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春秋 春秋 》，而這部史書中記載的時間跨度與構成一個歷史階段的春秋 時代大體相當，所以後人就將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春秋 時期，指的是從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６年，基本上是東周的前半期。
春秋 五霸”。然而在春秋 中期，出現了一個比較和平的時期，原因是各國都被戰爭搞得十分疲憊，需要休整，於是通過公元前５４６年由１４國參加的第二次“弭兵之會”達成協議，戰火暫時得以平息。可是，這期間在長江流域，吳、楚、越三國之間卻多次爆發霸權之爭。春秋 時代的中後期，隨着牛耕的普及和鐵製農具的應用，經濟有了迅速發展，出現了私田的開發和井田製的瓦解這一深刻的社會變化。在一些諸侯國的內部，貴族勢力強大起來，開始嚮國君爭奪權力。公元前４５３年晉國出現了韓、趙、魏三傢大戶，將晉國進行了瓜分，自己分別建立了國傢，就是著名的“三傢分晉”。於是，七雄並立，互相爭霸的時代逐步到來，春秋 時期走嚮了戰國時期。
春秋 時期，簡稱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另一說，前770年~前403年），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 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 五霸”。(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春秋 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代。
春秋 時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訂《春秋 》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現代的學者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前770年）東周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為止，稱為“春秋 時期”。
春秋 五霸之首。自此，齊桓公建立了會盟霸主的制度。
春秋 第二位霸主。
春秋 和戰國的分界點。
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餘次。
春秋 時期，周王室衰微，實際上和一個中等諸侯國地位相近。各國之間互相攻伐，戰爭持續不斷，小國被吞併。各國內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生，弒君現象屢見不鮮。《春秋 》和《左傳》中記載的弒君事件達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 前期，這也反映了西周東周交替時權力的急劇變化。
春秋 時期，中國五等爵，大國稱公、侯，小國稱伯、子、男，而吳、越、楚、徐、巴、蜀、義渠皆蠻夷之邦，故不用中國之禮，自稱王。國君之下設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務的稱正卿或上卿，楚國稱令尹，亦稱相，秦又曾稱庶長、不更。卿出徵時為三軍之將佐。卿之官職，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軍事、工事、法事。春秋 初期，晉、楚等國開始在新兼併的地方設縣，或聚若幹小邑為縣，或將私傢之田分置縣。而在邊境地區則設郡。郡縣之間沒有隸屬關係，其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命，衹有少數作為采邑賞給貴族。
春秋 時期，鐵製農具開始使用，但為普及（戰國時期開始普及推廣），，春秋 時期除使用塊煉鐵外，還掌握了冶煉生鐵的先進技術。鐵器的使用使大規模開墾荒地成為可能，促進了私田的發展，同時也為手工業提供了銳利的工具，牛耕漸趨普遍起來，牛耕技術的發展，衹有與鐵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發揮出它的功能。在青銅冶鑄方面發明了錯金、錯銀、嵌紅銅等新工藝。侯馬大批鑄造陶範的出土，顯示出這一時期青銅冶鑄業和采礦業的規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 中期以後，各諸侯國已經大量使用貨幣。金屬貨幣的流通，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
春秋 時期，鐵農具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産力。許多荒地被開墾為良田，耕作技術由粗放轉嚮精耕細作，農業産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製崩潰，土地關係嚮私有化發展。諸侯們不得不陸續實行改革，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而嚮土地所有者徵收田稅，自耕農的生産積極性高漲。由於戰爭的需要，馬的數量增多。中原地區的畜牧業則基本上變了農業的附庸，專門從事畜牧業生産的人很少。
春秋 時期，青銅器上的雕鏤紋飾趨嚮細緻工整，造型輕巧靈便，出現了錯金銘文。存世的吳、越青銅劍，其冶鑄淬煉之精，合金技術之巧，外鍍之精良，花紋之鑄造，皆世所罕見。煮????、冶鐵、漆器等部門發展起來。鐵器主要為手工業工具和農具。齊國的絲織品、楚國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為個體生産和經營者，聚居於城中的“肆”裏，邊生産邊銷售。被稱為匠師之祖的公輸般“魯班”，就生活於春秋 末年。鑄造金屬貨幣産生於春秋 時期，晉國是最早鑄造和使用鑄幣的地區之一。春秋 後期，越國的𠔌價，每石最貴時六十錢，最賤時三十錢。
春秋 時，産生了新的賦稅制度。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國傢根據土地面積嚮田主徵收一定的實物稅。這是古代田稅的開始。魯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積徵收一定量的軍賦（甲），從而使稅和賦合而為一。春秋 戰國之際，地稅的徵收已很普遍。秦國於簡公七年（前408年）實行“初稅禾”的實物地稅制度。戰國時，各國稅製不一。秦國首先實行戶口登記製，並據以徵收田地租稅和接人頭徵收“頭會”（人口稅）。
春秋 戰國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實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嚮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歷史轉型。在春秋 這個轉型期，儘管夏商周以來的傳統觀念仍在人們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發生着影響。周天子及其諸侯政治權威的動搖與衰落，學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隨之而出現的學術下移、典籍文化走嚮民間等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又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某種改變，這些變化正是春秋 時期思想文化轉型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
春秋 時期並沒有一種廣泛流行的宗教，因為道教是從漢代纔開始出現的，佛教也是在西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不過，春秋 時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春秋 時代的藝術，主要是青銅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 時代的青銅藝術品。1923年，在新鄭市出土了大量春秋 時代的青銅鼎、爵，和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相比之下工藝已經大大發展。青銅器上的紋飾也很講究。
春秋 時期得到推廣，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春秋 時期的中國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
春秋 戰國時的陰陽五行之說，將整個世界包括天文都納入五行體係。“天”不僅以天象，而且還以各種物象來顯示“天命”，因此，人們要以各種符應去體察“天命”，改變了以往用民心去體察天命的方法。這些符應顯示於“五德轉”。顯示於“五行之運”。天象的觀察不但適用於國傢政治，特別是異常天象，因為事關“天命”，更是備受重視。春秋 戰國時期，一些精巧的醫療技術被發明並在臨床得到應用。《靈樞．四時汽》記載了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術。
