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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中國文化要義 》
第九章中國是否一國傢
梁漱溟 Liang Shuming
一中國之不像國傢
第一章列舉中國文化特徵，曾以中國不屬一般國傢類型，列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徵)。中國何以會這樣特殊，這就為一般國傢都是階級統治；而中國卻趨嚮職業分途，缺乏階級對立，現在就這問題一為申論。
中國之不像國傢，第一可從其缺少國傢應有之功能見之。此即從來中國政治上所表見之消極無為。歷代相傳，“不擾民”是其最大信條；“政簡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實際從政經驗，且卓著政績如明代之呂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說：
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除弊。(見《呻吟語》)
這是心得，不是空話。雖出於一人之筆，卻代表一般意見；不過消極精神，在他筆下表出的格外透徹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聯常見於縣衙門，說“為士為農有暇各勤爾業，或工或商無事休進此門”，知縣號為“親民之官”，猶且以勿相往來詔告民衆，就可想見一切了。
事實上，老百姓與官府之間的交涉，亦衹有納糧，涉訟兩端。河北省民間諺語，說“交了糧、自在王”，意思是：完過錢糧，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無其他管製)。至於訟事，你不訴於官，官是不來問你的。不論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間自了(詳後)。近代以前的西洋社會，多數人沒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國人卻可說是自由太多——孫中山先生有此語。古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或出文人想象，未必實有此謠。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國與民更仿佛兩想忘，則是中國真情。
這種無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說它始於西漢總是信而有徵的。當時相傳曹參為相而飲酒不治事，汲黯為太守而號曰“臥治”，如此一類有名故事可見。但我們不可就信他們衹是受黃老思想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中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構造，於此時慢慢展開，其需要無為而治的形勢(詳第十章)，就被明眼人發見了。
前引長𠔌川如是閑的話“近代英國人以國傢為必要之惡，而不知中國人卻早已把它當作不必要之惡”，正是指此而說的。
復次，中國之不像國傢，又可於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之。國傢功能，一面是對內，一面是對外。中國對內鬆弛，對外亦不緊張。照常例說，國際對抗性之強弱似與其國力大小不無相關。然在中國，國力未嘗不大，而其國際對抗性卻總是淡的，國際對抗性盡缺乏，而仍可無害於其國力之增大。此缺乏國際對抗性，有許多事實可見。——
第一就是疏於國防。例如沿海港口，為國際重要秘密，引水權絶無委諸外人者。內河航行，允準外人充當嚮導，尤為世界所未聞。清光緒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軍航深入閩江，即係由中國海關頒給執照之美國人引水。事載慕爾氏之國際公法，各國學者引為奇談。據說在中國海關註册為輪船引水者，外國人約占半數。然這不過是其一端；類此不講國防之事例，大約要數出十件八件亦不難。
第二就是戶籍地籍一切國勢調查，中國自己通統說不清。這原是國際對抗的本錢傢當，時時要算計檢討，時時要策劃擴充的。自傢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見其無心於此。不知者或以為中國人頭腦知識尚不及此，那便錯了。史稱“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那正是此物。其實早在先秦戰國，便已有之。不過在二千年後，倒不加講究罷了。
第三就是重文輕武，民不習兵，幾於為“無兵之國”。所以我們在第一章中，曾據雷海宗教授《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所指出之“中國自東漢以降為無兵的文化”，列以為中國文化特徵之一(第十二特徵)。蓋立國不能無兵；兵在一國之中，例皆有其明確而正當之地位。封建之世，兵與民分，兵為社會上級專業；中國春秋以前，合於此例。近代國傢則兵民合一，全國徵兵；戰國七雄率趨於此，而秦首為其代表，用是以統一中國。但其後兩千年間，不能一秉此例，而時見變態。所謂變態者：即好人不當兵；當兵的衹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數，演成兵匪不分，軍民相仇之惡劣局面。此其一。由此而馴至全國之大，無兵可用。有事之時，衹得藉重異族外兵，雖以漢唐之盛，屢見不鮮，習為常事。此其二。所謂無兵者，不是沒有兵，是指在此社會中無其確當安排之謂。以中國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於四鄰，而歷史上竟每受異族憑陵，或且被統治，詎非咄咄怪事。無論其積弱之因何在，總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於此一大問題，少有確當安排，則謂之“無兵的文化”，謂其積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頗有學者不同意雷說(1)(對於雷氏中國無兵之說，論者多不同意，《思想與時代》月刊有張其昀教授《二千年來我國之兵役與兵製》一文，即其一。)，從歷史引出許多證據，以明其不然。其實至多不過證明常態變態相間互見，固不能把變態否認掉。中國歷史原多往復之象，儘管未曾一變到底，而變態之發見不亦盡夠嚴重了嗎?即此已盡足顯示其文化之特殊，有大可註意論究者在。在這裏則至少見出國際對抗性之特弱，與其大有可觀之國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絶不相稱。
最後，則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傢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傢。於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夫國傢也者，對待之各辭也。標名某國，是必對於他國然後可得見；猶對他人，始見有我也。……非有國而不愛，不名為國，故無所用其愛。……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既無他國相對峙，則固當如是。(下略)(見《飲冰室文集》《中國之前途與國民責任》一文)
