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贝·加缪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 （1945）、 《戒严》 （1948）和《正义》 （1949）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 ，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 （1947）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有《误会》 、《卡利古拉》 、《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鼠疫》等
阿尔贝·加缪-生平事迹
1913年11月13日，阿尔贝尔•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Mondovi）。
1914年其父路西安•加缪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不久后死于Saint-Brieuc军事医院。阿尔贝尔由做佣人的母亲抚养长大，从小就在阿尔及利亚的贝尔库（Belcourt）的平民区尝尽了生活艰辛。
1923-1924年在乡村小学里，一位名叫路易•热尔曼（加缪对他的知遇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的诺贝尔奖答谢辞中提到了这位老师）的教师发现了加缪的天分，他极力劝说加缪的家人让他继续上学。于是，加缪参加了助学金考试，并得以于1924年进入阿尔及尔的Bugeaud中学。
1930年加缪进入哲学班学习。首次得肺结核，生病的经历让他感受到生命对于人类的不公。
1931年结识哲学教授JeanGrenier。
1932年在《南方》 （Sud）杂志上第一次发表随笔作品。
1933年进入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
1934年６月，与SimoneHié结婚，一年后离婚。
1936-1939年一开始在劳动剧院（ThéatreduTravail），然后在团队剧院加缪改编并参演众多剧目，如马尔罗的《蔑视的时代》 （Letempsdumépris）等。
1937 年出版《背面与场所》 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且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酝酿第一部小说《幸福的死亡》 （Lamortheureuse）。
1938-1939年为报纸《阿尔及尔共和党人》 （AlgerRépublicain）撰写专栏文章。
1940年先后在阿尔及尔、巴黎、克莱蒙（Clermont-Ferrand）和里昂当记者。写作荒诞"三部曲"：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LemythedeSisyphe）以及剧本《Caligula》。"三部曲"完成于1941年2月21日。同FrancineFaure结婚，生有一子一女：Catherine和Jean。
1942年6月15日，《局外人》出版；10月16日，《西西弗神话》出版。
1943年同萨特（Sartre）结识。在秘密发行的报纸《斗争》 （combat）当记者。后任伽利马出版社的审读。秘密出版《致一位德国朋友的书信》 （Lettresàunamiallemand）。
1945戏剧《Caligula》首次演出。
1947年6月10日出版小说《鼠疫》，获得巨大成功。
1949年12月， 《正直的人》（Justes）首次演出。
1951年出版随笔《反抗的人》 ，引起激烈论战，并导致1952年他与左派以及萨特的决裂。
1953年怀着巨大的热情，加缪再度投身戏剧，先后翻译和改编了PierredeLarivey的《精神》 （Lesesprits）),Ladévotionàlacroix的《献身十字架》 ，当年6月，他携这两部戏剧参加昂热艺术节。
1954年春天，《夏天》出版。10月4、5、6三天，前往荷兰作短暂旅行。这是加缪唯一一次访问这个成为他的小说《堕落》 （Lachute）发生地的国家。加缪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两天。在海牙，他参观了著名的Mauritshuis博物馆，对伦勃朗的作品赞不绝口。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leFrontdelibérationnationale）开始袭击阿拉伯和法国平民，随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1955年3月， 《一件有趣的案件》 （Uncasintéressant）上演，改编自DinoBuzzati的作品。4月，访问希腊。5月到转年2月，为《快报》 （L''express）写专栏文章，评论阿尔及利亚危机，所有文章以后〈ActuellesIII〉为题结集出版。
1956年1月22日，加缪号召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停战，但是没有得到回应。相反地，局势更加恶化，恐怖主义事件加剧，冲突扩大化。5月《堕落》出版。9月22日，根据Faulkner作品改编的〈修女安魂曲〉上演，取得巨大成功。
1957年反对死刑。6月，改编LopedeVega的《奥尔梅多骑士》 （Chevalierd''Olmedo），并在昂热艺术节上演出。12月，加缪因为"在其作品中表现了人类对时代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的认识"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58年《瑞典演讲》和ActuellesIII出版。在Lourmarin买了一幢房子。
1959年《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时，加缪千方百计想实现一个渴望了许久的梦想：成立自己的剧团。写作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第一个人》 ，未完成，后于1994年出版。
1960 年1月4日，加缪在法国SENS附近出车祸而死。
阿尔贝·加缪与让·保罗·萨特，在属于他们的年代与国度——乃至在整个博大的历史与世界——堪称至为耀眼的双子星座。1943年6月，萨特的“介入”（由哲学进入历史）戏剧《苍蝇》在巴黎上演，首映式上，萨特和加缪初次见面，立即成为知己好友。因为他们之间早有默契：加缪作为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曾经在阿尔及尔的报刊上挥洒自如地评价过萨特的小说《恶心》和小说集《墙》 ，而萨特也早就评价过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思想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他们互相佩服，都从对方身上看出了非凡的创造性和惊人的才华。面对存在，萨特用了“恶心”的概念，加缪用了“荒谬”的概念，都否定了传统本质论哲学对人的先验性价值定义，给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腾出了一片空间。因此，巴黎相见是一个契机，加缪很快成为萨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员。而在其后，他们既相互劝勉，并肩对抗外敌，同时又对对方的为人与为文表示不屑，以及或隐或显的批评。这磕磕绊绊的一路，正印证着若干年之后萨特在致加缪的绝交信开头的感慨：“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多，使我们分离的事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