春秋 時期纔開始形成。春秋 時期的人們發明了以前沒有的鐵犁鏵、鐵鋤、連枷、石磨等新農具。
春秋 時期的青銅器鑄造也是這一時代的特徵，以曾國和楚國、徐國的青銅器為代表。
春秋 後期，孔子對《周易》進行解釋和論說，完成十翼，即《易傳》。這樣，《周易》就發展成為一部內容博大精深的闡述宇宙變化的哲學著作。中華文明學術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 時代纔發展起來。這時的學術思想，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大黃金時代。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傢”時期。
春秋 》，又稱《麟經》（《麟史》）。是魯國的編年史，經過了孔子的修訂。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 》一書的史料價值很高，但不完備，王安石甚至說《春秋 》是“斷爛朝報”。亦是儒傢經典之一。
春秋 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生的大事，因此“春秋 ”是史書的統稱。而魯國史書的正式名稱就是《春秋 》。傳統上認為《春秋 》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魯國史官的集體作品。
春秋 》中的文字非常簡練，事件的記載很簡略，但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弒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它所記魯國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確，所載日食與西方學者所著《蝕經》比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證《春秋 》並非古人憑空虛撰，可以定為信史。然而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在文字上難免有論脫增竄之類的問題。
春秋 》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現存版本則衹有16000多字。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井然有序。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 左氏傳》，公羊高《春秋 公羊傳》，𠔌梁喜《春秋 𠔌梁傳》合稱《春秋 三傳》列入儒傢經典。現《春秋 》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 作傳者共5傢：
春秋 》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 》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 》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𠔌梁傳。
春秋 》，這可能是“春秋 ”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 》，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𠔌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春秋 》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𠔌芳《春秋 書法論》說：《春秋 》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 論》也說：《春秋 》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 》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傢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 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 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 用詞遣句“字字針貶”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 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傢奉為經典。《春秋 》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 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 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 》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春秋 》是粗綫條的筆墨。為補這一遺缺，後來又出現以春秋 為主本的《傳》，即現今流傳下來的《春秋 公羊傳》《春秋 𠔌梁傳》和《春秋 左氏傳》三種，並稱春秋 三傳。《傳》的《春秋 經》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傳文按年合併，先經後傳。本欄春秋 為單行本，其他三傳請到本書館十三經欄目閱讀或下載。
春秋 》是經而非尋常史書。讀《春秋 》之法，必尊以經而後讀之，須懷以誠敬之心讀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義所在。若與二十四史同而混讀，必生乖張之心，必生偏狹之念。如是則終生不能明於聖賢之道也。
春秋 》以一字為褒貶，微言大義，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其緣何也？惟其懼以貽臭千古，為萬世所唾駡，受鬼神之誅耳。故是《春秋 》為經，以大義所存焉。此等深意，雖以史遷之賢而不能及。今人或以麯筆諷之，其謬甚深也！因此一嘆。
春秋 》是一部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傢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 》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 》性質之爭。
春秋 》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 》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鬍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 》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 》“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實際上，“亦經亦史”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不妨先對之略加分析以見其不妥。錢穆認為《春秋 》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傢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纔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 》是經非史，這實在衹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癢”。這種貌似公允的調和論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經史不分”之說不符合古代經史關係的實際。關於這點，鐘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有力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事實，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論著的性質是恆定不變的，而屬於學科分化的經史之分則是一個動態過程，兩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經、史的區別是本質性的，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當然也不存在某種中間過渡形態。這樣說來，“亦經亦史”說實際上等於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 》性質問題，無怪乎自産生以來和者寥寥。與此不同，以《春秋 》為史學著作的錯誤看法，卻由於牽涉到一些史實和理論的辨析而情況復雜；加之此說出自著名學者之口，因而長期以來對之鮮有質疑者。由於今人的誤解多係盲從前賢所致，所以首先對傳統諸種《春秋 》為史學著作說的錯誤加以分析辯駁，無疑是我們正確認識《春秋 》性質的鈐鍵所在。