(上略)其嚮外對抗之觀念甚微薄，故嚮內之特別固結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點而論，謂中國人不好組織國傢也可，謂中國人不能組織國傢也可。無論為不好或不能，要之國傢主義與吾人夙不相習，則彰彰甚也。此種反國傢主義，或超國傢主義，深入人心；以二千年來歷史校之，得失蓋參半。常被異族蹂躪，是其失也；蹂躪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後總結算，所得猶足償所失而有餘。蓋其結果，常增加“中國人”之組成分子，而其所謂“天下”之內容，乃日益擴大也。歐洲訖今大小數十國，而我則久成一體，蓋此之由。(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們常說的“國傢”、“社會”等等，原非傳統觀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後新輸入的觀念。舊有“國傢”兩字，並不代表今天這涵義，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說。自從感受國際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輸入，中國人頗覺悟國民與國傢之關係及其責任；常有人引用顧亭林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以證成其義(甚且有人徑直寫成“國傢興亡，匹夫有責”)，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此出顧樂《日知錄》論正如風俗一段。原文前後皆論歷代風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場說話。他所說我們無須負責的“國”，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國傢；他所說我們要負責的“天下”，又豈相當於國傢?在顧氏全文中，恰恰沒有今世之國傢觀念存在!恰相反，他所積極表示每個人要負責衛護的，即不是國傢，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他未曾給人以國傢觀念，他倒發揚了超國傢主義。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這是中國思想正宗，而顧先生所代表者正是這個。它不是國傢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於國傢種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見；而獨於文化定其取捨。九十年前，曾、鬍所以號召國人抗禦洪、楊，共討洪、楊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場說話。(1)(太平天國之役，在洪、楊方面所發檄文以討鬍為名，標榜種族主義；而曾、鬍方面所發檄文，則據文化立場指斥對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結果前者卒被後者消滅。蓋洪、楊宗教之幼稚，其所為多不合於固有文化意識，實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滅，絶非清朝能滅之也。)而太平天國之所以命定地失敗，亦正為它違反固有風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滅，而不惜以身殉之。(2)(關於著者先父之事，具詳《桂林梁先生遺書》，商務印書館出版。捐生前夕，所遺敬告世人書，告兒女書等多緘，均影印在內。其要語雲：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國性蓋指固有風教。)此種衛道精神，近於宗教傢之所為，卻非出於迷信而寧由於其寶愛理性之心。像共産黨為了爭求一種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國界，其精神倒不無共同之處。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傢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義，以天下為對象；其彀的常嚮於其所及知之人類以行，絶不以一部分自畫。而儒傢態度則尤其分明。茲引敘於下：
春秋之微言大義，分三世以明進化軌跡：
第一，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
第二，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於爵。
(見《公羊傳》註，哀公十四年)
蓋謂國傢觀念僅為據亂時所宜有。“據亂”雲者，謂根據其時之亂世為出發點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漸進則由亂而升至於平；更進則為太平。太平之世，無復國傢之見存，無復種族之見存。
至孟子時，列國對抗之形勢更顯著，而排斥國傢主義也變更力。(中略)凡儒傢王霸之辨，皆世界主義與國傢主義之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頁)
後世讀書人之開口天下閉口天下，當然由此啓發。然不止讀書人，農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識又何嘗不如此。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國傢意識，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階級意識(這是與國傢意識相應不離的)，像他們那樣明且強的種族意識(這是先乎國傢意識而仍以類相從者)，在我們都沒有。中國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傢，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
中國人頭腦何為而如是?若一概以為是先哲思想領導之結果，那便不對。此自反映着一大事實：國傢消融在社會裏面，社會與國傢相渾融。國傢是有對抗性的，而社會則沒有，天下觀念就於此産生。於是我有中國西洋第二對照圖。
從個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會關係，由下至上共約之為四級，如圖。四級各具特徵：
一、個人——出發點；
二、家庭——本於人生自然有的夫婦父子等關係；
三、團體——沒有界別的組織；
四、天下——關係普及不分畛域。
在西洋人的意識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為個人與團體兩級；而在中國人則為家庭與天下兩級。此其大較也。
有人說：歷史上中國的發展，是作為一世界以發展的，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傢。(1)(見林語堂著《中國文化之精神》。)這話大體是不錯的。
