卻暴露了內在的心跡："先生（指王國維）……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可以垂之久遠，與天地而共存，與三光而永光。"在陳的其後生涯中，王就是陳的最高楷模。為了保持文人的氣節（所謂"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陳竟以數十年時間和兩百萬字的篇幅，寫作關於明末江淮名妓"柳如是"的傳記，贊美一個忠於前朝（漢明王朝）及蔑視現政府（滿清朝廷）的"依門小婦"。　　陳晚年雙眼失明。在肉體的無限黑暗之中，柳如是的幻象成為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亮。他依靠口述完成了這"鴻篇巨製"。這是進行話語抗戰的一個罕見個案。按照餘文的邏輯，它就是"不合作"的另一個反面例證。顯然，陳的所犯下的錯誤與王完全一致。他們間的唯一差別就是抵抗的不同級位：王選擇了肉身而陳選擇了話語。　　讓我們再次回到黃宗羲的個案上來。即使這個人實現了與清廷的有限和解，他仍然沒有真正介入新的文化創造。他派遣兒子修撰明史，顯然有更為深遠的謀慮。對於黃來說，在歷經了無數次的無效反抗之後，還有什麽比這更好的緬懷故國的方式？　　任何一個明眼人都會發現，漢族文人參與編修明史，明為尊旨（合作），實為掌控歷史話語（闡釋）權，並利用這個時機讓漢人王朝在歷史文本中獲得永生。另一方面，康熙提供的豐厚的國傢資源（高額奉祿、研究經費和由皇室收藏或徵集的大量圖書資料，）也委實令一些窮睏潦倒的文人砰然心動。　　擅長權術的康熙顯然懂得這點。他洞察了漢族文人的這種雙重心理，以"情"與"利"兩種手段引誘他們修史，利用這種"話語合作"來獲得歷史經驗，並塑造一個寬容大度的明君形像，為滿清王朝的未來社稷開闢道路。在這場演劇中，根本沒有什麽"誠懇"的"君民之愛"或"滿漢友誼"，有的衹是掩飾種族仇恨的虛情假意。　　康熙與漢族文人的互相利用，是中國歷史上統治者與文人關係的一個範例，它表明了政治話語在其題寫過程中所能達到的矯飾程度。而令人奇怪的是，自民國以來，許多學者都異口同聲地頌揚這一由康熙皇帝精心策劃的文化奇跡， 並且流露出重沐這一浩大皇恩的渴望。這構成了中國文人的一個極度脆弱的理想。無論怎樣進行反思，文人似乎都難以擺脫國傢話語的強大的支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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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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