春秋 》，是理解《春秋 》一書性質的關鍵。”孔子為什麽作《春秋 》？作者的目的也在於求真記實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鬍適就曾指出：“《春秋 》那部書，衹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傢把《春秋 》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麽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 》的宗旨，不在記實事，衹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 》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這些論述都根據作者的動機，正確指出了《春秋 》的政治學性質，結論足以服人。
春秋 》的動機與種種“《春秋 》為史學著作”說之間的顯著矛盾視而不見，當與誤解並混淆孔子“直”的觀念和“直書”思想有關。《論語·子路》記載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通過玩弄概念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春秋 時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社會現實的批評，但他在這裏所追求的“直”顯然並非事實的真相，而衹是論者心中“善”的道德觀念。是的，孔子曾有諸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類的話，足見他確有註重客觀事實的可貴思想；但由於《春秋 》是孔子藉以表達政治理想的政治學著作而非歷史學著作，所以貫穿其中的並不是這種求真思想，相反，指導作者進行“筆削”的正是《論語》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種的“直”的觀念而已。這種意義上的“直”與歷史學家對史學客觀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遺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註意到上述兩種觀念間的名實之辨。
春秋 》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於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 》大義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 》衹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 》係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為歸趨；但乃隨史實之麯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藉”。《春秋 》大義源於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傢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 》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為早期史傢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為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 》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麯筆為形式的“春秋 筆法”正是《春秋 》微言大義之所係，去此則大義不存。至於效法《春秋 》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於《春秋 》及其作者？
春秋 》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 》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 》，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 》已經問世30多年了。”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着誤解，衹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蒙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 》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 》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於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 》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 》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於對近代西方史傢關於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
春秋 》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傢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 》不僅符合《春秋 》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 》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春秋 》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着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幹年來人們始終局限於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於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徵，那就成問題了。”超出《論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當其衝的是利用《春秋 》，恐怕是論者上述這段話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春秋 》是政治學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過今文經學家的解說而得以體現，但由於誤解了《春秋 》的性質，現代學者對今文經的學術價值始終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公羊學、榖梁學甚至一度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無人問津的領域，治先秦史而不讀《公羊傳》，這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不算什麽不可思議之事，而研究今文經學反被目為驚世駭俗之舉。當今學者蔣慶曾就此批評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餘緒，作浪興風。於是辯有為亡，非聖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後，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糟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輓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絶學。”蔣氏的復興儒學之議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作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今文經學無疑應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是不容置疑的。
春秋 ”“戰國”名稱的來歷】