中國西洋
天下天下
團體團體
家庭家庭
個人個人
中國西洋對照圖之二
圖例：
(一)“天下”泛指社會或世界人類或國際等；
(二)“團體”指國傢或宗教團體或種族團體或階級團休等；
(三)“家庭”兼傢族親戚等而言；
(四)字體大小即其意識強弱位置輕重之表示。
二國傢構成於階級統治
在歐洲小國林立，國際競爭激烈，彼此間多為世仇。人民要靠國傢保護自己，對國傢自然很親切；國傢要藉人民以與鄰國競爭，亦自必干涉一切而不能放任。但在同等面積之中國，卻自秦漢大一統之後，無復戰國相角形勢，雖有鄰邦外族，文化又遠出我下，顯見得外面缺乏國際競爭，從而內部亦解弛不來，而放任，而消極。正如近百年來，我們處於世界新環境中，政治上又不得不積極起來一樣。此種地理的和歷史的因素，誰亦不否認。然而其社會構造本身不適於對外抗衡競爭，不適於對內統治，卻是基本的。此即上面我所云“國傢消融在社會裏面，社會與國傢相渾融”那一大事實。
難道“社會”與“國傢”，必是分別對立的嗎?從西洋歷史事所形成之觀念，確是如此的。奧本海末爾在其名著《國傢論》序言中，說道：
與國傢觀念相對立的社會觀念，最初於洛剋(Locke)見之；從此以來。此種對立愈益確定。
他並說明：始而是第三階級起來自己認做是“社會”，而據以反對封建之“國傢”。繼而是第四階級起來，又自己認作“社會”，而把第三階級當做“國傢”以反對之。他們觀念中共同之處，便是同認“國傢”起源於侵犯自然法而存續下來的特權集體；“社會”方為順乎自然法的人道結合型。他們蓋同認“國傢”為魔鬼之城(CivitasDiaboli)，而“社會”則為上帝之城(CivitasDei)。他們所不同者：前者宣稱資本主義社會便是自然法過程之結果；後者卻謂這過程尚未到達其目的，必待社會主義社會出現乃是。大約在西歐，都是這樣觀念。衹有德國學者多半崇拜國傢，恰顛倒之，以國傢為天堂，以社會為地獄。但其後亦轉變過來，而接受西歐觀念了；如馬剋思等其著者。奧本海末爾聲明自己亦是如此。
奧氏全書繁徵博引，正亦不外指出此一問題在歷史上如何興起，及其將如何消掉。他大意說，人類求生存，為獲得其所必需之資料，有兩個不同的手段。一是人們自己勞動，或以自己勞動與別人勞動為等價交換，此即謂之經濟手段。又一是強把別人勞動無代價收奪過來，此即謂之政治手段。社會，便是從經濟手段發達而來，而國傢，則起源於政治手段。自古訖今，人類歷史之發展要不外經濟手段對於政治手段之爭衡，逐步驅除它，以至最後勝利而後已。最後，政治手段全消滅，有社會而無國傢。國傢就變成他所說之“自由市民團體”，其組織純基於自然關係，無復武力統治在內。——讀者試取前章講社會階級之所以形成而終於要解放者，與此互參，則其間理緻自易明白。
國傢寄托在武力上，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說武力專為行剝削而來，而國傢即起源於此，存在於此，則不免太偏。縱然國傢可能起源於此；但國傢之所以留存下來，而且還有其一段發展，顯然不在此。國傢之所以存在，是為它一面能防禦外來侵擾，一面能鎮抑內裏哄亂，而給社會以安全和秩序。無安定，無秩序，大傢不能生活。安定和秩序，能得之於理性，自然最好。但於對外講不通不時，或對內講不通之時，其勢衹有訴之於武力。掌握武力而負擔此對內對外之責任者，即國傢。必要到人類文化較之今日遠有高度發展，單恃理性即足以解决一切，而後武力自然可廢，國傢自然亦必變形。然這卻必待經濟極高進步之後，衹可期諸未來，非所語於過去。
國傢必然是一種武力統治，其理如上已明。但何以又必是階級統治呢?這因為武力不過是一工具，還必得有一主體操持它；此主體恆為一階級。照理說，武力應屬於國傢，國傢即為其主體。但這不過是一句空話。要實際作到，必須全國人無論何時，始終衹有一個意志而無二。試問事實上可能不可能呢?照眼見之事實，一國之內恆有階級、種族、宗教、職業、地域種種不同，而不免各有立場。其間意志統一而出於非勉強之時，殊不多遘。特別是階級不能沒有；而階級間之矛盾，有時雖外患當前亦不能掩蓋，在對內問題上更不待言。武力既經常地為對內統治的後盾，則操持此武力者為誰，豈不明白?故爾此主體例以國傢屍其名，而實際則為一階級——統治兼剝削的那一階級。在封建之世，幾乎那全階級就是一武力集團，其為階級統治最彰露。後來文化進步如近代國傢者，則武力漸隱，階級在法律上似不存在。然其經濟上剝削被剝削之事實，即托存於法律秩序；而法律秩序之維持，則有國傢的軍警法庭為後盾。此不過其施行統治較為間接而已，固依然是階級流治也。
其次我們還要知道，設若不是階級便難當主體之任。主體與工具，必須相稱。若不相稱，寧可主體大而工具小，萬不能主體小而工具大；那就不是力量，反而是纍贅阻礙了。前章說，國傢是一大強製力。強製必有兩面，兩面人數雖不必相當，但總不能以一人對大衆。所以像中國歷史上，全國龐大武力而以一人一姓為其主體，而太不相稱，為事實所不許。衹有在中原逐鹿，兩軍相對情勢下，要擁戴服從一個首領，乃能作戰取勝；那一時，此首領很像就是武力的主體。一旦對方消滅了，則此方諸將領即無永甘服從於一人之必要。此為歷代創業之主最難應付的大問題，宋太祖曾明白說出。且亦衹有他“杯酒釋兵權”，得以輕鬆度過。其餘，對於他所共圖天下的那些功臣，總不免猜忌殘殺，事證多不勝舉，其故正在此。所以中國歷史定例，爭天下時固非武力不可；得天下後，就要把武力收起來，不能用武力統治。古語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所謂“偃武修文”，意義豈不甚明。雷海宗教授曾指證，偌大國傢不僅邊疆禦寇藉用外兵，甚至要藉外兵保衛畿輔治安。似此無兵情形，正有所自來，而非無原無故。
國傢構成於階級統治，中國則未成階級，無以為武力之主體而難行統治；這是中國不像國傢之真因，歷代帝王所以要輕賦薄斂，與民休息，布德澤，興教化，乃至有所謂“以孝治天下”者，皆隱然若將放棄其統治，衹求上下消極相安。在他蓋無非從善自韜養之中，以綿永其運祚。你說它不敢用力亦可，你說它無力可用，亦無不可。數千年政治上牢不可破之消極無為主義，捨此便不得其解。
三中國封建之解體
以上當然皆就秦漢後的中國而說話。其缺乏階級，不像國傢，自是負面；而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即社會以為國傢，二者渾融莫分，乃為正面。凡此社會形態之特殊，伏根必很遠；但其顯露出來，則在封建解體之後。關於正面，下章再細講。現在繼續談其負面之兩點：
一、其缺乏階級不像國傢之何所從來。(因)
二、其缺乏階級不像國傢之何所歸趨。(果)
於是我們便要談中國封建之解體問題。
第二章已經申明，人類文化史不是獨係演進的，而中國剛好與西洋殊途。上章講階級問題，述及歷史可分五大段之理，則於唯物史觀所說相當予以認可。現在來談中國封建之解體，即是承認中國亦經過封建時代如西洋社會史者，而確指其與西洋之殊途正在於此。
於此有兩大事實先要提請註意：
一、西洋在封建社會後資本社會前，那一過渡期間，政治上曾表見王權集中。但旋即轉入限製王權(憲政)，故其為期甚短。恰相反地，此在西洋極短暫者，在中國卻極綿長。中國封建削除，同一表見王權集中；乃不料此一集中，竟無了局。它一直拖長二千餘年，假如不是近百年受近代西洋影響，中國歷史突起變化，還望不見它的邊涯。
二、還有與此政治上長期不進不變之局面恰相配的，是其經濟上之長期停滯。儘管其工商發達，早徵見於先秦，而兩千多年後，依然不過那樣。假如不是近代西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傳過來，它可能長此終古!
