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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 Zheng Zhenduo (1898~1958) 福建長樂 |
 郑振铎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於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 作傢，文學史傢，著名學者，字西諦，書齋用“玄覽堂”的名號，有幽芳閣主、紉秋館主、紉秋、幼舫、友荒、賓芬、郭源新等多個筆名，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
生平
* 曾就讀於北京交通大學
* 五四運動期間，與瞿秋白創辦《新社會》雜志，倡導新文化運動。
* 1920年與瀋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文學周刊》與《小說月報》，並先後擔任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與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擔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中科院文學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
* 1955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及學部委員。
* 1958年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赴開羅訪問途中，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遇難身亡。
著作
* 《鄭振鐸文集》
* 《家庭的故事》
* 《桂公塘》
* 《中國文學論集》
* 《俄國文學史略》
* 《山中雜記》
* 《文學大綱》
* 《泰戈爾傳》
* 《中國文學史》（插圖本）
* 《中國通俗文學史》
* 《中國古代木刻史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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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名： 鄭振鐸
鄭振鐸筆 名： 西諦、郭源新、落雪、ct
性 別：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漢族
鄭振鐸(duó)（1898~1958）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傢，又是著名作傢、學者、文學評論傢、文學史傢、翻譯傢、藝術史傢，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傢，訓詁傢。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並開始發表作品，同時與瀋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鬍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傢協會理事。1952年加入中國作傢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睏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第七年級第二學期第26課。詩篇：《我們是少年》。
鄭振鐸祖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出生於浙江永嘉（今溫州）。1917年夏，靠親友的幫助到北京進鐵路管理學校求學，課餘讀了不少西方社會學著作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思想上、文學上都受到啓蒙教育。不久結識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國》月刊發表了他翻譯的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1920年夏，他和耿濟之共同翻譯了《國際歌》歌詞。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瀋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1年春，他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瀋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周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瀋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與封建舊文學作了堅决的鬥爭，並批評了新文學陣營中一些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成為當時與瀋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傢。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鬍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瀋雁冰、鬍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俄國文學史略》(1924)是中國這方面第一本專著，對介紹俄國文學(包括蘇聯文學)起過積極作用。書中列專章介紹評述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文學理論，高度評價了高爾基的創作及其文學思想，在當時尤為難得。《太戈爾傳》(1925)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評述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專著。80萬言的《文學大綱》(1927)將中外文學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書中敘述，開闊了文學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紹世界文學歷史、加強中外文學交流和比較研究等方面都有過大的影響。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鬍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鬍愈之等人緻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衆，為此險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在法、英等國傢圖書館裏，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麯、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係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此書圖文並茂、史料豐富、眼界寬闊，充分肯定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藉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裏，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組織許多著名作傢、翻譯傢、學者，係統介紹中外古典文學名著，規劃宏偉。雖因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全部實現原計劃，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業的重要成果。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係》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傢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裏,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為國傢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戰勝利後,他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周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號召作傢為人民、為民主而寫作，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麯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麯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册，書中基本上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