春秋 ”。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成為儒傢經典之一。《春秋 》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襄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於它所記歷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把《春秋 》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為了敘事方便，春秋 時期開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東遷東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戰國前夕，總共295年。
春秋 以後，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大諸侯國連年戰爭，當時人們就稱呼這七大諸侯國為“戰國”。《戰國策·燕策一》載蘇秦的弟弟蘇代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可見當時七大諸侯國都有戰國的稱呼。到西漢初年，“戰國”這個名詞的含義還沒有變化。到西漢末年劉嚮編輯《戰國策》一書時，纔開始把“戰國”作為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名稱。戰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史記》的《六國年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滅齊統一六國的一年，共255年。
春秋 時期主要諸侯國】
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性大分裂形成的時期。史傢一般以“三傢分晉”作為春秋 時代的結束和戰國時代的開始。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建立了東周王朝。但此時周已衰弱到了極點，統治範圍方圓不足六百裏，各諸侯國紛紛割據稱雄，不再朝見周王，其統率諸侯的權利也是名存實亡。此間，全國共分為一百四十多個大小諸侯國，而其中以楚國、齊國、晉國、吳國、越國、秦國為大。
春秋 初期，楚國日益強大。前704年，楚君熊通自號為武王，有地千裏。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一些戰事。通過戰爭，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並逐步成為春秋 前期中國南方的主要強國之一。
春秋 年間，齊國出現了一位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傢——齊桓公。他依靠謀士管仲整頓國政，設各種官吏，各司其職，並分全國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六鄉、士十五鄉，此十五鄉即為農鄉，鄉中之人在和平時專心務農，戰時當兵。如此幾年之間，齊國國富民強，到公元前679年，齊國已稱霸北方。後來，齊國又於前567 年消滅了東夷大國——萊，使之土地擴大了一倍以上，成為真正數一數二的大國。
春秋 後期，晉國的統治出現危機，並最終分裂成韓、趙、魏等幾個獨立的諸侯國傢，史稱“三傢分晉”。
春秋 中前期發展起來的新興諸侯國傢，它本是楚國的屬國，但隨着後來的強大逐漸脫離了楚國的統治。前506年，吳國大舉進攻楚國。在戰爭中，吳國五戰五捷攻破了楚國兩百年經營的都城成郢（今湖北江陵），掠去大量的物資。這場吳楚大戰是春秋 時期的第一大戰事，戰爭的結果使楚國受到空前的創傷，而吳國則漸漸取代了楚國的位置成為南方大國。
春秋 時期發展最快的國傢。在秦穆公執政期間，曾任用謀臣百裏奚，使秦國強盛一時。但秦國地處中原之北，與戎狄、羌等北方諸族混居，故華夏諸侯一直以秦為戎狄國，禁止其會盟中原，而這卻給了秦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到後來戰國時期，秦才能以強大的實力消滅六國統一天下。
春秋 時期，各個諸侯國紛紛兼併其他小國，其中以楚、齊等大國甚之。到春秋 末年，大部分中小國傢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統治的的時代。至此，中國歷史上的春秋 時代便告一段落，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割據時代——戰國。 一年,四季 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詩·魯頌·閟宮》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 年齡 我國古代名,指公元前770—前476年中國各諸侯國爭霸的時代 史書名。儒傢經典之一,相傳孔子根據魯國的編年史修訂而成 本之《春秋 》以求其斷。——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春季與秋季。《禮記·王製》：“春秋 教以《禮》《樂》，鼕夏教以《詩》《書》。” 晉 陶潛 《移居》詩之二：“春秋 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沉從文 《從文自傳·我所生長的地方》：“春秋 二季農事起始與結束時，照例有老年人嚮各處人傢斂錢，給社稷神唱木傀儡戲。” 指春秋 兩季的祭祀。《國語·楚語上》：“唯是春秋 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 韋昭 註：“春秋 ，言春秋 禘、祫。” 泛指祭祀。《左傳·僖公十三年》：“春秋 窀穸之事。” 泛指四時。《詩·魯頌·閟宮》：“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 鄭玄 箋：“春秋 猶言四時也。” 漢 張衡 《東京賦》：“於是春秋 改節，四時迭代。” 南朝 梁 劉孝標 《辯命論》：“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 之變哉。” 光陰；歲月。《楚辭·遠遊》：“春秋 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漢書·晁錯傳》：“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 ，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郭小川 《登九山》詩：“望一望，想一想，誰不感到虛度春秋 。” 年紀；年數。《戰國策·楚策四》：“今 楚王 之春秋 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 北魏 楊衒之 《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皇帝晏駕，春秋 十九。” 李廣田 《老渡船》：“他在這種情形中已渡過了五十幾個春秋 。” 編年體史書名。相傳 孔子 魯 史修訂而成。所記起於 魯隱公 元年，止於 魯哀公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敘事極簡，用字寓褒貶。為其傳者，以《左氏》、《公羊》、《穀梁》最著。《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 懼，作《春秋 》。” 宋 范仲淹 《近名論》：“ 孔子 作《春秋 》，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 範文瀾 蔡美彪 等《中國通史》第一編第四章第十節：“《春秋 》是一部編年體的歷史。” 古編年史的通稱。如 周 之《春秋 》， 燕 之《春秋 》等。 漢 以後有《楚漢春秋 》、《吳越春秋 》等。亦泛指史册、歷史。《史記·樂毅列傳》：“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 唐 劉知幾 《史通·六傢》：“ 墨子 曰‘吾見百國春秋 ’，蓋皆指此也。” 康有為 《聞徐子靜侍郎即奉赦免喜倒淚下》詩：“寃獄兩年悲黨錮，維新元老記春秋 。” 光未然 《英雄鑽井隊》詩：“誓為祖國獻石油，甘灑熱血寫春秋 。” 春秋 、 戰國 諸子之書，也有以“春秋 ”為名的，如《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 》等。 (10).指褒貶。《春秋 》用字，意寓褒貶，因藉其意。 清 和邦額 《夜譚隨錄·崔秀纔》：“胸中自有涇渭，皮裏自具春秋 。” 清 蒲鬆齡 《聊齋志異·郭生》：“ 王 （ 王生 ）諦玩之，其所塗留，似有春秋 。” (11).時代名。 孔子 《春秋 》記事，從 周平王 四十九年，至 周敬王 三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前481年)。計二百四十二年，史稱 春秋 時代。今多以 周平王 東遷至 韓 、 趙 、 魏 三傢分 晉 (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共二百九十五年，為 春秋 時代。《孟子·盡心下》：“ 春秋 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南朝 梁 劉勰 《文心雕竜·正緯》：“ 春秋 之末，羣經方備。” 唐 韓愈 《進士策問》：“ 春秋 之時，百有餘國。” ①年歲；光陰：苦度春秋 ｜他在講臺上耕耘了四十個春秋 。
