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向权威发难、颠覆文学——十作家批判（一）   》 行走在苦难和甜蜜之间      朱大可 Zhu Dake

　　但是，在给予余文的市场化以必要的赞扬之后，我还是要对其作出适度的批评，即它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均未摆脱这一情感和言说的双重矫饰。　　再以"王道士"一文作为例子。由于爱"宝"心切，书写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书写者想为此"大哭一场"。用如此的"过激"言说来进行煽情，尽管不免有做作之感，却颇能显示余文的风格。　　这种过度的煽情话语，在《苏东坡突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　　这是动辄上升到"民族高度"进行煽情的范例。苏轼遭到告发和逮捕，这首先与"贫瘠"和"愚昧"无关（他无非是险恶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其次与"民族"大义无关。试问：余文的"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宋代的汉民族，还是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苏的被捕究竟丢了谁的脸面？谁又在"民族"之外进行了文化或道德注视？或者说，民族的"脸面"又是怎样一种价值尺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一陈述所包含的道德力量，点燃了人们对"差官"以及昏君的仇恨。同时，旧式文人的尊严，在这个叙述和阅读的时刻里获得了短暂的实现。　　"小人牵著大师，大师牵著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苏东坡突围》　　这是动辄上升到"历史高度"的另一个例子。必须注意余文使用的"小人"概念。它是一个非常道德化的传统语词，其煽情级数在汉语文史上与"君子"和"良知"（后者是余文的另一个基本术语）完全一致。　　如果"形而上"是余文所"特有"的煽情技巧之一，那么另外一种技巧更是屡见不鲜：　　"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唤：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千年庭院》　　"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号。"　　--《天涯故事》　　这些例子除了能够继续证明余文的煽情主义的话语姿态以外，还表达了一种过于软化的话语立场：似乎一旦煽情，就非得令整个言说变得甜蜜起来。这"嫣然一笑"，损害了一个被书写者早已设定了的"苦楚"的情感基调。行旅奔波的肉身苦痛，遭到精神欢娱和文化亲情的腐蚀。在我看来，这是比煽情本身更为致命的弱点，它削弱了余文进行"人文主义沉思"的力度，并且大步退行到了汪诗的级位。软体哲学在文学中又一次获得了意外的胜利。　　《天涯故事》是处理历史中个人苦难的一个范例。被放逐的悲痛最终被转换成了一幕喜剧：荒蛮的流放地竟被描述成"温柔宁静"的"家园"，苦难被消融在"女性"的"嫣然一笑"之中。这正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所谓"亚细亚痛苦的消解模式"的又一证据。作者赞赏地看到，被贬谪海南的苏东坡一方面"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忧伤常常爬上心头"，而另一方面却迅速把精神苦难转换成了"压抑不住的喜悦"。它令苏氏的"苦旅"最终变成了一次经典性的"蜜行"。　　在我看来，除了受控于传统的痛苦处理模式外，余的另一个矛盾在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感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重要的是，民族话语弥合了两者的历史性破裂，并且赋予余文以某个甜蜜的笑貌。面对严酷的市场化景象，甜蜜话语就是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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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围城》，独特的文学现象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理念大于形式
理智大于感情局部大于整体拉郎配式的意象强合
自伤其类的比喻《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钱钟书能够与鲁迅比肩？
文人和大众的虚假和解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行走在苦难和甜蜜之间
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与国家的和解--一个王朝的背影
家园景象和母亲话语当代散文的细小命运王蒙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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