鄭振鐸對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作出了多方面的傑出貢獻。在文學理論方面，他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一。1921年6月,他進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血和淚的文學》），要求進步作傢創作出"帶着血淚的紅色的作品"（《我們的雜記》）。從那時起，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在文學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麯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緻啓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傢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裏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傢了。1995年初鼕，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挂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瞭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The people of one mind with the home |
|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兇。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傢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Hometown hospitality students |
|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瞭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範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鬱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瞭解鬱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着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麽“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衆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瞭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瞭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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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係，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傢裏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鼕，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捲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鬍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鬍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Nostalgia was revealed in the works |
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幹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嚮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瞭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産黨人、工農群衆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藉對故鄉的瞭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乡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傢是幾千裏，離國是幾千裏”的海路上，“不料卻見着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因此，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藴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纔離開故鄉的，老傢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竜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傢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睏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聽衆》選入六年級課本，韓國印度 |
福州之行收穫巨大 Trip to Fuzhou, a huge harvest |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綫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綫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綫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綫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産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麽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穫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穫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纍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纔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捲，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裏，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乡觀念，他不論到哪裏，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鬥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乡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
鄭振鐸的愛情故事 Zhenduo love story |
鄭振鐸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傢。五四運動時，他是北京鐵路學校學生領袖，1919年，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11月，與瀋雁冰等人發起成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
戀愛
