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文人和大衆的虛假和解      朱大可 Zhu Dake

　　品讀餘秋雨的歷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時髦風氣。如果我沒有弄錯，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謂"後文化時代"，這是繼汪國真之後在散文和歷史交界處所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顯然，歷史和文學正在製造出一些新的産品：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該書的發行量上得到證實。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不妨讓我們先回憶一下汪國真的詩歌（以下簡稱"汪詩"）（儘管這是一件頗令人難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國真誕生了，這是1989年6月以後中國文學所發生的最富戲劇性的變化。海子一舉帶走了農業時代的詩歌真理，並為"汪詩"的涌現開闢出血的道路。"不合時宜"的"舊式"精神使徒，最終讓位給了一個膚淺的詩壇流行歌手。這正是"歷史的必然"。"海詩"不過是少數校園理想主義者的聖經，而"汪詩"纔是熱愛生活的廣大女學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市場之後，詩歌條碼化的潮流勢不可擋。　　越過那些抨擊者的痛心疾首的吶喊，"汪詩"在市場上茁壯發育，後者表達了"後文化時代"的"拉罐文學"的主要特徵：第一，高度通俗（徹底放棄原創性並對精英思想作簡陋拷貝）；第二，用過即扔（徹底放棄經典性寫作）。更為重要的是，在經歷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後，人們衹需一種非常輕盈的"哲思小語"，像粉色的口紅一樣，塗抹在蒼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潤營養不良的文化面顔。　　這樣一種"生命能夠承受之輕"的詩歌口紅，在一個高速消費的市場化圖景中，無疑是非常和諧的物象。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它的涌現和受寵。在九十年代上半期，"汪詩"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九十年代末的今天，"汪詩"甚至和王朔、蘇童及王小波（後者情形或許有些不同）一起，發展為網絡消費的主要對象。在那些文化網站和網上文化超市的貨架上，這些物件早已經融入了日用品的親切行列（對此我衹是有一點點驚訝而已）。　　餘秋雨的散文（以下簡稱"餘文"）與之有非常類似的經歷。一個富於戲劇性的例證是，據說在上海的一次"掃黃行動"中，警方從某妓女的手袋裏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紅、避孕套和《文化苦旅》。這個傳聞在海內外文人圈子中流傳甚廣，並且在一次中港臺文化研討會上成為一個尖銳的話題（可以參見臺灣《中國時報》和新加坡《聯合早報》當時的專題報導）。餘文因而受到了人們的攻擊，似乎其作品一旦成為性工書寫者的讀物，就變得十分可疑起來。　　這無疑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理念。在我看來，即使這一"捕風捉影"的傳聞屬實，它也决不能成為"媚俗"之類的"道德化批評"的藉口。相反，它的重要意義被包含在它的隱喻性之中：在那個女人的個人視界裏，《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紅"和"文化避孕套"。它們是一組互相隱喻的同義語詞，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手袋"裏。餘文正是這樣一種文化消費品，但卻比汪詩更加"耐用"，因為它不僅是用以點綴生活的"文化口紅"，而且還是"文化避孕套"，審慎規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後文化時代"的特徵是：精英不再引領大衆，而是大衆支配"精英"。這種結構倒置的後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滅：這個曾經散發着思想香氣的階層，已經被大衆與全球一體化市場與資訊的洪流所吞沒。衹有少數人繼續浮在水面。他們是市場的先鋒，犀利地洞悉大衆趣味的轉移和文化的市場走嚮，並且利用這點對大衆進行"反操縱"。他們通常受雇於國際（或區域）資本，藉其專業特長為世界大亨效力，同時也利用國際資本實現其個人的文化野心。　　我要援引電影《泰坦尼剋號》導演詹姆斯·卡麥倫與國際傳媒大亨默多剋的關係來表明這點。一個老套的好萊塢言情故事，在近似瘋狂的高額製作之後，産生了巨大的商業回響。另一個例子是中國畫傢陳逸飛和美國猶太大亨哈默的關係。它們證明"精英"的信念早已過時。這個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創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蹤公衆趣味與理念的獵狗。他們不再嚮民衆提供"思想"，他們僅僅發現和供應市場所需的"模式"。　　改變精英命運的另一個動力是資訊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兩三年內，由於OCR技術（即對掃描的圖像文件可以進行自由編輯）的發明，網絡文字輸入的睏難已經消散，平面圖書資源的利用變得輕而易舉，網絡雜志、文化專題網門以及個人網頁大規模涌現，網絡文字總量（NET WORDS）在迅速增值，並為個人文化及區域文化的全球化傳播開闢了闊大道路。　　