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捡拾琐碎生活片断：我的先生王蒙   》 人生两爱      方蕤 Fang Rui

　　王蒙说平生最爱两种事：游泳和写作。他更把这一切提高到人生观的高度，他说他并不看重名利、官职、金钱，更不会拉帮结伙论证自己永远正确，但他绝对要捍卫自己游泳和写作的权利。　　1997年以来，连续多年的夏季，我们都会到北戴河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他常说：人生哪有这样的好事，上午写作，下午游泳。除了健身及游泳技艺提高之外，创作也是收获颇丰。《踌蹰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我的人生哲学》、《青狐》都是在那里定稿的。　　的确，他平生最喜爱的两件事就是游泳和写作。他更把这一切提高到人生观的高度，他说他并不看重名利、官职、金钱，更不会拉帮结伙论证自己永远正确，他别无他求，就是要绝对捍卫游泳和写作的权利。　　以游泳而言，他痴迷，执着。每天一到下午，风雨无阻，劝也无效。有时遇上水温低（他并没有冬泳的锻炼），一下水狂喊几声，周身的皮肤都变紫，上岸后说太刺激了，越发地痛快。　　王蒙喜欢大海，更喜欢在海里游泳，年轻是最爱唱的歌都离不开海。　　从前在我少年时……　　鬓发未白气力壮，　　朝思暮想去航海，　　越过重洋漂大海，　　但海风使我愁，波浪使我忧！　　去年在非洲毛里求斯，他游了印度洋。那天水温很低，王蒙的自我感觉却极为良好。1987年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策勒尼安海（地中海的一个小海湾）游泳，还以此为题写了新诗。他最为得意的是仰游。躺在大海里，面朝蓝天，任凭光滑如缎的海浪把他飘浮摇动，他说那是身心交瘁后获得的是一种天境般的满足。　　王蒙的这个爱好亲朋好友无所不知。　　年轻时，在我们恋爱期间，他已表露无遗。我和他在昆明湖划船，船到湖中央，他突然跳进水中，船身失去平衡，来回摇动不止，当时我并不会游泳，惊慌不已，而他却在水里乐不可支。在以后的日子里，去颐和园或紫竹院，他只要一见到水，就孩子似的乞求我：“你在岸边等我！游一会儿，就一会儿！”我在岸上为他看衣物，他跳下水，游到兴头上时，大叫一声：“救命啊！”等我一看他，他又立刻站在水中，再猛地把头往下一缩，整个人埋入水底。　　他常常提起爱游泳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他去游水，并向他大讲游泳的益处。　　新疆伊犁是边城，没有游泳的场所，当时又处于武斗期间，但他也能在劳动之余，大汗淋漓之后，毫不顾忌地和许多维族巴郎（男孩）一起赤身裸体地在路边的窑坑里游。　　1972年回到乌鲁木齐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僻静的可供游泳的好地方——红雁池水库。那里四面环山，寂无人烟，清澈的水，光亮照人，只是没有规则的岸边，不好落脚下水，而且水中的暗礁多，很危险。他找到一块岩石，高出水面三四米，高兴地把它当成天然跳台，练起了跳水，水库水很凉——乌鲁木齐的气温，即使在夏天，也不高；那水更是高山上的积雪化成的，冰凉彻骨——准确地说不是畅游，而是冻游，当他从水中上来时，已经是周身颤抖，嘴唇发紫。即使这样，他也自得其乐。　　1983年7月，我们搬家到虎坊桥居住，离陶然亭近了。那时他已经45岁，并且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还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众多的头衔，对他没有任何束傅，他竟然还像一个大孩子，和一群少年儿童混在一起，到陶然亭游泳池参加深水测验。这种测验秩序十分混乱，工作人员用竹竿敲打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劈里扑楞，你打我拽，王蒙挨了众顽童好几巴掌好几脚。但他还是混在孩子中间，游了一个多来回，就冒充游完二百米，居然排队领到了深水合格证，还把合格证缝到自己的游泳裤屁股蛋上。每当说起这件事，他都得意洋洋，大笑不止。　　这些年他有了一处相对固定的游泳场所，在养蜂夹道老干部俱乐部。一般情况下，一周去两次，最近，游回来，他感到很不舒服，不是颈椎痛就是胳臂痛，他完全不在意，但到时候他还要去。他不但在那里游泳，还常常从池边“乓乓”地向池内跳。在那游泳的人，大部分是离退休的老干部，人家都是规规矩矩地慢游，只有他活蹦乱跳，姿势又不美，搅得人家也游不踏实。后来那里专门竖了一块大牌子，上书“严禁跳水，违者罚款”，他得意地说，那块牌子是专门为我而竖的。　　王蒙自称：“渤海、黄海、南海、西沙、贵州花溪、天山脚下、镜泊湖……以及大西洋与太平洋、策勒安海（意大意西西岛附近）、墨西哥的高原湖泊中，都留下了我游泳的雄姿。”　　1993年，王蒙在意大利米兰开会。会议开得很紧张，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除中午一小时用餐以外，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即使这样，王蒙心中还在盘算着到哪能游泳。一天，他起个大早，匆匆忙忙到附近的科摩湖游泳，一口气游到湖中心。参加会议的美国教授文森先生也来到湖边，王蒙远远看到他高兴地冒出头大叫一声：“早晨好！”高度近视眼的文森先生吓了一大跳，以为是尼斯湖怪兽。　　王蒙对文学的追求，十分执着。他九岁时写的旧体诗；十二岁写的散文；十九岁写的长篇小说。一路写下来，写到今天。　　他爱文学，是因为他爱生活。他以为只有文学才能把美好的瞬间与永恒联系起来。对语言文字如鱼得水地运用是他的一大快乐。他说，他只能写作，否则就不是他。　　1953年，在王蒙工作的东四区团区委的一间小办公室内，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特大号的蓝色横格笔记本，这是初草本——他舍不得用稿纸——然后把公文批件放在上面，即使有工作人员进来，也发现不了。悄悄地开始他心仪的写作。　　一天下午，我来到他的办公室，那天他很激动，神秘地告诉我他在写作，还让我看了初稿的开头。我连声说好，“写吧，准行。”　　那一年他十九岁，着手写的就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一次，与以往不同，是他对文学庄严的投入，是为此献身郑重宣誓。　　一天又一天，手稿如小山般堆积，写了改，改了再写，又一字字抄在稿纸上。整整一年，终于完成了小说的第一稿。然而，这本热情歌颂新中国一代青年的书最后还是搁浅了。王蒙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排印好了却不能出版。　　直到二十年后的1979年，《青春万岁》才被允许出版，同时，也迎来了王蒙写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夜以继日的，奋力疾书。小说、散文、评论、诗歌（包括新诗、旧体诗）竟然写下了一千多万字。　　王蒙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他的观察力，判断力，写作的表现，力不减当年。特别是他的写作激情，完全不让年轻人。好心的亲友担心他累着，劝他不要那么拼命。他说，写作就是休息，写作就是我人生的最大快乐，不写作，吃肉喝酒都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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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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