鄭振鐸的初戀並不順利，那時，他正在北京讀書，北京的福建同學組織抗日聯合會，經常聚會。他自然是每會必到，到則必慷慨陳詞。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以戰國“四公子”自許的女高師“四公子”中，就有3個是福建籍。其中，有一個叫黃世瑛，出身於有錢人傢，傢裏既有恆産，又代代做官，她的父親此時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這樣的小姐，居然也參加愛國活動，還擔任了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而且長得很漂亮，在愛國學生運動中，鄭振鐸對她很有好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他覺得衹要幾天不見黃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來。有時，他正好有關於學生運動的事，便闖進女高師紅樓去，當時，因五四運動的衝擊，女高師當局已被迫放寬了原先如同監獄看守般的門衛制度。遺憾的是，由於黃世瑛的猶豫和她父母的反對，鄭振鐸長時間處於無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經瀋雁冰介紹，鄭振鐸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編務之外，他還到商務出資辦的神州女中兼課。這時，他的學生、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高夢旦先生的小女兒高君箴，闖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編的《兒童世界》上發表了高君箴譯述的童話《怪戒指》。她非常興奮地對他說，今後還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戀的失敗，使他變得格外謹慎。同事鄭心南與他和高夢旦都是福建老鄉，鄭心南便找高夢旦去探探底。高夢旦一聽心南的話，立即就高興地同意了，還說，衹怕自己的女兒配不上他。什麽“門當戶對”，什麽親戚議論，他老先生一概不管。夢旦早就看中了鄭振鐸人品好，有才華，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東床佳婿，將是自己和女兒的幸福。高夢旦很快把君箴叫來，問了她的想法，並囑咐她多與鄭振鐸接觸，談談書，談談文學。
過了一段時間，也就是1923年4月，夢旦又讓女兒與他一起去杭州旅遊，好好談談。 結婚
經過一段時間後，鄭振鐸與高君箴的愛情成熟了，他們的婚禮定在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舉行。
這時鄭振鐸的母親和祖母，已搬到上海來了，母親多麽希望她惟一的兒子早點成傢啊。然而，在婚禮的前一天，鄭振鐸忽然想起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這可怎麽辦﹖因為按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上必須蓋上男女雙方傢長、介紹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圖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親的章是萬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馬上請人送信給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來了，帶來秋白的一張便條。打開一看，上題“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件，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為秋白這個“潤格”是表示實在太忙，無空刻。
怎麽辦呢﹖哦。對了，請雁冰刻吧，雁冰也會一手的。那時已是舉行婚禮的前夕，雁冰便連夜趕刻起來。
第二天一早，雁冰將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傢時，忽然秋白派人送來一封紅紙包，上面大書“賀儀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這樣重的禮呢”鄭振鐸正在說，雁冰便將那紙包打開了。一看，哈哈，卻是三方圖章，一個是鄭振鐸母親的，另外兩個一對，是鄭振鐸與君箴的。
鄭振鐸與君箴的對章上分別刻有邊款“長”“樂”各一字。這真是巧意雙關，一是祝他們白首偕老百年長樂，二是他們兩傢都是福建長樂人。雁冰和他一算：潤格加倍，邊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這個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慶氣氛。自然，雁冰便將自己刻的那方圖章“藏拙”了，因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市總工會召開市民抗議大會，鄭振鐸不但參加了聚會和遊行，還與鬍愈之等人聯合寫了一封給國民黨的抗議信。在信中他們悲憤地說：“黨國大計，紛紜萬端，非弟等所願過問。惟目睹此率獸食人之慘劇，則萬難苟安緘默。弟等誠不忍見閘北數十萬居民於遭李寶章、畢庶澄殘殺之餘，復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軍隊之屠戮，望先生等鑒而諒之。”最後署名，鄭振鐸是領銜者。
此信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後，影響很大，反動當局惱羞成怒，通知浙江軍閥按名搜捕。4月28日，鄭振鐸最崇敬的李大釗先生，在北京被奉係軍閥殘酷殺害。在這種白色恐怖的形勢下，作為嶽父的夢旦先生，堅决要他出國避難，妻子、母親和祖母，雖然不放心他一個人在外飄泊，但在傢實在太危險，她們竟都裝出很高興樣子，反而鼓勵他出國，要他在外讀書。
1927年5月，他離妻別子，遠赴法國。
在國外，他用自己裁製的小本本，記簡單的日記，隔一段時間，他便根據這簡單的原始日記，改寫成詳細、生動的日記，寄給妻子君箴。他後來出版的《歐行日記》就是其中保存下來的一部分，字裏行間，飽含着對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還從事譯著工作。從1928年3月號起，《小說月報》開始每期連載他的《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分離
家庭的幸福與國傢的命運息息相關。此後，鄭振鐸與高君箴與整個民族一起又經歷了許多風雨滄桑，終於迎來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然而，他們沒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兩人永訣的一天。
這天，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將率一個文化代表團出訪。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時一樣，匆匆記了前一天的日記。隨後，又匆忙給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寫信，他說：“我就要動身到阿富汗去訪問。先到莫斯科，再轉塔什幹，然後換機直飛喀布爾。麻煩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帶齊。雖衹有三天的旅程，卻似整整地過一年…… ”
緊接着，為趕時間，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傢裏人說他要走了，便由兒子陪着趕往機場。因天氣不好，航班暫停，又與兒子一起回了傢。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飛的通知，便又跟母親、妻子告別：“我走了，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別的話，竟成讖語。
10月20日清晨，人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驚悉：由北京飛往莫斯科的客機失事，我國文化代表團團長鄭振鐸等同志不幸遇難。 |
梁羽生談鄭振鐸 On Zhenduo Liang Yusheng |
（選自梁羽生《筆·劍·書》，“鄭振鐸與商務”）
第一個因飛機失事而死的名作傢是徐志摩，第二個是鄭振鐸。談徐志摩的甚多，我來談談鄭振鐸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擔任“中國文化團”團長，往阿富汗與阿聯訪問，飛機在蘇聯境內的卡納什地區失事。他的死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五四”時期，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生極大影響的兩個文學團體，一個是郭沫若、鬱達夫等人組成的“創造社”；另一個就是鄭振鐸、瀋雁冰（茅盾）、耿濟之、葉紹鈞等人組成的“文學研究會”。前者着重在創作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後者着重在文學名著的介紹、研究與古典文學的整理，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可說是各有千秋。
“文學研究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務印書館的全力支持，說來和鄭振鐸頗有關係。原來鄭的妻子高君箴乃是當時商務元老高夢旦的女兒。鄭振鐸留學英國回來，便因嶽父的關係，進了商務當編輯。
鄭、高的婚禮是當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賓客緻賀辭，“他便用‘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這個題目，講了又莊嚴又詼諧的一番話。大意是婦女要解放，戀愛要自由。滿堂賓客，有瞠目結舌者，有的鼓掌歡呼。”（見茅盾的《回憶錄》）這些說話，現在看來，當然平常之極，但在當時（半個世紀以前的上海）還是足以震世駭俗的。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了。
