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贝·加缪
加繆1935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曾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劇本有《誤會》（1944）、《卡利古拉》 （1945）、 《戒嚴》 （1948）和《正義》 （1949）等。除了劇本，加繆還寫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中篇小說《局外人》不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誕小說的代表作。該作與同年發表的哲學論文集《西西弗的神話》 ，在歐美産生巨大影響。長篇小說《鼠疫》 （1947）曾獲法國批評奬，它進一步確立了作傢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因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奬。1960年，在一次車禍中不幸身亡。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决裂，這時人們纔發現，加繆是荒誕哲學及其文學的代表人物。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樸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藴含着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傢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傢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裏，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有《誤會》 、《卡利古拉》 、《戒嚴》、《正義》、《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話》、《鼠疫》等
阿爾貝·加繆-生平事跡
1913年11月13日，阿爾貝爾•加繆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Mondovi）。
1914年其父路西安•加繆在馬恩河戰役中受傷，不久後死於Saint-Brieuc軍事醫院。阿爾貝爾由做傭人的母親撫養長大，從小就在阿爾及利亞的貝爾庫（Belcourt）的平民區嘗盡了生活艱辛。
1923-1924年在鄉村小學裏，一位名叫路易•熱爾曼（加繆對他的知遇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的諾貝爾奬答謝辭中提到了這位老師）的教師發現了加繆的天分，他極力勸說加繆的傢人讓他繼續上學。於是，加繆參加了助學金考試，並得以於1924年進入阿爾及爾的Bugeaud中學。
1930年加繆進入哲學班學習。首次得肺結核，生病的經歷讓他感受到生命對於人類的不公。
1931年結識哲學教授JeanGrenier。
1932年在《南方》 （Sud）雜志上第一次發表隨筆作品。
1933年進入阿爾及爾大學哲學係。
1934年６月，與SimoneHié結婚，一年後離婚。
1936-1939年一開始在勞動劇院（ThéatreduTravail），然後在團隊劇院加繆改編並參演衆多劇目，如馬爾羅的《蔑視的時代》 （Letempsdumépris）等。
1937 年出版《背面與場所》 敘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並且表達了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醖釀第一部小說《幸福的死亡》 （Lamortheureuse）。
1938-1939年為報紙《阿爾及爾共和黨人》 （AlgerRépublicain）撰寫專欄文章。
1940年先後在阿爾及爾、巴黎、剋萊蒙（Clermont-Ferrand）和裏昂當記者。寫作荒誕"三部麯"：小說《局外人》、隨筆《西西弗神話》（LemythedeSisyphe）以及劇本《Caligula》。"三部麯"完成於1941年2月21日。同FrancineFaure結婚，生有一子一女：Catherine和Jean。
1942年6月15日，《局外人》出版；10月16日，《西西弗神話》出版。
1943年同薩特（Sartre）結識。在秘密發行的報紙《鬥爭》 （combat）當記者。後任伽利馬出版社的審讀。秘密出版《緻一位德國朋友的書信》 （Lettresàunamiallemand）。
1945戲劇《Caligula》首次演出。
1947年6月10日出版小說《鼠疫》，獲得巨大成功。
1949年12月， 《正直的人》（Justes）首次演出。
1951年出版隨筆《反抗的人》 ，引起激烈論戰，並導致1952年他與左派以及薩特的决裂。
1953年懷着巨大的熱情，加繆再度投身戲劇，先後翻譯和改編了PierredeLarivey的《精神》 （Lesesprits）),Ladévotionàlacroix的《獻身十字架》 ，當年6月，他攜這兩部戲劇參加昂熱藝術節。
1954年春天，《夏天》出版。10月4、5、6三天，前往荷蘭作短暫旅行。這是加繆唯一一次訪問這個成為他的小說《墮落》 （Lachute）發生地的國傢。加繆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兩天。在海牙，他參觀了著名的Mauritshuis博物館，對倫勃朗的作品贊不絶口。11月1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綫（leFrontdelibérationnationale）開始襲擊阿拉伯和法國平民，隨後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
1955年3月， 《一件有趣的案件》 （Uncasintéressant）上演，改編自DinoBuzzati的作品。4月，訪問希臘。5月到轉年2月，為《快報》 （L''express）寫專欄文章，評論阿爾及利亞危機，所有文章以後〈ActuellesIII〉為題結集出版。
1956年1月22日，加繆號召在阿爾及利亞實現停戰，但是沒有得到回應。相反地，局勢更加惡化，恐怖主義事件加劇，衝突擴大化。5月《墮落》出版。9月22日，根據Faulkner作品改編的〈修女安魂麯〉上演，取得巨大成功。
1957年反對死刑。6月，改編LopedeVega的《奧爾梅多騎士》 （Chevalierd''Olmedo），並在昂熱藝術節上演出。12月，加繆因為"在其作品中表現了人類對時代所産生的諸多問題的認識"而榮獲諾貝爾文學奬。
1958年《瑞典演講》和ActuellesIII出版。在Lourmarin買了一幢房子。
1959年《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時，加繆千方百計想實現一個渴望了許久的夢想：成立自己的劇團。寫作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第一個人》 ，未完成，後於1994年出版。
1960 年1月4日，加繆在法國SENS附近出車禍而死。
阿爾貝·加繆與讓·保羅·薩特，在屬於他們的年代與國度——乃至在整個博大的歷史與世界——堪稱至為耀眼的雙子星座。1943年6月，薩特的“介入”（由哲學進入歷史）戲劇《蒼蠅》在巴黎上演，首映式上，薩特和加繆初次見面，立即成為知己好友。因為他們之間早有默契：加繆作為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曾經在阿爾及爾的報刊上揮灑自如地評價過薩特的小說《惡心》和小說集《墻》 ，而薩特也早就評價過加繆的小說《局外人》和思想隨筆《西西弗斯神話》，他們互相佩服，都從對方身上看出了非凡的創造性和驚人的才華。面對存在，薩特用了“惡心”的概念，加繆用了“荒謬”的概念，都否定了傳統本質論哲學對人的先驗性價值定義，給個人的自由選擇和責任擔當騰出了一片空間。因此，巴黎相見是一個契機，加繆很快成為薩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員。而在其後，他們既相互勸勉，並肩對抗外敵，同時又對對方的為人與為文表示不屑，以及或隱或顯的批評。這磕磕絆絆的一路，正印證着若幹年之後薩特在緻加繆的絶交信開頭的感慨：“我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我還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斷絶了它，無疑是它應該被斷絶。使我們接近的事多，使我們分離的事少；但是，這少仍嫌太多……”
