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行走在苦難和甜蜜之間      朱大可 Zhu Dake

　　但是，在給予餘文的市場化以必要的贊揚之後，我還是要對其作出適度的批評，即它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着"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無論是《文化苦旅》還是《山居筆記》，均未擺脫這一情感和言說的雙重矯飾。　　再以"王道士"一文作為例子。由於愛"寶"心切，書寫者竟打算給道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捲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易"，書寫者想為此"大哭一場"。用如此的"過激"言說來進行煽情，儘管不免有做作之感，卻頗能顯示餘文的風格。　　這種過度的煽情話語，在《蘇東坡突圍》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　　"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着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衆。整個民族在丟臉。"　　這是動輒上升到"民族高度"進行煽情的範例。蘇軾遭到告發和逮捕，這首先與"貧瘠"和"愚昧"無關（他無非是險惡的官僚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而已），其次與"民族"大義無關。試問：餘文的"民族"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是宋代的漢民族，還是今天的所謂"中華民族"？蘇的被捕究竟丟了誰的臉面？誰又在"民族"之外進行了文化或道德註視？或者說，民族的"臉面"又是怎樣一種價值尺度？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正是這一陳述所包含的道德力量，點燃了人們對"差官"以及昏君的仇恨。同時，舊式文人的尊嚴，在這個敘述和閱讀的時刻裏獲得了短暫的實現。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蘇東坡突圍》　　這是動輒上升到"歷史高度"的另一個例子。必須註意餘文使用的"小人"概念。它是一個非常道德化的傳統語詞，其煽情級數在漢語文史上與"君子"和"良知"（後者是餘文的另一個基本術語）完全一致。　　如果"形而上"是餘文所"特有"的煽情技巧之一，那麽另外一種技巧更是屢見不鮮：　　"我是個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幹屬於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項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傳遞文化。因此，當我偶爾一個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時候，總會禁不住在心底輕輕呼喚：我的老師！我的學生！我就是你們！"　　--《千年庭院》　　"她們作為海南女性的目光，給森然的中現代史帶來了幾多水氣，幾多溫馨。"　　"……獵物回頭了，明眸皓齒，嫣然一笑。　　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傢園的笑，海南的笑問號便成句號。"　　--《天涯故事》　　這些例子除了能夠繼續證明餘文的煽情主義的話語姿態以外，還表達了一種過於軟化的話語立場：似乎一旦煽情，就非得令整個言說變得甜蜜起來。這"嫣然一笑"，損害了一個被書寫者早已設定了的"苦楚"的情感基調。行旅奔波的肉身苦痛，遭到精神歡娛和文化親情的腐蝕。在我看來，這是比煽情本身更為致命的弱點，它削弱了餘文進行"人文主義沉思"的力度，並且大步退行到了汪詩的級位。軟體哲學在文學中又一次獲得了意外的勝利。　　《天涯故事》是處理歷史中個人苦難的一個範例。被放逐的悲痛最終被轉換成了一幕喜劇：荒蠻的流放地竟被描述成"溫柔寧靜"的"傢園"，苦難被消融在"女性"的"嫣然一笑"之中。這正是我長期以來一直關註的所謂"亞細亞痛苦的消解模式"的又一證據。作者贊賞地看到，被貶謫海南的蘇東坡一方面"衣食住行都遇到嚴重睏難""憂傷常常爬上心頭"，而另一方面卻迅速把精神苦難轉換成了"壓抑不住的喜悅"。它令蘇氏的"苦旅"最終變成了一次經典性的"蜜行"。　　在我看來，除了受控於傳統的痛苦處理模式外，餘的另一個矛盾在於，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的知識分子的憂患情感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嚮大衆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認可，這兩者最終發生了統一。沒有任何一種統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古怪。重要的是，民族話語彌合了兩者的歷史性破裂，並且賦予餘文以某個甜蜜的笑貌。面對嚴酷的市場化景象，甜蜜話語就是人所能獲得的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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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圍城》，獨特的文學現象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理念大於形式
理智大於感情局部大於整體拉郎配式的意象強合
自傷其類的比喻《圍城》裏什麽都有，就是沒有小說錢鐘書能夠與魯迅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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