這是誰亦不能否認的，卻亦是最不可解的。信如論者所說，秦漢以來之兩千年是一段謎的時代。談中國社會史，而於此沒有愜心當理之分釋，即一切等於白說。忽視它，抹殺它，更屬可笑。然而在一些為迷信和成見所誤之人，卻苦於無法不加以抹殺，看下文便知。
討論之初，應問明白：何謂封建?封建和解脫於封建，以何為分判?簡單說，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於其耕作者之一種超經濟地強製性剝削，為其要點。他如經濟上之不出乎自然經濟，社會上之表見身分隸屬關係，政治上之星羅棋布的大小單位，意識上之不免宗教迷信等等，大抵皆與此要點天然相聯帶者。解脫於封建，就是解除這些，而以解除其要點(強製剝削)為主。再問：怎樣可以得到解除呢?通常應不外像奧本海末爾所說，經濟手段對於政治手段之一次確定地製勝。兩種手段，目的是相同的。若經濟手段較見順便，而政治手段不大行得通之時，則政治手段漸被放棄，而自然趨嚮於經濟手段。這種順便者日以順便，行不通者日以行不通，即是經濟手段一次確定地勝利，而封建式剝削遂以解除了。像英國大體便是如此。在法國則要經過暴力革命，其政治手段之行不通，大於其經濟手段之順便。蓋各處社會情勢不同，歷史隨之亦異。
中國究竟已否從封建中解放出來呢?如衆所共見，多年來中外人士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不少學者(如李季等)，認為中國封建已崩解於先秦戰國，而秦以後的社會即須另說。(1)(見李季著《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神州國光社出版。)這大致算得平允。但有的學者卻認為從東周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之漫長時期，全都是封建社會。其所以如是主張，好像不管聯帶而見的那些事情如何，而單把握了農村中之強製剝削一個要點，說它是中國一直存在着的。這亦不為無理，卻是疑問亦正多。
第一，如我們在鄒平、定縣各處之所見，其土地是封建解放後的土地，其人是封建解放後的人，明白無疑。固有少數佃農雇農，不能自有其土地，而受到剝削；那衹等於近代工人之受剝削而止。所謂超經濟地強製性剝削，實未有之。此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所述當地租佃情形，可為確證(見原書第629—635頁)。我不敢否認中國一直有強製剝削存在於農村的話；卻在全國之中究竟占多少，不無疑問。此種相反例證之存在，足使前項主張，失掉一半根據。
第二，封建之世耕作者隨附於土地而不得去之情形，後來中國並未見有。似不能徑以地少人稠，另外又乏出路(工商業)，即作束縛於土地看。因而所謂強製性剝削之存在，這裏又須打一折扣。——以上第一第二點，皆對那一個主要點而提出疑問。
第三，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意識上其他聯帶而見的那些事情，按之中國或見或不見，難資判定；而大體論之，寧證明其封建已得解放(論者所以單把握一要點而立論，似即為此)。特如流行諺語“耕讀傳傢”，“朝為田捨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之所表現者，試問世上焉得有此封建社會?
最後要指出其最嚴重的缺點，是把秦漢與東周明明不可混同之二物而強混同之。對於上面所提兩大事實，直仿佛不看見，不肯深求其故，而漫然以封建概一切。是何足以服人?然而這在他們實亦是無法的。因為他們不承認中西可能殊途，固執着社會進化衹許在一條綫上走；又迷信歷史總是在步步前進中，不知其或進或不進，原無一定。而此兩大事實，卻剛好必從下面兩層來解釋：
一、中國社會史自秦漢後，已入於盤旋往復之中(不是進步慢)；
二、中國封建之解體，別有其路綫，不同於西方。
前一層自然又是由後一層來的。秦漢以來之謎，恰藏在中國封建解體之特殊中，由此入手，即不難闡明一切。
我們何以看出這個竅來?因為我們既有見於中國之缺乏階級，再看到那兩大事實，便恰好互資印證而有悟。如上章所講，設若沒有階級則社會進步不可能；而階級則必資於經濟進步、文化進步、政治進步之循環推進，而一步一步得到解放。此蓋為歷史常理。現在階級缺乏的中國，其經濟長期停滯，其政治一成不變，豈非剛好一致相符而共證明其為歷史之一種變局!中國之有過封建階級，既不成問題；則此變局開端顯然就在封建之解體上。此時我們試取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來與中國相勘對，應不難尋得其變化之路綫。
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要在經濟進步。唯工商業發達，人競逐於商業利潤産業利潤，而後乃不復費氣力在農村中，為人對人之強製剝削。這就是由經濟手段之順便，引誘得封建階級放棄其政治手段，這最為徹底。唯工商業發達，第三階級興起，領導群衆爭取個人自由，而後人對人之強製剝削乃不復行得通。這就是強迫封建階級非放棄其政治手段不可。這樣最為决定。此時政治手段雖尚有待於進一步之清除，但它絶不會翻回頭了。無疑地，這是經濟進步推進了文化和政治，使整個社會改換了一個局面。這亦可說是通常的一條路。
再來看中國，中國社會構造當戰國之際演着劃時代的變化，至秦並天下而開一新紀元。正所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無復多關阻、異政令，種種隔閡不通的情形。像封建之世，自上至上分若幹等級，而星羅棋布於地面上之許多大小單位，已經削除，而全國統一於一王。王權集中，實行專製。同時，分封錫土之土地制度，亦變為土地自由買賣，任民所耕不限多少。這一變化，是什麽變化呢?假如米諾賈托夫的話不錯：“封建制度，就在於其政治關係之地域色彩，和土地關係之政治色彩”，那應該就是從封建下得其解放了。然而至解放是否亦得之於經濟進步呢?這就難講。經濟進步是有的，商品生産、貨幣經濟、都市興起、交通發達，史册皆有可徵。但求如西洋對於政治手段那所謂引誘所謂強迫者，則難得其跡象。相反地，且見出其經濟手段製勝之不徹底不决定；政治手段不時回頭。質言之，此雖亦不能不有其一定經濟條件。然不是由經濟之進而被推進者，毋寧是由文化和政治轉而影響了經濟。
何謂“政治手段不時回頭”?在上章曾說過：
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於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此種逆轉，勢不可久；歷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
顯然地像西漢末，問題便非常嚴重。論人則被奴役者那樣多，論土地則那樣被集中壟斷。而直接間接都出自政治勢力。於是纔引出了王莽“王田製”的大改革。歷史上似此或大或小之例，訖未斷絶。而同時“限田”、“均田”等一類運動，亦同樣不絶於歷史。中國歷史就是這樣逆轉順轉兩力相搏之歷史。究其故，無非在社會之進步，階級之解放，不由經濟所推進——如其由經濟所推進，政治手段便不會回頭了——而寧由文化和政治開端。
所謂中國封建解體，是由文化和政治開端者，其具體表現即在貴族階級之融解，而士人出現。我們知道，封建階級(實則並包封建而上至古代之貴族階級)，第一是建立在武力上，第二是宗教有以維係之。從來貴族與武裝與宗教三者相聯；西洋如此，到處亦皆如此。因此，除後世以逐利殖産而起之階級，或稍形散漫外，凡貴族階級在其社會中例必為集團為存在。何以故?集團與鬥爭相聯；凡以武力為事者，豈有不成集團的?而宗教對於人之凝聚力，自來為集團之本，尤所不待言。今武力與宗教二者相兼，其理决定。然而奇怪的是中國竟有些例外。梁任公《中國文化史》，嘗論中國貴族政治最與歐洲異者，有三點：第一，無合議機關，如羅馬元老院(或中古各國之階級會議)者。第二，貴族平民身分不同，然非有劃然不可逾越之溝界。第三，貴族平民在參加政治上，其分別亦衹是相對的，而非平民即不得聞政。第一點易曉，故不多說。後兩點，他都指出春秋時代一些事實以證成其說(文繁不引)。其實這三點，恰透露當時貴族不成一集體。第一，若有合議製行於貴族間，是即其為一集體而存在之徵；今不然，可想見其不是。第二點則見其內外界別不嚴。第三點更見其未甚壟斷而排外。凡此又皆集團不足之象也。大抵階級成見不深者，其種族成見亦不深，其國傢成見亦不深，三者恆相關聯。此由梁任公先生為後兩點所指證之許多事例中，即可見出。又章太炎先生所著《社會通詮商兌》一文，亦同藉春秋時代許多事例，辨明中國早沒有像一般宗法社會那樣種族排外情形。但你試以西洋古羅馬之事來對照，就知其何等不同。羅馬徵服了遠近多少邦族，建立其偉大之羅馬帝國，而羅馬人——此為一族亦為一階級——卻衹限於其原來參加宗教典禮之傢族而並不增加。羅馬所擴充者，一為其統治對象，一為其國有土地；至於那些被徵服的人則不予承認。換言之，他們始終被視為外人或敵人。他們要求得作羅馬人，而羅馬怒斥為萬分不合理。至於流血革命以求之，發生所謂“社會戰役”，而仍未得解决。間有一些麯折辦法，例如先自賣為羅馬人奴隸，再經合法之解放，以輾轉儕於羅馬公民之列，皆甚費事。此一階級問題，蓋歷數百年而後泯除。我們不要以羅馬人為怪，其實可怪的倒是中國人!