最初他們都是共産主義信仰者，二次大戰法國獲得解放後，由於戰時抵抗納粹的努力，法共黨員達到四十萬人。此數於1946年加倍，法共還加入了聯合政府，控製了工會組織，並出版了多種報紙，包括全國最大的兩種。可是法共完全接受莫斯科領導，許多同路人把蘇聯目為天堂。另一位法國作傢紀德（也是諾貝爾奬獲得者）於三十年代赴蘇聯訪問後，回來寫了一部極具批評性的遊記，把蘇聯相比於納粹德國，甚至以為當地人民無論在思想上與精神的自由，都不如德國。在法國被德軍占領時期，加繆參加地下工作，乃是反德報紙《戰鬥》主編，他的朋友薩特稱他是抗德鬥爭的“最好榜樣”。戰後，二人都相信有機會為祖國效力，並幫助解决世間的各種社會問題，他們同時都希望法國左翼能疏遠法共，避免陷入蘇美兩大國正在開展的冷戰中。
到1948年，薩特也成為共産黨同路人，甘願讓法共審查他的劇作，他說，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自由乃是“騙局”，而法國代表一個“受壓迫的社會”。他甚至拒絶批評蘇聯集中營與莫斯科“大清洗”公審。加繆則說，“那些以為有自知之明、能夠解决問題的人士衹能毀滅萬物。”他寫道：如果要在公平正義與自由之間作選擇，“我寧願選擇自由。因為，即使在公平正義不能實現之時，自由仍可有力抵製不公正，並可展開討論。”1952年，他們結交的十年之後，加繆的新著《反抗者》成了引發情誼爆炸的導火索，薩特陣綫的青年同志弗朗西斯·讓鬆發表大批判文章《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 ，它惹惱了加繆，這個黑腳法國人隨即寫下了針對登載讓鬆作品的《現代》雜志的公開信，而這本雜志的負責人就是薩特，於是，一場雷蒙·阿隆所定性的“國傢級爭論”全面爆發，薩特拋出矛頭直指加繆的絶交信，它長達20頁，如此長度足以表明，這已經不是私人意義上的爭執，而是兩大對立陣營的公開宣判。沸沸揚揚的滿城風雨之中，加繆以沉默退場，薩特似乎大獲全勝。當時薩特影響力極大，加繆在法國的聲譽大大受損，即使在1957年他獲得諾貝爾奬後也不能復原。此後又是數年如逝，直到1960年那個凄冷的春日，加繆因車禍被迫告別這個荒謬的世界，這場爭論都沒有消停，衹是這對曾經的好友再也沒有碰過一面。
1963年，薩特的伴侶西蒙·波伏娃發表了關於薩特與加繆决裂的評論：“事實上，如果這段友誼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破裂，那是因為在很長時間裏它已經沒剩多少了。1945年薩特和加繆之間就出現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且一年比一年突出。加繆是個理想主義者、道德主義者和反共産主義者；他一度被迫服從‘歷史’，一有可能就想抽身而出；他對人們的苦難極為敏感，把它納入‘自然’之中；薩特自1940年起就致力於批判理想主義，要掙脫最初的個人主義而到‘歷史’之中生活；他的立場接近馬剋思主義，試圖與共産黨人結盟。加繆則為大原則而戰，他就是這樣被加裏·戴維斯的牛皮蒙住了；通常他拒絶參加具體而微的政治活動，而薩特則熱衷於此。薩特篤信社會主義的真理。而加繆日益成為資産階級價值的捍衛者；《反抗者》就是他與這些價值結盟的宣言。在兩大集團中保持中立最終是不可能的；薩特因此靠攏蘇聯；加繆憎恨俄國人，儘管他也不喜歡美國，但幾乎可以說，他還是轉到了美國一邊……”儘管這段話中充斥着階級鬥爭的語詞，但整體來講，它是相當中肯的。
阿爾貝·加繆-主要思想
阿爾貝·加繆
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着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着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衹有幸福的生活纔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絶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臺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嚮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嚮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着矛盾，這在別的作傢那裏，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復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但是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係，善與惡，美與醜等一係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衹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産生讓人睏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阿爾貝·加繆是存在主義哲學家中對荒誕論述得最為全面、最深刻，並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這也是他的哲學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們稱之為“荒誕哲學” 。荒誕哲學是資産階級文明遭到嚴重衝擊的哲學表現。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帶來的災難性、毀壞性後果，諸如劇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震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它對人們的滅絶人性的迫害，“使得人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滋長蔓延起來的對理性和科學的頌揚，對社會進步的樂觀幻想，迅速被一種所謂‘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無路的悲劇性’的感覺所取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感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人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絶望、孤獨和無傢可歸的情緒所籠罩，這時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樂觀主義逐步被荒誕哲學所取代。人們普遍感受到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人存在的荒誕性，於是荒誕哲學應運而生。存在主義哲學對於“荒誕”的解釋是：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在存在主義文學中，加繆無疑是將這種狀態表現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傢。