春秋 。
春秋 》得名。一般指前770年-前476年這個時期。
春秋 史。相傳由孔子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而成，記載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史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
①在古代是以農耕為主的時代，一年中春秋 是重要的兩個季節，春種秋收，以春秋 做為一年最重要的交替，所以春秋 就是一年的代稱。因此《春秋 》的字面意思就是歷史。也泛指歲月和光陰。一說在古代懷疑最初沒有四季而衹有春秋 ，故在古書中“一春秋 ”指一年。
春秋 。
春秋 》得名。一般指前770年~前476年這個時期。
春秋 史。相傳由孔子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而成，記載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史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
中國儒傢文化的創始人孔子曾經編了一部記載當時魯國歷史的史書名叫《春秋 》，而這部史書中記載的時間跨度與構成一個歷史階段的春秋 時代大體相當，所以後人就將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春秋 時期，指的是從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６年，基本上是東周的前半期。
春秋 五霸”。然而在春秋 中期，出現了一個比較和平的時期，原因是各國都被戰爭搞得十分疲憊，需要休整，於是通過公元前５４６年由１４國參加的第二次“弭兵之會”達成協議，戰火暫時得以平息。可是，這期間在長江流域，吳、楚、越三國之間卻多次爆發霸權之爭。春秋 時代的中後期，隨着牛耕的普及和鐵製農具的應用，經濟有了迅速發展，出現了私田的開發和井田製的瓦解這一深刻的社會變化。在一些諸侯國的內部，貴族勢力強大起來，開始嚮國君爭奪權力。公元前４５３年晉國出現了韓、趙、魏三傢大戶，將晉國進行了瓜分，自己分別建立了國傢，就是著名的“三傢分晉”。於是，七雄並立，互相爭霸的時代逐步到來，春秋 時期走嚮了戰國時期。
春秋 時期，簡稱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另一說，前770年~前403年），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 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 五霸”。(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春秋 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代。
春秋 時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訂《春秋 》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現代的學者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前770年）東周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為止，稱為“春秋 時期”。
春秋 五霸之首。自此，齊桓公建立了霸主會盟的制度。
春秋 和戰國的分界點。
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餘次。
春秋 時期，周王室衰微，實際上和一個中等諸侯國地位相近。各國之間互相攻伐，戰爭持續不斷，小國被吞併。各國內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生，弒君現象屢見不鮮。《春秋 》和《左傳》中記載的弒君事件達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 前期，這也反映了西周東周交替時權力的急劇變化。
春秋 時期，中國五等爵，大國稱公、侯，小國稱伯、子、男，而吳、越、楚、徐、巴、蜀、義渠皆蠻夷之邦，故不用中國之禮，自稱王。國君之下設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務的稱正卿或上卿，楚國稱令尹，亦稱相，秦又曾稱庶長、不更。卿出徵時為三軍之將佐。卿之官職，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軍事、工事、法事。春秋 初期，晉、楚等國開始在新兼併的地方設縣，或聚若幹小邑為縣，或將私傢之田分置縣。而在邊境地區則設郡。郡縣之間沒有隸屬關係，其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命，衹有少數作為采邑賞給貴族。
春秋 時期，鐵製農具開始使用，但為普及（戰國時期開始普及推廣），春秋 時期除使用塊煉鐵外，還掌握了冶煉生鐵的先進技術。鐵器的使用使大規模開墾荒地成為可能，促進了私田的發展，同時也為手工業提供了銳利的工具，牛耕漸趨普遍起來，牛耕技術的發展，衹有與鐵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發揮出它的功能。在青銅冶鑄方面發明了錯金、錯銀、嵌紅銅等新工藝。侯馬大批鑄造陶範的出土，顯示出這一時期青銅冶鑄業和采礦業的規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 中期以後，各諸侯國已經大量使用貨幣。金屬貨幣的流通，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
春秋 時期，鐵農具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産力。許多荒地被開墾為良田，耕作技術由粗放轉嚮精耕細作，農業産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製崩潰，土地關係嚮私有化發展。諸侯們不得不陸續實行改革，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而嚮土地所有者徵收田稅，自耕農的生産積極性高漲。由於戰爭的需要，馬的數量增多。中原地區的畜牧業則基本上變了農業的附庸，專門從事畜牧業生産的人很少。
春秋 時期，青銅器上的雕鏤紋飾趨嚮細緻工整，造型輕巧靈便，出現了錯金銘文。存世的吳、越青銅劍，其冶鑄淬煉之精，合金技術之巧，外鍍之精良，花紋之鑄造，皆世所罕見。煮????、冶鐵、漆器等部門發展起來。鐵器主要為手工業工具和農具。齊國的絲織品、楚國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為個體生産和經營者，聚居於城中的“肆”裏，邊生産邊銷售。被稱為匠師之祖的公輸般“魯班”，就生活於春秋 末年。鑄造金屬貨幣産生於春秋 時期，晉國是最早鑄造和使用鑄幣的地區之一。春秋 後期，越國的𠔌價，每石最貴時六十錢，最賤時三十錢。
春秋 時，産生了新的賦稅制度。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國傢根據土地面積嚮田主徵收一定的實物稅。這是古代田稅的開始。魯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積徵收一定量的軍賦（甲），從而使稅和賦合而為一。春秋 戰國之際，地稅的徵收已很普遍。秦國於簡公七年（前408年）實行“初稅禾”的實物地稅制度。戰國時，各國稅製不一。秦國首先實行戶口登記製，並據以徵收田地租稅和接人頭徵收“頭會”（人口稅）。
春秋 戰國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實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嚮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歷史轉型。在春秋 這個轉型期，儘管夏商周以來的傳統觀念仍在人們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發生着影響。周天子及其諸侯政治權威的動搖與衰落，學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隨之而出現的學術下移、典籍文化走嚮民間等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又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某種改變，這些變化正是春秋 時期思想文化轉型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