最初他们都是共产主义信仰者，二次大战法国获得解放后，由于战时抵抗纳粹的努力，法共党员达到四十万人。此数于1946年加倍，法共还加入了联合政府，控制了工会组织，并出版了多种报纸，包括全国最大的两种。可是法共完全接受莫斯科领导，许多同路人把苏联目为天堂。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于三十年代赴苏联访问后，回来写了一部极具批评性的游记，把苏联相比于纳粹德国，甚至以为当地人民无论在思想上与精神的自由，都不如德国。在法国被德军占领时期，加缪参加地下工作，乃是反德报纸《战斗》主编，他的朋友萨特称他是抗德斗争的“最好榜样”。战后，二人都相信有机会为祖国效力，并帮助解决世间的各种社会问题，他们同时都希望法国左翼能疏远法共，避免陷入苏美两大国正在开展的冷战中。
到1948年，萨特也成为共产党同路人，甘愿让法共审查他的剧作，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自由乃是“骗局”，而法国代表一个“受压迫的社会”。他甚至拒绝批评苏联集中营与莫斯科“大清洗”公审。加缪则说，“那些以为有自知之明、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士只能毁灭万物。”他写道：如果要在公平正义与自由之间作选择，“我宁愿选择自由。因为，即使在公平正义不能实现之时，自由仍可有力抵制不公正，并可展开讨论。”1952年，他们结交的十年之后，加缪的新著《反抗者》成了引发情谊爆炸的导火索，萨特阵线的青年同志弗朗西斯·让松发表大批判文章《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 ，它惹恼了加缪，这个黑脚法国人随即写下了针对登载让松作品的《现代》杂志的公开信，而这本杂志的负责人就是萨特，于是，一场雷蒙·阿隆所定性的“国家级争论”全面爆发，萨特抛出矛头直指加缪的绝交信，它长达20页，如此长度足以表明，这已经不是私人意义上的争执，而是两大对立阵营的公开宣判。沸沸扬扬的满城风雨之中，加缪以沉默退场，萨特似乎大获全胜。当时萨特影响力极大，加缪在法国的声誉大大受损，即使在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奖后也不能复原。此后又是数年如逝，直到1960年那个凄冷的春日，加缪因车祸被迫告别这个荒谬的世界，这场争论都没有消停，只是这对曾经的好友再也没有碰过一面。
1963年，萨特的伴侣西蒙·波伏娃发表了关于萨特与加缪决裂的评论：“事实上，如果这段友谊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破裂，那是因为在很长时间里它已经没剩多少了。1945年萨特和加缪之间就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且一年比一年突出。加缪是个理想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他一度被迫服从‘历史’，一有可能就想抽身而出；他对人们的苦难极为敏感，把它纳入‘自然’之中；萨特自1940年起就致力于批判理想主义，要挣脱最初的个人主义而到‘历史’之中生活；他的立场接近马克思主义，试图与共产党人结盟。加缪则为大原则而战，他就是这样被加里·戴维斯的牛皮蒙住了；通常他拒绝参加具体而微的政治活动，而萨特则热衷于此。萨特笃信社会主义的真理。而加缪日益成为资产阶级价值的捍卫者；《反抗者》就是他与这些价值结盟的宣言。在两大集团中保持中立最终是不可能的；萨特因此靠拢苏联；加缪憎恨俄国人，尽管他也不喜欢美国，但几乎可以说，他还是转到了美国一边……”尽管这段话中充斥着阶级斗争的语词，但整体来讲，它是相当中肯的。
阿尔贝·加缪-主要思想
阿尔贝·加缪
人道主义思想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二元对立
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但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
存在主义
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对荒诞论述得最为全面、最深刻，并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这也是他的哲学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们称之为“荒诞哲学” 。荒诞哲学是资产阶级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哲学表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带来的灾难性、毁坏性后果，诸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震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它对人们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使得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滋长蔓延起来的对理性和科学的颂扬，对社会进步的乐观幻想，迅速被一种所谓‘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的感觉所取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感到前途渺茫，苦闷彷徨，人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绝望、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情绪所笼罩，这时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逐步被荒诞哲学所取代。人们普遍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人存在的荒诞性，于是荒诞哲学应运而生。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在存在主义文学中，加缪无疑是将这种状态表现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
存在主义反映的是人面对世界感到的一种情绪，孤立无援，个人承担无意义的世界，荒谬而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西西弗，差别只在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就象《西西弗的神话》中说的，"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1，星期2，星期3，星期4，星期5，星期6，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在加缪的作品中，对于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存在主义的重大主题在加缪那儿都有表现，而且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方式。