個人電腦對於外部消息的篩選標準與消息的來源（是否出自精英）完全無關，它籲請着所有滿足欲望的"小道新聞"。由於數碼網絡的全球化，任何一個無聊的的私密事件都有可能在一個瞬間裏成為國際通報。美國獨立檢察官斯塔爾是利用這一資訊網絡的先鋒，儘管未能改變剋林頓的政治命運，但他卻糾正了國際數碼網絡的附庸地位。"數碼文化"已經實現了其對"後現代主義"的全面推翻。　　市場及資訊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市場與資訊化，這個雙嚮和雙重的過程，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命運。老式藝術傢正在走嚮衰亡，而新的文化製造工業已經發育完備：專欄撰稿人和網絡作傢取代了正統作傢，傳媒記者取代了職業批評傢，行畫手取代了畫傢，搖滾歌手取代了歌唱傢，製片人取代了導演，如此等等，總之，"文化白領"取代了"知識分子"。在"取媚"大衆和營造"票房紀錄"方面，後者纔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經是一個非常刺耳的術語，用來描述藝術傢的"從衆主義"立場，並且註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擊。但在市場壟斷一切的時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種罪惡，而是一種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從大衆的口袋裏找回金錢和尊嚴。　　"媚俗"的合理性正是這樣被確認的，它籲請着中國知識階層的妥協和蛻變。這方面的成功例子，當推王朔、崔健和蘇童等等。他們在進行文化的包裝和推銷方面，顯示了某種天生的麗質：一方面反叛傳統意識形態，一方面嚮群衆大肆"獻媚"。市場原則被嚴肅地建立了起來。　　這是八十年代藝術傢走嚮市場化的先鋒。而在他們背後，成千上萬的文化推銷員或傳銷員在九十年代期間茁壯成長。這一蛻變，受到了出版界、影視界和演藝界"資本勢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結果是，中國文化領域出現了一個諸如"獨立製片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産階級"圈子，除了隸屬於大衆和金錢之外，他們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獨立"。這是後毛時代及後鄧時代的一個重要景觀。　　對此我沒有什麽異議。恰恰相反，正是市場交換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後崩潰。或者說，它維係了文化和大衆的基本關係。經歷了幾千年的不屈不撓的戰爭之後，在一個"後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嚮大衆趣味和資本勢力妥協與合作的時刻終於降臨。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餘秋雨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贊賞的。在文化（歷史）的市場推銷方面，他獲得了令人驚異的成功。在我的記憶裏，餘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穫》雜志連載，而後，在經過了市場的反復測試之後，纔在出版社結集出版。而後是一個消費者的盛大晚宴。餘文被不斷連續地出版、轉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主要暢銷圖書，它甚至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站或雜志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餘文、羞談文學之風。　　在這期間，我們也能夠聽到一些憤憤不平的聲音，似乎這種成功本身成為餘的一個罪證："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憤怒的十字架竪立起來了，痛苦的戰士手執錘子和鐵釘，要在文學和史學的領域審判餘文，籲請它的退出。餘對此深感不平，1998年期間，他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上連續發表短文，以一個權威人士的身份進行話語自衛。對"批評"的"輕衊"和"痛心"躍然紙上。　　這是一種好萊塢式的戲劇性景象：一方面作傢在重構與大衆的文本蜜月，一方面批評傢在不停頓地控訴這種努力。在這場訴訟中顯然衹有一個裁决者，那就是大衆。這個價值陪審團將運用市場原則，對這個作傢的"生死"（用港臺流行的術語說，就是"走紅"還是"過氣"）作出終極判决，而這一判决的結果已不言而喻。事實上，已故的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早已對此作出了非凡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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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圍城》，獨特的文學現象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理念大於形式
理智大於感情局部大於整體拉郎配式的意象強合
自傷其類的比喻《圍城》裏什麽都有，就是沒有小說錢鐘書能夠與魯迅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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