春秋 時期並沒有一種廣泛流行的宗教，因為道教是從漢代纔開始出現的，佛教也是在西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不過，春秋 時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春秋 時代的藝術，主要是青銅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 時代的青銅藝術品。1923年，在新鄭市出土了大量春秋 時代的青銅鼎、爵，和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相比之下工藝已經大大發展。青銅器上的紋飾也很講究。
春秋 時期得到推廣，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春秋 時期的中國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
春秋 戰國時的陰陽五行之說，將整個世界包括天文都納入五行體係。“天”不僅以天象，而且還以各種物象來顯示“天命”，因此，人們要以各種符應去體察“天命”，改變了以往用民心去體察天命的方法。這些符應顯示於“五德轉”。顯示於“五行之運”。天象的觀察不但適用於國傢政治，特別是異常天象，因為事關“天命”，更是備受重視。春秋 戰國時期，一些精巧的醫療技術被發明並在臨床得到應用。《靈樞·四時汽》記載了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術。
春秋 時期纔開始形成。春秋 時期的人們發明了以前沒有的鐵犁鏵、鐵鋤、連枷、石磨等新農具。
春秋 時期的青銅器鑄造也是這一時代的特徵，以曾國和楚國、徐國的青銅器為代表。
春秋 後期，孔子對《周易》進行解釋和論說，完成十翼，即《易傳》。這樣，《周易》就發展成為一部內容博大精深的闡述宇宙變化的哲學著作。中華文明學術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 時代纔發展起來。這時的學術思想，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大黃金時代。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傢”時期。
春秋 時期主要諸侯國】
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性大分裂形成的時期。史傢一般以“三傢分晉”作為春秋 時代的結束和戰國時代的開始。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建立了東周王朝。但此時周已衰弱到了極點，統治範圍方圓不足六百裏，各諸侯國紛紛割據稱雄，不再朝見周王，其統率諸侯的權利也是名存實亡。此間，全國共分為一百四十多個大小諸侯國，而其中以楚國、齊國、晉國、吳國、越國、秦國為大。
春秋 初期，楚國日益強大。前704年，楚君熊通自號為武王，有地千裏。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一些戰事。通過戰爭，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並逐步成為春秋 前期中國南方的主要強國之一。
春秋 年間，齊國出現了一位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傢——齊桓公。他依靠謀士管仲整頓國政，設各種官吏，各司其職，並分全國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六鄉、士十五鄉，此十五鄉即為農鄉，鄉中之人在和平時專心務農，戰時當兵。如此幾年之間，齊國國富民強，到公元前679年，齊國已稱霸北方。後來，齊國又於前567年消滅了東夷大國——萊，使之土地擴大了一倍以上，成為真正數一數二的大國。
春秋 後期，晉國的統治出現危機，並最終分裂成韓、趙、魏等幾個獨立的諸侯國傢，史稱“三傢分晉”。
春秋 中前期發展起來的新興諸侯國傢，它本是楚國的屬國，但隨着後來的強大逐漸脫離了楚國的統治。前506年，吳國大舉進攻楚國。在戰爭中，吳國五戰五捷攻破了楚國兩百年經營的都城成郢（今湖北江陵），掠去大量的物資。這場吳楚大戰是春秋 時期的第一大戰事，戰爭的結果使楚國受到空前的創傷，而吳國則漸漸取代了楚國的位置成為南方大國。
春秋 時期發展最快的國傢。在秦穆公執政期間，曾任用謀臣百裏奚，使秦國強盛一時。但秦國地處中原之西北，與戎狄、羌等北方諸族混居，故華夏諸侯一直以秦為戎狄國，禁止其會盟中原，而這卻給了秦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到後來戰國時期，秦才能以強大的實力消滅六國統一天下。
春秋 時期，各個諸侯國紛紛兼併其他小國，其中以楚、齊等大國甚之。到春秋 末年，大部分中小國傢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統治的的時代。至此，中國歷史上的春秋 時代便告一段落，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割據時代——戰國。 《春秋 》，又稱《麟經》（《麟史》）。是魯國的編年史，經過了孔子的修訂。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 》一書的史料價值很高，但不完備，王安石甚至說《春秋 》是“斷爛朝報”。亦是儒傢經典之一。
春秋 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生的大事，因此“春秋 ”是史書的統稱。而魯國史書的正式名稱就是《春秋 》。傳統上認為《春秋 》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魯國史官的集體作品。
春秋 》中的文字非常簡練，事件的記載很簡略，但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弒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它所記魯國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確，所載日食與西方學者所著《蝕經》比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證《春秋 》並非古人憑空虛撰，可以定為信史。然而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在文字上難免有論脫增竄之類的問題。
春秋 》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現存版本則衹有16000多字。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井然有序。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 左氏傳》，公羊高《春秋 公羊傳》，𠔌梁赤《春秋 𠔌梁傳》合稱《春秋 三傳》列入儒傢經典。現《春秋 》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 作傳者共5傢：
春秋 》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 》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 》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𠔌梁傳。
春秋 》，這可能是“春秋 ”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 》，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𠔌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春秋 》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𠔌芳《春秋 書法論》說：《春秋 》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 論》也說：《春秋 》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 》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傢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 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 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 用詞遣句“字字針貶”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 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傢奉為經典。《春秋 》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 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 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 》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春秋 》是粗綫條的筆墨。為補這一遺缺，後來又出現以春秋 為主本的《傳》，即現今流傳下來的《春秋 公羊傳》《春秋 𠔌梁傳》和《春秋 左氏傳》三種，並稱春秋 三傳。《傳》的《春秋 經》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傳文按年合併，先經後傳。本欄春秋 為單行本，其他三傳請到本書館十三經欄目閱讀或下載。