不過鄭振鐸雖因嶽父關係而進商務，卻不能說他是“因人成事”，衹能說是“相得益彰”。商務的藏書對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對商務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大概還會記得商務出版的兩種雜志——《東方雜志》與《小說月報》。這是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質量最高的兩種雜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傢。鄭振鐸便曾當過《小說月報》的編輯。
但《小說月報》也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麽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鴛鴦蝴蝶派作傢惲鐵樵主編；一九二一年後，茅盾接編，全盤革新，始成為新文藝的陣地。其後再由鄭振鐸接編，雜志有了更大的發展，這纔是《小說月報》蜚聲全國的黃金時代。鄭振鐸那部著名的《文學大綱》就是先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
不過，他雖然主編了當年最出名的文藝刊物，“蓋棺定論”，與其說他是名作傢，卻毋寧說他是名編輯、名學人、名藏書傢。因為他在這三方面的貢獻，實在要比他的創作大得多。他寫過一些短篇歷史小說和取材自希臘神話的小說，給讀者的印象似乎並不怎麽深刻，但他所主編的刊物，卻無一不是曾發生過重大影響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說月報》之外，如《兒童世界》可說是兒童文學的啓蒙，葉聖陶著名的童話《稻草人》便是在《兒童世界》發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學教過書的許地山，也曾將它譜過幾支兒童歌麯。另外，如《新社會》、《文學》、《文學季刊》、《文學復興》以及《時事新聞報》的副刊《學燈》等等，無一不是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起過重大作用。
另一個重大貢獻，足以與他的編輯工作相提並論甚或超過的，是他對中國文獻的搜羅和保全，他逝世之後，獻給國傢的藏書，就有九萬册之多，其中珍本無數，貢獻之大，可以想見。
他對於書籍的熱愛，尤其中年時代，對文獻的搜羅、保護，費盡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動的。他自己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經說過：“我曾經想到兩塊圖章，一塊是‘狂臚文獻耗中年’，一塊是‘不薄今人愛古人’。雖然不曾刻成，實際上，我的確是，對於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愛的。而在我的中年時代，對於文獻的確是十分熱衷於搜羅、保護的。有時，常常做些‘舉鼎絶臏’的事。雖力所不及，也奮起為之。究竟存十一於千百，未必全無補。”“狂臚文獻耗中年”出自龔定盫詩。從序言中，可見他搜羅文獻的苦心。
1953年全力籌備第一屆全國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會，鄭振鐸任主任，龐薫琹任展覽籌備會副主任。展覽會得到中央領導的關心與肯定。 |
鄭振鐸致力保護文物 Zhenduo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heritage |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16日政務院任命鄭振鐸為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前期負責接管的王冶秋擔任副局長 。
鄭爾康介紹，他的父親在抗戰初期就開始做搶救古籍的工作，當時，一些珍貴的善本流落到海外。父親知道這個消息以後，心裏非常着急，所以父親常常不惜代價購買善本和珍貴的文物，很多時候是纔拿到錢，轉手便用來買書和文物。父親完全靠私人的力量，把所有的積蓄、稿費全都拿出來買這些文物。
解放後，鄭振鐸把自己多年收集的珍貴的古籍善本十萬餘册，古代陶俑500多件，全部捐獻給了國傢。今天國傢圖書館內，專門就設有陳列鄭振鐸捐獻圖書的西諦藏書庫，其中很多都是國內罕見的珍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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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Zhenduo
鄭振鐸
代作傢、文學評論傢、文學史傢、文獻學家、藝術史傢、考古學家。筆名有西諦、C．T．、郭源新等。
鄭振鐸祖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出生於浙江永嘉（今溫州）。1917年夏，靠親友的幫助到北京進鐵路管理學校求學，課餘讀了不少西方社會學著作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思想上、文學上都受到啓蒙教育。不久結識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國》月刊發表了他翻譯的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1920年夏，他和耿濟之共同翻譯了《國際歌》歌詞。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瀋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1年春，他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瀋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周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瀋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與封建舊文學作了堅决的鬥爭，並批評了新文學陣營中一些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成為當時與瀋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傢。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鬍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瀋雁冰、鬍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俄國文學史略》(1924)是中國這方面第一本專著，對介紹俄國文學(包括蘇聯文學)起過積極作用。書中列專章介紹評述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文學理論，高度評價了高爾基的創作及其文學思想，在當時尤為難得。《太戈爾傳》(1925)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評述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專著。80萬言的《文學大綱》(1927)將中外文學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書中敘述，開闊了文學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紹世界文學歷史、加強中外文學交流和比較研究等方面都有過大的影響。
1927年 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鬍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鬍愈之等人緻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衆，為此險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在法、英等國傢圖書館裏，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麯、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鄭振鐸手跡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係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此書圖文並茂、史料豐富、眼界寬闊，充分肯定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藉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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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Zheng Zhen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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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西諦, 幽芳閣主, 紉秋館主, 紉秋, 幼舫, 友荒, 賓芬, 郭源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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