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向权威发难、颠覆文学——十作家批判（一）   》 与国家的和解--一个王朝的背影      朱大可 Zhu Dake

　　作为《山居笔记》中的话语核心，《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投放在全书之首。这是作者在有意暗示它的引领作用。这篇"散文"试图向读者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即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于这个缘故，作者惊喜地发现，就连中国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份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氏，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耐人寻味的不是黄宗羲的这种立场的转换，而是作者在陈述了这个故事之后的的评判。作者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作者反诘道："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必须注意这个从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话语飞跃。在"文化"的互相"认同"之后，国家主义便径直取代了民族主义，成为全部言说的重心所在。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要为传统知识份子与国家的历史性"和解"进行悉心辩护。在这种"和解"进程的反面，是王国维的"凄怨灵魂"。在清帝国绝灭之后，这个前清的文化义士在前皇室领地颐和园投水自尽，向旧帝国的家园作了最后的"回归"。晚清文人的问题在于：他一方面以自己的生命与满清国家作了"融合"，一方面却与新的国家（中华民国）产生了极度的文化失调。这种失调是如此深刻，以致惟有以个体（而非国家）的自我湮灭予以解决。　　　　王国维的"文化"毁灭，是个体文人与国家关系破裂的一个著名例证。在余文中，他的死亡就是警示，象征着旧文人与新兴国家的"对抗"和"疏离"所导致的悲剧性结局。王死时据说身无分文，他是靠着从同事处借来的五元购买了"门券"，才得以走入自杀地点。　　王国维的这一故事与诗人海子之死有某种相似之处：在海子于山海关卧轨自杀后，人们从他的胃袋里发现的只有两瓣腐烂的桔子。根据医学推断，他至少有两天以上颗米未进。而另一个相似之处是，这两个人都显示了与国家文化的严重失调。　　但是，在海子与王国维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王的皈依和海子的离弃：王的对于国家及其中间价值的破碎信念、以及海子对于终极价值的赴死追问。这是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精神事件。在死亡的现场，我们可以目击到王国维所选择的那个最后的家园：柔软温存的湖水。水体话语在这里再次现身，代表湮灭的国家母体，向绝望者作窒息性一抱。王在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实现了他的道德回归。他是旧体制的最后一个弃儿。　　正如人们早已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余文埋怨了这个人的不识时务：未能及时同新国家及其文化建立新的"和解"。但在1927年，王没有任何理由向一个四分五裂、充满战乱的国家以及他完全不能理解的文化屈服。它们完全不符合王的内在理想。王痛不欲生地看见了这绝望的景象。他只是要终止这一景象而已。在国家主义的话语范围内，王的抗议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相反，如果王的选择有什么问题，那么它同时也是作者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国家只是个人生活的某个母题而非全部，文人也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国家的怀抱里才能得到灵魂的慰藉，但传统文人与国家的双边关系，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永恒焦点。招安与反叛、皈依与逃亡、忠忱与背弃、和解与对抗、亲密与疏隔，所有这些对立的正题和反题汇聚成了所谓的"国家话语"的核心，显然，国家就是这话语的基本主语，而文人（文官）则是一个宾语，它们吁请着文人的热切关怀（陈述）。　　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的"反题"（他本人对"民国"的肉体性离弃）受到了余文的"正题"（清初文人与康熙的精神性和解）的反诘。这是国家话语内部的一次自相缠绕，或者说，是主语和宾语之间的一次奇怪的互噬。如果王和新的政治及文化体制重建了蜜月，那么是否意味着王的"进步"呢？答案完全相反。在1949年，如果王还活着，他必须再次作出类似的选择。而只要国家及其"文化"在不断更替，王的这种选择将永无尽头。同时，在国家话语的变迁进程中，王必须永不停息地"自我改造"，其中任何一次失误，都将令其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弃的罪人"。　　这就是一个文人的孤寂"背影"所流露的全部悲剧性语义。令人惊讶的是，在探讨文人与国家的关系时，王国维不幸再次成为一个反面例子，被用以验证不能"顺应潮流"的悲情下场。国家话语的这种专断性，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同为"清华四巨头"的陈寅恪的动向。作为受到新政府"倍加关照"的一代名士，他在政治革命的洪流中选择了"顺应"而不是自杀或逃亡，但他为王所写的墓志铭却暴露了内在的心迹："先生（指王国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可以垂之久远，与天地而共存，与三光而永光。"在陈的其后生涯中，王就是陈的最高楷模。为了保持文人的气节（所谓"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陈竟以数十年时间和两百万字的篇幅，写作关于明末江淮名妓"柳如是"的传记，赞美一个忠于前朝（汉明王朝）及蔑视现政府（满清朝廷）的"依门小妇"。　　陈晚年双眼失明。在肉体的无限黑暗之中，柳如是的幻象成为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亮。他依靠口述完成了这"鸿篇巨制"。这是进行话语抗战的一个罕见个案。按照余文的逻辑，它就是"不合作"的另一个反面例证。显然，陈的所犯下的错误与王完全一致。他们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抵抗的不同级位：王选择了肉身而陈选择了话语。　　让我们再次回到黄宗羲的个案上来。即使这个人实现了与清廷的有限和解，他仍然没有真正介入新的文化创造。他派遣儿子修撰明史，显然有更为深远的谋虑。对于黄来说，在历经了无数次的无效反抗之后，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缅怀故国的方式？　　任何一个明眼人都会发现，汉族文人参与编修明史，明为尊旨（合作），实为掌控历史话语（阐释）权，并利用这个时机让汉人王朝在历史文本中获得永生。另一方面，康熙提供的丰厚的国家资源（高额奉禄、研究经费和由皇室收藏或征集的大量图书资料，）也委实令一些穷困潦倒的文人砰然心动。　　擅长权术的康熙显然懂得这点。他洞察了汉族文人的这种双重心理，以"情"与"利"两种手段引诱他们修史，利用这种"话语合作"来获得历史经验，并塑造一个宽容大度的明君形像，为满清王朝的未来社稷开辟道路。在这场演剧中，根本没有什么"诚恳"的"君民之爱"或"满汉友谊"，有的只是掩饰种族仇恨的虚情假意。　　康熙与汉族文人的互相利用，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与文人关系的一个范例，它表明了政治话语在其题写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矫饰程度。而令人奇怪的是，自民国以来，许多学者都异口同声地颂扬这一由康熙皇帝精心策划的文化奇迹， 并且流露出重沐这一浩大皇恩的渴望。这构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极度脆弱的理想。无论怎样进行反思，文人似乎都难以摆脱国家话语的强大的支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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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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