春秋 》是經而非尋常史書。讀《春秋 》之法，必尊以經而後讀之，須懷以誠敬之心讀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義所在。若與二十四史同而混讀，必生乖張之心，必生偏狹之念。如是則終生不能明於聖賢之道也。
春秋 》以一字為褒貶，微言大義，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其緣何也？惟其懼以貽臭千古，為萬世所唾駡，受鬼神之誅耳。故是《春秋 》為經，以大義所存焉。此等深意，雖以史遷之賢而不能及。今人或以麯筆諷之，其謬甚深也！因此一嘆。
春秋 》是一部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傢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 》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 》性質之爭。
春秋 》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 》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鬍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 》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 》“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實際上，“亦經亦史”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不妨先對之略加分析以見其不妥。錢穆認為《春秋 》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傢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纔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 》是經非史，這實在衹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癢”。這種貌似公允的調和論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經史不分”之說不符合古代經史關係的實際。關於這點，鐘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有力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事實，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論著的性質是恆定不變的，而屬於學科分化的經史之分則是一個動態過程，兩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經、史的區別是本質性的，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當然也不存在某種中間過渡形態。這樣說來，“亦經亦史”說實際上等於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 》性質問題，無怪乎自産生以來和者寥寥。與此不同，以《春秋 》為史學著作的錯誤看法，卻由於牽涉到一些史實和理論的辨析而情況復雜；加之此說出自著名學者之口，因而長期以來對之鮮有質疑者。由於今人的誤解多係盲從前賢所致，所以首先對傳統諸種《春秋 》為史學著作說的錯誤加以分析辯駁，無疑是我們正確認識《春秋 》性質的鈐鍵所在。
春秋 》，是理解《春秋 》一書性質的關鍵。”孔子為什麽作《春秋 》？作者的目的也在於求真記實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鬍適就曾指出：“《春秋 》那部書，衹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傢把《春秋 》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麽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 》的宗旨，不在記實事，衹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 》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這些論述都根據作者的動機，正確指出了《春秋 》的政治學性質，結論足以服人。
春秋 》的動機與種種“《春秋 》為史學著作”說之間的顯著矛盾視而不見，當與誤解並混淆孔子“直”的觀念和“直書”思想有關。《論語·子路》記載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通過玩弄概念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春秋 時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社會現實的批評，但他在這裏所追求的“直”顯然並非事實的真相，而衹是論者心中“善”的道德觀念。是的，孔子曾有諸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類的話，足見他確有註重客觀事實的可貴思想；但由於《春秋 》是孔子藉以表達政治理想的政治學著作而非歷史學著作，所以貫穿其中的並不是這種求真思想，相反，指導作者進行“筆削”的正是《論語》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種的“直”的觀念而已。這種意義上的“直”與歷史學家對史學客觀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遺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註意到上述兩種觀念間的名實之辨。
春秋 》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於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 》大義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 》衹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 》係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為歸趨；但乃隨史實之麯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藉”。《春秋 》大義源於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傢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 》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為早期史傢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為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 》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麯筆為形式的“春秋 筆法”正是《春秋 》微言大義之所係，去此則大義不存。至於效法《春秋 》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於《春秋 》及其作者？
