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人格結構"與"憂患意識"      朱大可 Zhu Dake

　　由於餘文裏到處分佈着的"人格"語詞，迫使我們不得不對這些構築着民族主義聖殿的話語基石作進行必要的審視。我已經說過，餘文的煽情功能正是在道德話語的層面上得以實現的。餘文中通常出現的是兩類語詞：描述性語詞和界定性語詞。前者如"邪惡""高貴"（註意不是"高尚"）、"嘆息"和"流淚"，後者如"人格""學問""民族""小人"和"文化良知"等等。這個語詞譜係頗能顯示餘文的道德基調。　　《山居筆記》中的《歷史的暗角》一文，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這篇談論"小人"的文章，是隨筆和學術論文的混合物，或者說，是一篇在形式上完全失控和失敗的散文，但在用道德話語更替歷史話語方面，卻顯示了某種耐人尋味的特點。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兩類，藉此對中國政治制度進行界定，這種道德語法的干涉是對歷史純粹性的最大瓦解，但它卻營造出散文生長的美學氣氛：在某種意義上，文學纔是道德力量的堅實容器。　　由於道德話語的大肆介入，歷史的真實面目變得可疑起來。從道德學的角度看，政治與"卑鄙""骯髒"與"厚黑"是天生的聯盟。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偉人"能夠回避"陰謀運作"。衹要查一下清史就會發現，就連作者竭力贊揚的康熙，其執政手段同樣布滿"小人"和"暴君"的印跡，他所開創的"文字獄"，成為滿清國傢最臭名昭著的劣行。幻想政治的"君子之治"，不過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廂情願。在政治史的讀解中引入"小人"概念，企圖藉此闡釋歷史，或者藉古諷今，抨擊周遭人事，衹能引發雙重標準下的價值混亂。這最終導致了餘文在歷史學範疇內的挫敗。　　而越過"小人"的不道德的面容，那些有關"人格結構"和"文化良知"的道德語辭，在更為深切的層面操縱着言說的進行。　　"人格結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理學"概念，它與心理學中的所謂"個性"毫無幹係，而是直指歷史人物的所謂道德主體，並試圖藉此對歷史景象進行全面闡釋。而"文化良知"則是"人格結構"中最動人的一極，它顯然指陳着傳統知識份子進行自我內省和外在批判的力量。毫無疑問，在餘文中，"文化"衹是作者的某種變通的用語，它不過是"政治"一詞的某個意義更為曖昧的代詞。"文化良知"，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政治良知"，成為作者對蘇軾（《蘇東坡突圍》）、朱熹（《千年庭院》）、黃宗羲（《鄉關何處》）、阮籍和稽康（《遙遠的絶響》）進行歷史鑒定的基本尺度，並由此派生出了"高貴""可愛"之類的道德評語。　　而在所謂的政治或文化人格之外是某種"商業人格"（《報愧山西》）。如果說傳統道德信念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還有一點意義的話，那麽它在商業領域便顯得更加軟弱無力。作者盛贊晚清時期山西商人的"信義"和"道義"並把這一由山西商人"海內最富"的景象的消失，歸咎於從太平天國到民國初年的係列戰亂。在作者看來，山西商人的"商業信用"就是他孜孜不倦地尋找的傳統"道義"。但是，"道義"永遠不是支持商業運作的主要動力，甚至連次要動力都不是。"信用"衹是整個"道義"體係中最邊緣和最細小的部份，它進入商業領域之後， 便轉換成遊戲規則的一部份。它與"道義"毫無幹係，它衹是一項"規則"而已。　　這個例子也許能夠表明道德話語在餘文中被濫用的情形。 這種濫用有時會産生言說的邏輯紊亂。《西湖夢》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作者一方面企圖贊美宋代名妓蘇小小的比茶花女"活得更為瀟灑"，一方面又要急忙表白"妓女生涯"的"不值得贊頌"。這正是傳統文人所固有的矛盾立場。但在另一方面，此類道德尺度的出現，卻為歷史進入文學開闢了昏暗的道路。正是這種對"小人"的怒氣和對"高貴"的迷戀，點燃了人的道德情感，並把歷史的理性回顧轉換成了抒情式言說。如果沒有這種道德中介，歷史的言說或許會變得異常睏難。　　道德話語在餘文中的重要地位，取决於作者的"憂患意識"，也就是取决於作者的傳統知識份子的基本話語立場。對此我沒有什麽太大的異議。我衹想表明，由於這種"憂患意識"的導引，歷史闡釋出現了被損害的跡象。　　根據人們對這種話語立場的基本瞭解，它就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和知識官僚的國傢哲學，也就是熔鑄着國傢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三項基本語法的"人格結構"。這個結構不僅奠定了一個面容憂戚的舊式文人形像，而且為餘文的所有言說描繪了堅硬的價值邊限。作者在這個限度內寫作，令大部份歷史闡釋喪失了"重寫"的契機。在我看來，餘文中的"歷史"仍然保持着原來的面貌，它的改變衹發生在言說方式的層面上：歷史屍骸被浸泡在了柔軟的情感甜汁之中。　　餘文對蘇軾和稽康事跡的詳盡回顧最能說明這點。我們可以透徹地看到，這兩個人是如何因"小人"的攻擊而落難或被殺的。這些在歷史上被談論了無數次的陳舊觀點經過文學包裝之後，現在又一次落回到了人們的視野。這是歷史因憂患文人的道德闡釋而遭到程式化和圖解化的一個新例。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蘇軾總是扮演了一個受到國傢冤屈卻保持了對國傢的忠誠、同時又擅長把政治痛苦（"憂患意識"）轉換為文化歡娛的多重角色。但他實際上不過是一個政治官僚和文化流氓的完美的混合體。他的魅力在於在每一個角色上都得體與適度：作為高層文官，他忠於國傢（皇帝）卻不失瀟灑，而作為流氓文人，他放達江湖卻不失體統。他罕見地兼俱了中國文人"理想人格"的各個主要側面。這是一個由盛唐開始走嚮敗落的種族提供出的一個生命策略樣本，它照亮了文人（文官）處理個人仕途危機的前景。　　是的，長期以來，有關蘇軾的傳說大大鼓舞了歷代文人，儘管蘇本人在文學成就上甚至不如同時代的陸遊和辛棄疾，卻成為人們保持與國傢及其國傢文化關係的卓越的"文化"榜樣。餘文並未試圖改變這點。恰恰相反，它以固有的激情投入到了對蘇軾的道德風範的集體贊美行列。正是這一立場引發了我的關切。　　我註意到一個關鍵性的事實：如果說《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為話語基調的"民族主義"言說，那麽《山居筆記》就是以"一個王朝的背影"為基調的"國傢主義"文本，它意在表達作者在文人與國傢關係上的微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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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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