存在主義反映的是人面對世界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的世界，荒謬而沒有盡頭，人處於一種"被拋"的境地，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西西弗，差別衹在是否認識到這一點，就象《西西弗的神話》中說的，"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1，星期2，星期3，星期4，星期5，星期6，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為什麽'的問題浮現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産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後，但它開啓了意識的運動。"在加繆的作品中，對於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在加繆那兒都有表現，而且用的是存在主義的方式。
但是，加繆不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況且薩特也曾經拒絶過存在主義這個標簽。加繆與薩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點，尤其是荒誕的思想，和面對荒誕的態度，雖然加繆不強調自由選擇。倆人的分歧主要是對待革命和歷史以及對蘇聯的態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馬剋思主義，薩特戰後受馬剋思主義影響，而加繆一貫反對馬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主義。薩特是個哲學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纏繞，抽象得多，加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這一點在加繆的散文裏體現的最為明顯，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對他而言就是這種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的神話》和《存在與虛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這種不同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是表現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係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加繆卻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薩特的荒謬意識來源於書齋，加繆可能則來源於山頂上的一陣風。
兩者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薩特強調行動，而加繆老在猶疑不定，在他的小說中，除了《鼠疫》外，行動幾乎沒有什麽意義，特別是《局外人》中更為明顯。加繆和薩特都反對虛無，宣揚反抗，然而加繆的反抗和薩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繆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於你怎麽做，而在於你怎麽想，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但這種辦法使反抗成為一種絶對可能的東西。而薩特恰恰相反，不在於你怎麽想，而在於你怎麽做。加繆的英雄西西弗(Sisyphus）和薩特的英雄奧萊斯忒（Oreste）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英雄。
阿爾貝·加繆-相關語錄
1：認識一個城市的最好辦法，就是去認識裏面的人們如何工作、如何相愛、以及如何死亡。--2月9日名言（《鼠疫》）
2：我拒絶一種事物的安排，在其中連小孩都受其害。（《鼠疫》）
3：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尼采與虛無主義》）
4：世界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鼠疫》）
“他作為一個藝術傢和道德傢，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瑞典文學院授予加繆1957年諾貝爾文學奬的獲奬辭
“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身，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做出一個思想深刻的正確回答……人們毫不感到意外，我們的時代接受了加繆的觀點。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於人們的心中。”
—— 《紐約時報》
Albert Camus ([albɛʁ kamy] ( listen); 7 November 1913 – 4 January 1960) was a French Algerian author, philosopher, and journalist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57. He was a key philosopher of the 20th-century and his most famous work is the novel L'Étranger (The Stranger).
In 1949, Camus founded the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Liaisons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which was a group opposed to some tendencies of the surrealistic movement of André Breton. Camus was the second-youngest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 after Rudyard Kipling - when he became the first African-born writer to receive the award. He is the shortest-lived of any literature laureate to date, having died in an automobile accident just over two years after receiving the award.
He is often cited as a pro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the philosophy that he was associated with during his own lifetime, but Camus himself rejected this particular label. In an interview in 1945, Camus rejected any ideological associations: "No, I am not an existentialist. Sartre and I are always surprised to see our names linked..."
Specifically, his views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he more current philosophy known as absurdism. He wrote in his essay The Rebel that his whole life was devoted to opposing the philosophy of nihilism while still delving deeply into individual free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