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史略》在資料上，搜羅宏富，采輯審慎。早在1912年，作者就輯錄了自漢至隋的古小說36種，這些佚文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法苑珠林》等書中，披沙揀金，鈎稽而得，並以其他書校勘，編成《古小說鈎沉》。這部分材料主要用於《中國小說史略》第 3篇至第 7篇。在授課過程中，作者又輯錄了《唐宋傳奇集》，並且“發意匡正”，逐篇分辨真偽、校訂謬誤、考證源流，比如更正《虯髯客傳》作者為杜光庭、《枕中記》作者為瀋既濟,考辨《楊太真外傳》、《梅妃傳》、《開沙記》、《迷樓記》、《海山記》均為宋人所作，都是權威之論。這就為《中國小說史略》第 8篇至第11篇提供了紮實可靠的材料。與此同時，作者編成的《小說舊聞鈔》，搜集了宋至清末的小說41種的史料，它是對大量筆記、雜集和古書中有關記載加以摘錄、考訂、編纂而成。從此書徵引書目來看，作者曾參考了明清人70餘種著作，態度十分嚴謹。它們是《中國小說史略》第12篇至28篇所依據的主要資料。1935年，作者從手稿《梅花夢傳奇》的署名裏發現《品花寶鑒》作者陳森誤為陳森書，從謝章鋌《賭棋心莊文集》裏《魏子安墓志銘》一文發現《花月痕》作者子安是號，秀仁纔是名，即對《中國小說史略》進行了校改。所以,《中國小說史略》是資料翔實的力作。
《中國小說史略》描畫出了一條脈胳清晰的數千年中國小說“進行的綫索”。由於作者能夠將各種類型的小說及其發展放在當時社會各種條件下進行考察，所以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如作者從“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决於片言”發展為魏晉“吐屬則流於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的社會風氣,從當時佛、莊思想盛行,“相拒而實相扇”,終於在文人中間形成“清談”時尚,來說明魏晉志人小說産生的社會、思想原因，見解精深。又如論及唐代傳奇的繁榮時，能指出當時考試重“行捲”，以至舉子將其小說放入行捲以見史纔、詩筆、議論多種才能的社會因素，是洞隱的創見，又如議論宋代話本的興起時，特別強調聯繫“民物康阜”的城市經濟繁榮、“遊樂之事甚多”的市民文藝的發展來加以剖析，極有見地。作者闡述明中葉神魔小說的盛行原因時，能追溯到“道流羽客”復極顯赫，成化時有方士李孜，釋繼曉，正德時有色目人於永，“皆以方伎雜流拜官”的社會風氣，因此“榮華熠耀，世所企羨，則妖妄之說自盛，而影響且及於文章”，也是鞭闢入裏的看法。
《中國小說史略》分析歷代小說的思想、藝術，言簡意賅，評斷允當。例如作者指出“《醒世恆言》中明事十五篇則所寫皆近聞。世態物情，不待虛構，故較高談漢唐之作為佳”，寥寥數語，道破了問題實質。他註意到《金瓶梅》“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並進而認為：“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傢，為□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傢，即駡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既分析精到又頗有分寸。另外，辨別區分諷刺小說與譴責小說的異同，自魯迅首創，至今仍沿襲其名。他明確指出《儒林外史》作為諷刺小說的長處在於“□而能諧，婉而多諷”。“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相反,清末譴責小說的弱點就因它“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剖析得十分透徹。另外，作者對人物形象的分析也頗見匠心。如指出《三國志演義》寫人“亦頗有失，以至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評述《兒女英雄傳》中“俠女”形象“純出作者意造，緣欲使英雄兒女之概，備於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動絶異，矯柔之態，觸目皆是”，實是極中肯綮的有識之見。這些論斷，至今仍是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指導性意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文學史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