何以中國封建階級其自身這樣鬆散，其對人這樣緩和?此無他，理性早啓而宗教不足；宗教不足，則集團不足也。封建所依靠者，厥為武力和宗教；而理性恰與此二者不相容，理性啓，則封建自身軟化融解，而無待外力之相加(參看第十一章)。其鬆散，正由人們心思作用萌露活動，宗教統攝凝聚之力不敵各人自覺心分散之勢。而當時的周公禮樂，復使從情溫厚而不粗暴，少以強力相嚮，階級隔閡不深，則又其對人緩和之由來。頗有人說，中國是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或者說它，從氏族共産而轉入封建之世(杜畏之說)。或者說它，經過一段亞細亞的生産時代而到封建(李季說)。我於此未用心考究，不敢判斷。但覺得沒有經過奴隸社會之說似近真。奴隸社會的階級比之封建的階級，要遠為嚴酷，像羅馬的情形，怕是難免。唯中國得免於奴隸社會，而後中國人精神上得免於此一嚴重傷痕，而後封建期的階級問題乃亦比較輕鬆，而竟自趨於融解。由此而風度泱泱數千年一直是階級意識不強，種族意識不強，國傢意識不強，以至於今。無論是少受宗教的錮蔽，或少受奴隸社會的創傷，這一切都是歷史的負面，而其正面則為理性早見。理性早見，是我民族歷史特徵，直從古代貫徹於後世。
貴族階級之融解，蓋早伏於其階級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此宗教不足的社會裏，貴族而脫失於武力，其所餘者還有何物?那就衹有他纍積的知識和初啓的理性而已。這就是士人。中國封建毀於士人。他力促階級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階級融解下之産物，為中國所特有。中國封建之解體，要不外乎階級之解消，而仿佛將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統治。它不同乎西洋之以新階級代舊階級，為武力更易其主體。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開端之說也。
士人原是後來有的名詞，我今卻追上去用以兼括古時亦可屬於此一類之人。他的特點，在曾受教育而有學養。如故張蔭麟教授所說：
為什麽“士”字，原初專指執幹戈佩弓矢的武力，後來卻變為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懂得這個變遷的原因，便懂得春秋前的社會和秦漢後的社會的一大差別。在前一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終指特別受教育的人；但因教育的內容改變，它的涵義亦就改變了。(見張著《東漢前中國史綱》，第56頁)
前曾講過，教育為高等享受，遠在古代，更衹有君後貴族少數人乃得享之。況學識出於經驗之纍積貫通，亦唯在職居官者有此機會。所以仕與學就相聯而不可分。學術之卒以流傳到民間，當不外貴族零落下來之故。他們或由失國，或由改變，或由個人獲罪，或由代遠族蕃而自然降夷。而亦要那時社會給人嚮上進身機會，纔有人來熱心講學求學。一般都說，孔子私人講學，有教無類，乃學術平民化之開端，並為後世開布衣卿相之局。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開創，亦必為其所發揚光大。這話雖大致不錯，然須知遠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時，有學養之人散在民間而不仕者，或疏賤在野之賢才起而當政者，既不少見。有孔子乃有後世之士人，亦唯有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突然出現，他實承先而啓後，使歷史浸浸發展到社會之丕變。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資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資與貴族同，其不必定在位與貴族異。假使一天，貴族少至絶跡，而在民間此有可以在位之資者推廣增多，政治上地位悉為他們所接替，人無生而貴賤者，這就是中國封建解體之路。而春秋戰國實開其機運。一方面春秋列國多興亡變動，他們的來源增廣，其人多。一方面戰國霸主競用賢才，相尚以養士，他們的出路大辟。孔子恰生在春秋與戰國之間，以講學聞政為諸子百傢倡，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要知此一脈路，是有如下之理由的，當封建之世自然是武士教育(其實是文武合一)，但其後何以遽然一變文而不武，甚且陷於文弱之弊呢?此即以理性之啓，而早伏重文輕武之機於古了。士的頭腦漸啓，興趣漸移，一旦脫失於其群，即捨去舊生涯。雖捨武而就文，卻又沒有宗教那一套。且不論宗教氣氛稀薄，懷疑論(除墨傢外皆懷疑派，見第六章)漸興，根本就沒有教會組織，宗教職務，及其稅收財産，可依以為生如西洋者。這些人其勢要各自分散。除少數人外，要憑藉知識頭腦為生；除庸碌無能者外，要走嚮政治活動去。約計之為三項：
一、甘於淡泊，依農工生産自食其力者。——此項自必為數甚少，然古籍卻多有可徵。(1)(參看張蔭麟著《東漢前中國史綱》第六章。又《左傳》、《國語》、《國策》等書，多可考見。)
二、庸庸碌碌靠相禮授徒以糊口者。——此項為數諒不在少。
三、有才氣的則講學、聞政、遊說、行俠，或且兼營貨殖。——在此風氣下者，亦許居多數。
此第三項即封建之破壞者。他們有可以在位之資，而無其權位；所以就反對世卿，排斥任子之製，乃至君位亦要禪讓纔合理想。一旦上臺，使與貴族為敵，廢封建，置郡縣，以官吏代貴族。貴族浸不能世有其土其民。封建束縛下之土地人民，乃先後得到解放。雖孔子曾無意破壞封建井田，衹圖變通而理想化之。然而此時幾個主要角色，如李悝、吳起、商鞅等，卻竟是他的再傳三傳弟子。而一嚮公族無權，遊士擅政，如三晉秦楚者，其宗法根基既薄，封建勢力不固，亦就着手最先，或完成較早。至秦並天下，遂竟全功。其事非此所及縷述。然從一切載籍中，很可看出那些在列國之間往來奔走不休，和聚在一起“不治而議論”的各種場合，正是一代社會大變革之醖釀發酵所在。而一個個得其君者，或為相，或為守，均得出其平素所懷以施於實際。在他們或不過圖富圖強，寧知歷史任務即不覺完成於其間。作為當時之大關鍵者，則盛及一時的講學，和大規模的養士是也。(1)(《飲冰室合集》內文集第四册梁任公亦有論中國封建解體不同於外國之一段話，錄此參考：