但是，加缪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况且萨特也曾经拒绝过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加缪与萨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荒诞的思想，和面对荒诞的态度，虽然加缪不强调自由选择。俩人的分歧主要是对待革命和历史以及对苏联的态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萨特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加缪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主义。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的哲学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这一点在加缪的散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对他而言就是这种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的神话》和《存在与虚无》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是表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可能则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两者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萨特强调行动，而加缪老在犹疑不定，在他的小说中，除了《鼠疫》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局外人》中更为明显。加缪和萨特都反对虚无，宣扬反抗，然而加缪的反抗和萨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缪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这种办法使反抗成为一种绝对可能的东西。而萨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加缪的英雄西西弗(Sisyphus）和萨特的英雄奥莱斯忒（Oreste）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英雄。
阿尔贝·加缪-相关语录
1：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办法，就是去认识里面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以及如何死亡。--2月9日名言（《鼠疫》）
2：我拒绝一种事物的安排，在其中连小孩都受其害。（《鼠疫》）
3：我们反抗，所以我们存在。（《尼采与虚无主义》）
4：世界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鼠疫》）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
“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身，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人们毫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时代接受了加缪的观点。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 《纽约时报》
Albert Camus ([albɛʁ kamy] ( listen); 7 November 1913 – 4 January 1960) was a French Algerian author, philosopher, and journalist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57. He was a key philosopher of the 20th-century and his most famous work is the novel L'Étranger (The Stranger).
In 1949, Camus founded the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Liaisons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which was a group opposed to some tendencies of the surrealistic movement of André Breton. Camus was the second-youngest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 after Rudyard Kipling - when he became the first African-born writer to receive the award. He is the shortest-lived of any literature laureate to date, having died in an automobile accident just over two years after receiving the award.
He is often cited as a pro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the philosophy that he was associated with during his own lifetime, but Camus himself rejected this particular label. In an interview in 1945, Camus rejected any ideological associations: "No, I am not an existentialist. Sartre and I are always surprised to see our names linked..."
Specifically, his views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he more current philosophy known as absurdism. He wrote in his essay The Rebel that his whole life was devoted to opposing the philosophy of nihilism while still delving deeply into individual free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