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 朱大可精华作品集:记忆的红皮书   》 迷津与线索(3)      朱大可 Zhu Dake

  只有猜想线索起源于对迷津空间的冒险推测,在既定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对未知事物的假说,并且用纯粹的日常语言模式加以表述。这是人的工作特点。神拒绝猜想,他仅仅断言着。而人却必须抓住假设,藉此向未知的空间推进。猜想,这是人的一种生活。
  如果亡者(偶尔是逃者)热衷于指令线索或地图线索,那么逝者也许会更迷恋于一个猜想的结构。显然,没有谁能够保证猜想的正确性。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猜想是注定要失败的。正是这一方式本身所预设的大量失败结局,使猜想成为那些线索中最可疑的一种。但这并不能阻止逝者对它的热爱。因为惟独在这一线索里,人不求助于外在的事物,并且由于对迷津格局的猜想,我们实现了对自己的猜想。
  以这样一种属性自我标定的人,从逃遁事务中抽取了部分意识和智慧,投放到对逃遁方式或道路的猜测中去。那些杰出的哲人、宗教大师和乌托邦作家,除了描绘皈入空间的蓝图之外,也制作一些猜想线索,藉此导引他们的精神信徒的奔走。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分布于历史中的那些思想地图,它们是马丁·路德关于确立个人意志的被奴役性的修行指南,是卡尔·马克思用暴力推翻路障的严厉劝喻,是保尔·萨特对道路选择的多元性的痛楚断言。所有这些学说都为它那个时代的遁者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并因此而成为该时代的某种精神特质。
  然而,重要的不是该猜想体系对历史的影响力,而是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摆脱迷津和获得终极的幸福。这一识别事务充满了逻辑的难度。这是因为,衡量一条猜想线索是否使遁者获益,其间没有什么公共的尺度。例如,作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的存在主义哲学,我们根本无法准确地估量它所带来的福音与灾难间的比例。荒谬,就是要求我承认迷津的不可超越性,并且用多元选择来取消对唯一的道的辨认。这样一种绝对主义学说,向世界提供着反线索,却同时又是悲痛的和人道主义的,并且至少为那些在其有限的生命长度内无法获救的遁者提供了精神治疗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猜想不过是“阐释”的另一说法而已。
  迷者之墓
  阐释,就是用语言和我所欲的形态来设定在所的结构,或者说,就是在一个语词对象上投入阐释者的信念模式。在言说的进程中,阐释者观照着自身,看见自己走入对象,在它里面操作着,把那个对象改造为与自己同构的事物。如果这就是猜想的一般性质,那么所有的猜想都将正确无误,因为它们毫无例外地成了遁者处理个人迷津的一种必然方式。
  正是从猜想的纯粹个人和日常经验化中产生了它的可疑性。遁者在宣称“我就是我自己的线索”之后,会聆听到它的回声中所包含着的战栗和犹豫。一个孤寂的人、一个失去了外在信念依据的人以及一个被公共价值所隔离的人,将在难以言喻的失败感中放弃猜想的权力,重新求助于某个至高无上的指令。牛顿可以为此作证。一个猜想宇宙迷津的大师,在经历了漫长的智力博弈之后,竟然还要再度向神明祈祷,从那里索取对于迷津的终极指令。
  逾越迷津的诸多困难性,是由老子在两千年以前早就预言了的,在《道德经》的开头,老子直截了当地警告说:“道,可道,非常道。”这其实就是企图向我们表明:道,尽管可以逾越,但决非寻常的走法。这样一个简单而重大的陈述,却被汉代经学家所彻底篡义,把它变成有关“道”能否加以谈论的问题。如此训诂的直接后果,是使以后的遁者放弃了针对迷津难度的警惕性,而它的历史后果,就是把逃遁的行为操作(走之道),转换成纯粹静态的语言操作(说之道),藉此确立中国文化圆静格局的最初轮廓。
  在这样的历史气氛中,遁者的大量失败、死亡或忏悔是不可避免的。遁者说,我是短暂的,我够不着那扇最后的门。对此我们没有诘难的打算。严格意义上的胜利者寥寥可数。他们不仅看见了道的尽头的高耸的门,而且握住了门的机枢。在这种幸福的背后是失败的英雄的尸骸以及懦夫们滴落的眼泪。这些事物构成了胜者向门逼近的台阶。皈入空间的门仅向少数人开放,并要求更多的遁者在道旁而非它的终点消失掉。这种残酷的逻辑奠定了逃遁运动的成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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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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