(上略)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曰，歐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中略)近世歐洲諸新造國，其帝王未有不憑藉市府之力而興者。然則歐洲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人民滅之也。(中略)日本明治維新，主動者皆藩士。諸藩士各挾其藩之力，合縱以革幕府，而奬王室。及幕府既倒，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謀而廢之。然則日本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藩士滅之也。(中略)中國不然。興封建者，君主也；廢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衛者，君主也；與封建為仇者，亦君主也。封建強，則所分者君主之權；封建削，則所增者君主之勢。(中略)論者知民權之所以不興，由於為專製所壓抑，亦知專製所以得行，由於民權之不立邪?不然，何以中國封建之運之衰，遠在歐洲之先，而專製之遠長，反遠在歐洲之後也。
又梁氏於貴族政治實有以啓發民權之理，亦見到一些：
(上略)要而論之，吾國自秦漢以來，貴族政治早已絶跡。歐美日本於近世最近世而始幾及之一政級，而吾國乃於二千年前得之。(中略)宜其平等自由，早陵歐美而上，乃其結果全反是者，何也?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專製之悍敵也。試徵西史，(中略)貴族政治固有常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凡政治之發達，莫不由多數者與少數者之爭而勝之。貴族之於平民，固少數也；其於君主，則多數也。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於是國憲之根本即以粗立。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為型，以之為木+盾，以彼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一也。君主一人耳，自尊曰聖曰神；人民每不敢妄生異想，馴至視其專製為天賦之權利。若貴族而專製也，則以少數之蕓蕓者與多數之蕓蕓者相形見絀，自能觸其惡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二也。疇昔君主與貴族相結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與平民相結以弱貴族。而君主專製之極，則貴族平民又可相結，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牽製相監督，而莫或得恣。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三也。有是三者，則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伸，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下略)
總起來說，封建之解放，在中國有與西洋恰相異者：
西洋封建解放，起於其外面之都市新興勢力之抗爭侵逼；中國則起於其內部之分化融解。西洋是以階級對階級，以集體對集體，故卒為新階級之代興。中國新興之士人，是分散的個人，其所對付之貴族階級亦殊鬆散。及至階級分解後，以職業分途代階級對立，整個社會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發達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隨經濟而變，頗似由物到心，由下而上。中國以講學養士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動了經濟(士人無恆産，不代表經濟勢力，而其所作為則推動了經濟進步，李悝商鞅其顯例)，頗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說明中國封建解體之由來，同時亦就是指出：中國從這裏起，便缺乏階級，不像國傢。
次一步，要問：它從這裏嚮下去，是否能達於階級消滅而不要國傢呢?這當然不可能。它第一不能保沒有外患，第二不能保沒有內哄。凡人所以要國傢者，它一樣不能免掉。它儘管趨嚮於不像國傢，而事實卻逼到它成為一個國傢。逼到它要有一強大武力，以對內對外。有武力非難，而誰來控製比武力，卻是一大難題。因它已不能返回到兩階級之對立，就缺乏其適當之主體。缺乏適當主體之武力，一面不免於萎弱，一面不免於恣橫。前者，即雷海宗教授指摘之“無兵的文化”所由來。後者，則為奧本海末爾所說之政治手段，強製支配土地，強製剝削農民，若將逆轉到封建。但其勢萎弱亦不能萎弱下去，逆轉亦不能逆轉下去。二千餘年來，前進不能，後退不可，就介於似國傢非國傢、有政治無政治之間，而演為一種變態畸形——這就是缺乏階級不像國傢之所歸落的地步。
四中國政治之特殊
西洋在以新代舊之間，其階級確已得解放了一步。其社會構造、國傢形式已經改變(可稱革命)，從人類歷史進程上說，確已得進了一步。中國雖則未嘗不嚮着解放走，仿佛若將以職業代階級，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統治者。但始終牽延於這種仿佛之中，近而封建之解放不徹底，遠而階級之徹底消除不可期。此二千餘年間政治之特殊，須得在此一說：第一，把政治作為倫理間之事，講情誼而不爭權利，用禮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之倫理化。這裏把階級國傢融攝在倫理社會中之結果。第二，對內對外皆求消極相安，而最忌多事，幾於為政治之取消；是曰政治之無為化。此蓋為階級缺乏，武力萎弱之所必至。第三，權力一元化，而特置一自警反省之機構於其政治機構中；政治構造國傢形式卻從此永絶進步之機。前兩點，在前既有敘說，不更贅；第三點尚有待闡明於後。——
此所云“權力一元化”，是指中國從來沒有，亦永不發生“箝製與均衡”的三權分立的事。這是什麽原故?我們且尋看西洋是怎樣發生的，便不難勘對出來。這在西洋以英國肇始，原非出自一種理想規劃，而是事實慢慢演成的。三權之中，當然以立法行政之分離對立為首要。此二者，當初皆包於王權之中，何曾另外有什麽立法機關?明確地分離，肇始於近代，而淵源於中古。中古之巴力門，其構成原是以貴族僧侶為主，再加市民代表等。後此兩權分立，實由原初國內不同階層之兩面對抗而來。從不同之階層勢力言之，則此時計有(一)國王，(二)貴族僧侶，(三)都市第三階級；而其間以第三種勢力之關係最大。削除封建，是他們與王權合作之功；轉回頭來，限製王權，又是他們與貴族聯合之力。始而國王代表行政權，而貴族市民組成之議會則握有立法權。其後國王無復實權，退出了此對抗形勢。相對抗者，便為第二第三兩大勢力。他們此時固非分掌行政立法兩機關，卻是各結政黨，憑藉此兩機關，時時運用，以相競爭。再往後，到最近幾十年，上院無復實權，貴族們又退出了此對抗形勢。則有後起的勞工階級及其政黨，起來參加，仍為兩大勢力之抗衡。是歷史昭示：沒有分離對峙之社會形勢，則分權制度不會憑空發生，沒有以此形勢為背景之政黨互競，則分權制度不能得其運用。但中國的社會形勢如何呢?照上面所說，中國封建以貴族階級內部分化而解體；士人假藉王權，擴充王權，其自身固不能構成一種勢力；抑且使整個社會從此走嚮職業分途，日就散漫。在全國中，尋不見任何一種對抗勢力，則權力統於一尊，夫何待言。
權力一元化者，誠然可以為所欲為。但其一舉一動，影響太大，他自己或者旁人，都不能那樣毫無顧慮，隨他去為所欲為。然則將如之何呢?那衹有提高自己警覺而隨時反省了。因此，中國皇帝大權雖不可分割，亦不受限製；而自古似乎便註意到如何加強其警覺反省之一事。梁任公先生文中，有關於此之一段話說：
(上略)及其立而為君，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設為種種限製機關，使之不得自恣。蓋遵吾先聖之教，則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猶懼其未足，復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謂一切災異番應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懼修省。及其殂落，則稱天而謚，動以名譽，名曰幽厲，百世莫改。(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册《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中華書局版)
以我推想，這其間亦許多少有點事實確曾存在於古；然要必經過儒傢一番渲染無疑。儒傢崇尚理性，自然要加以鼓吹倡導，以求確立此一制度。但單是有歷史根據和有人倡導，還不夠；須待封建解體，而後事實上確有其必要與可能，此一制度，乃得確立。試分別言之。——
封建解體，全國權力集中統一；此時其權彌重彌專，其需要自己警覺反省者乃彌切。這是一點。再則，此時皇帝一個人高高在上，陷於力孤勢危之境(參看前章)，為求他的安全，亦是為大局求安全，此一需要彌見真切。這是更要緊之一點。可以說，其成為必要即在此。同時，因為封建之世，大大小小之君主甚多，此時通統化為官吏。所以過去偏於警覺國君一人者，現在就發展到監察多數官吏(不過說話仍對皇帝一人說話)。這又是一新的必要，基於這些，此一制度乃以確立。歷代制度之因革損益，此不細數。大抵上則對皇帝諫阻封駁，補闕拾遺；下則監察內外，糾彈百僚，以至風聞言事。此外遇有災異大難，更下詔求言，下詔罪己，策免三公，等等。凡此種種，怕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特色。然而你明白其由來，亦就不詫異了。
孫中山先生倡五權憲法，其監察考試兩權，自謂從中國政治制度得來。論者亦都承認二者為中國所特有。然更須知此兩制度原是相因而至，且有其相成之妙。特殊之中國政治，正要他們合起來纔構成。按後世考試制度本於隋唐，上溯則為兩漢選舉。更上，則戰國之“薦引”、“上書”、“養士”，又實為其先導。(1)(參見409頁註(1)。)更追上去，還有其根苗於古。總之，是從民間吸收新分子參加政治，統治被統治之間得以流通的那種事情，不必拘言考試，而其制度之建立，則須斷自封建解體以後。在前，不過階級壁壘不嚴，及其制度既立，便是階級壁壘之撤除。這又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然而正就是此一制度浸浸建立的時候，亦就是前一制度種種必要(君權重且專、皇帝一人孤危、官吏增多)浸浸顯露的時候。讀者試加回想，不是嗎?再則，前一制度自然是在引起當權者自己警覺反省，但最能促其警覺反省的，乃是與他不同的意見，是他圈外的意見，更要緊是被統治一面的意見。前一制度之真正意義，與其看做糾正個人過失，不如看做謀上下意思之流通。然而說話之人的流通，又是意思流通之本。假如人不流通，所謂“有言責者”僅限於一小圈，則意思之流通便幾乎不可能。所以言路實因仕途之闢而得其基礎。後一制度不但為前一制度開出其必要，抑且供給以其可能。所謂相因而至，相成之妙，指此。設若兩種制度各得發揮，而又藉着廷議廷推，互得配合運用，各達於其可能之理想地步；則一切在位者既皆以合法程序來自民間，一切政府措施又悉能反映乎民意。那高高在上端拱南面之皇帝，要不過象徵全國政治之統一而已，雖權力一元化又何害?所謂特殊之中國政治，要他們合起來構成，指此。
以上是說封建解體後，中國政治之大趨嚮，及其所嚮之鵠的。除了有時倒退之外，從未變更此趨嚮。正為理想始終未達到，而又非無其可能，所以人們總抱着希望在努力。——努力實現其制度所應有者，或修繕其制度，乃至重新調整之，卻未嘗捨此而他謀。那麽，是否後勝於前，可以見出其一步進一步呢?此亦未能。除細節上有些講求外，根本不見進步。儘管不見進步，而二千年間經過多次之改朝換代，竟亦沒有新思想或不同的運動發生。那麽，是否中國人太笨呢?亦不是。此其故，約言之有三層：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莫不基於其社會內部形勢外面環境而言，其中，內部形勢尤為主要基礎。中國自封建解體後，社會形勢散漫，一直未改。而沒有新形勢，則人們新的設想新的運動不會發生。在散漫形勢下，權力之一元化是不會變的。權力一元化不變，其救治之道衹有這多，沒有新鮮的。第二，中國制度似乎始終是禮而不是法。其重點放在每個人自己身上，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問題，它不是藉着兩個以上的力量，互相製裁，互相推動，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恆視乎其人之好不好。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惡果。因此，就引人們的眼光都註到人身上，而不論是嚮某個人或嚮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終是有希望而又沒有把握的事。那麽，就常常在打圈子了。二千餘年我們卻多是在此等處努力。第三，中國歷史已入於循環中，為重複之表演，可看下章。
五西洋政治進步之理
然而在西洋封建解體後，其政治卻顯然一步進一步，有跡象可尋。這是什麽原故呢?此即為其社會有階級，即以階級作階梯，而得升進。此理在上一章為說明階級問題，已曾論及。何謂政治進步?政權從少數人手中逐步開放給衆人，政治漸進於民主，便是。其最後鵠的，在國傢變成一自治團體，不再有統治被統治之階級存在。為達於此無階級之一境，中國卻要賴階級作過渡。階級在此之作用有種種：——
第一，民主期於尊重人權，而肇始於限製王權。王權人權各有分際而不相凌越，此為最善。但欲以個人抗王，而求得其均衡，誰能有這個力量?徵之歷史，這都是靠階級的力量來達成的。最初得力貴族階級——英國大憲章即其好例。其後則得力資産階級；末後，則勞工階級力量不可少。階級新陳代謝，各有其時代任務不同。且亦不能保哪一階級尊重人權，哪一階級不尊重人權，正要藉着階級力量與階級力量之相角而得之均衡，以保持此兩權之不失於一偏。假如政治上之“箝製與均衡”可以保障人權自由，那麽，階級力量正是産生此“箝製與均衡”，而且運用之者。自今以前，若非階級力量，最初這門便無法打開；若非階級力量，亦將無法築成這條通路。今後，則個人力量在階級之支撐掩護下已得培養者，將更充實發達起來，最後，人人在教育程度上，在知識能力上，都平等了；每一個人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個人，社會秩序自然一準乎理性。那時，乃無須乎靠階級力量，而社會亦沒有階級了。
第二，政治民主之本義，在於政權公開，凡團體內事，大傢商量，共同做主。此在古代之所以能一見於希臘城邦者，一則為其小國寡民，一則以其為奴隸主之社會。唯其小國寡民，一切不出乎衆人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然後會議取决之製乃運用得來，而不徒為一虛名。唯其為奴隸主，生産之事有人代勞，自己乃有空閑，有資財精力，以從事乎政治。即此可證明其不是靠隊級，便不得出現了。近代民主政治萌芽於中古。英國大憲章時代之貴族會議(councilofmagnates)，便是政權先公開於貴族僧侶這一圈內。在此圈外，不民主，在此圈內，就算相當民主了。其後1254年1265年，乃陸續增加各郡市平民代表在內。初則合開會議，其後分為貴族、民衆兩院。今天英國之巴力門就是以這樣開頭，始而其權小，繼而其權一步一步加大起來，以至於無所不能為。始而其權在貴院，繼而漸移於民院，以至末後民院幾乎握全權。始而其議員之選舉權，限製於某範圍內，繼而一次一次又一次擴大其範圍，以至末後實行普選。今天英國，英王無權，貴族無權，乃至資本傢亦在臺下，而由第四階級結合的工黨當國秉政，正是政權無保留地公開於國內之結果。此雖為數百年前所夢想不到，然恰為事實進展，自然要走到之一步。凡此進展之事跡，不可一一細數，卻是其中理緻，應予指出。為什麽昔之行於幾千人小國(希臘城邦)者，今天亦可行之於幾千萬人大國(英國本部)呢?這就為人們的耳目心思雖不異於古，卻是其工具巧而且多了。天天一張報紙在手，不難把全國全世界的事情，即刻映於心目之間。為什麽昔之從事政治者都是奴隸主，而今天一般工人亦能從事政治呢?其實今天工人亦是奴隸主，衹不過不再以人為奴，而是以電與鐵為奴耳。質言之，亦是得力在工具。人還是人，古今不同，衹在工具。道理仍舊一樣，總要這一圈內人人的耳目心思時間精力，都能照顧得了，纔行。不然，名為政權公開亦是空的，實際作不到。而凡實際作不到之時，大概亦即不發生那種需要。需要真的發生，大概亦即其可能作到之時。既有需要，又有可能，斷非少數人所能阻擋。苟無可能，又無需要，誰亦無法使它實現。可能與需要，一决於工具。說工具，兼括製造運用那工具之知識技能，而那種知識技能，亦就代表那時代之文化。工具之發明，文化之進步，非一蹴而就，這是很明白的。然則在歷史上，政權之公開所以必出於漸進，其理豈不明白了嗎?是知後此政權公開於全國之大之圈，正基始於當初嚮貴族公開之小圈；每後一步之進展，要皆以其前一步為階梯。到今天，英國雖說選權普及，而資産階級依然強大；正為多數人無産，多數人教育程度尚不夠高。似尚待勞工階級當政一時期，完成其經濟改造，消滅階級，而後其政治民主方為完全實現。然這是根據英國歷史從來不甚需要流血革命而說的。很多國傢不一定如此。例如法國，於中古亦有過民主萌芽，但其“等級會議”中斷了一百七十五年之久，沒有召開，卒以逼出1789年大革命來。而且一次再次革命不止。民主誠非皆由平穩進步中得之，但要曉得暴力革命更要靠階級力量。革命雖似突變，實則其所得而解决之問題，仍不過那一時之問題；其所實現之民主，仍限於那一時可能有之民主。革命要靠階級，革命後亦還需要階級統治，以待社會進步，一新階級起來，再度革命。所以平穩漸進或革命突變，在全部歷史進程上看，無大兩樣，同一需要階級作過渡。
第三，除前兩點，在實現民主上，階級有其直接作用外，還有其一種間接作用。此即近二百年所有工具發明，文化進步，實大得力於資産階級之統治。它的好外，在一面杜絶了封建式大小戰爭，而給社會以長期安定；又一面破除了封建式種種束縛限製，而給一切人以大解放。就在種種發明迭興，文化飛速進步之中，政治民主乃得一步推進一步。此種間接作用，同樣亦見於無産階級之統治，如在蘇聯者。蘇聯正是承認經濟進步，文化水準普遍增高，為政治民主之根本，而有計劃地建設以完成之。它不以資産階級作過渡，而以無産階級作過渡，衹是將階梯原理掉轉來用而已。雖其作有計劃地建設進步，與西歐得進步於自由競爭者異，然而其資藉於階級統治，以得到安定進步，而實現民主，固無不同。在缺乏階級，難言統治之中國，便不然了，試看下章便知。
總之，西洋以其為階級社會，是一個國傢，就資藉於其階級，而政治得以進步，特地敘出如上，意在對照中國，缺乏階級，不像國傢，遂永絶進步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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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 第一章緒論 | 第二章從中國人的傢說起 | | 第三章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 第四章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 第五章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 | | 第六章以道德代宗教 | 第七章理性——人類的特徵 | 第八章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 | | 第九章中國是否一國傢 | 第十章治道和治世 | 第十一章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 | 第十二章人類文化之早熟 | 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 第十四章結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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