春秋 》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 》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 》，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 》已經問世30多年了。”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着誤解，衹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蒙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 》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 》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於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 》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 》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於對近代西方史傢關於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
春秋 》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傢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 》不僅符合《春秋 》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 》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春秋 》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着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幹年來人們始終局限於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於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徵，那就成問題了。”超出《論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當其衝的是利用《春秋 》，恐怕是論者上述這段話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春秋 》是政治學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過今文經學家的解說而得以體現，但由於誤解了《春秋 》的性質，現代學者對今文經的學術價值始終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公羊學、榖梁學甚至一度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無人問津的領域，治先秦史而不讀《公羊傳》，這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不算什麽不可思議之事，而研究今文經學反被目為驚世駭俗之舉。當今學者蔣慶曾就此批評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餘緒，作浪興風。於是辯有為亡，非聖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後，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糟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輓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絶學。”蔣氏的復興儒學之議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作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今文經學無疑應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是不容置疑的。
春秋 ”“戰國”名稱的來歷】
春秋 ”。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成為儒傢經典之一。《春秋 》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襄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於它所記歷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把《春秋 》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為了敘事方便，春秋 時期開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東遷東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戰國前夕，總共295年。
春秋 以後，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大諸侯國連年戰爭，當時人們就稱呼這七大諸侯國為“戰國”。《戰國策·燕策一》載蘇秦的弟弟蘇代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可見當時七大諸侯國都有戰國的稱呼。到西漢初年，“戰國”這個名詞的含義還沒有變化。到西漢末年劉嚮編輯《戰國策》一書時，纔開始把“戰國”作為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名稱。戰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史記》的《六國年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滅齊統一六國的一年，共255年。 【音樂專輯名】
春秋
春秋
春秋 樂隊成立於2000年。風格以重金屬為基準，融入中國民族音樂，歐洲戰歌等音樂元素，春秋 音樂豐滿大氣，在力量、內容、音樂美感上結合的很到位，具有遊牧民族的高亢灑脫，也有東方部落音樂和宮廷音樂的神秘，在中國音樂圈內獨樹一幟，春秋 繼承了老一代搖滾音樂人的傳統統情節，也藉鑒、融合了新一代音樂人的前瞻性。精密特別的和聲編製是春秋 的特色之一，樂隊有很強的現場演出能力。看今日春秋 ——冷兵器的誘惑
春秋 大夢》
春秋 的歷史將被怎樣改寫？
春秋 ？
春秋 亂世中守護着真愛；囂張霸主如他，卻甘心為佳人成為亡國之君。
春秋 ，是誰拋棄江山如畫衹為換她笑面如花。
春秋 /戰國篇》
春秋 ”、“荊柯刺秦”等經典故事，讓觀衆在回顧歷史的同時領略中華民族古文化的深刻內涵和華夏文明的精神之根。曾有人預言：九十年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局勢將是中國春秋 戰國時期的又一模擬，因此《東周列國|戰國篇》的推出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
春秋 篇：
春秋 （27-29集）
《春秋 》原是孔丘根據魯國史册編撰而成的經典，《春秋 》為中國較早的編年史，以魯國十二公為次序，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時魯隱公即位），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時孔丘去世）。文雖簡約如大事記，而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弒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它所記魯國十二化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確，所載日食與西方學者所著《蝕經》比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證《春秋 》並非古人憑空虛撰，可以定為信史。然而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在文字上難免有論脫增竄之類的問題。 《春秋 》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井然有序。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其中左丘明《春秋 左氏傳》，公羊高《春秋 公羊傳》，𠔌梁喜《春秋 𠔌梁傳》合稱《春秋 三傳》列入儒傢經典。現《春秋 》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春秋 時期（前680年—前476年）或稱春秋 時代，簡稱春秋 。其時天子衰弱，政由五伯。五伯者，齊桓、晉文、宋襄、楚莊、吳夫差也。鄭莊、秦穆、越勾踐皆小伯。春秋 時期的得名，是因《春秋 》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現代的學者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前680年）東周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為止，稱為“春秋 時期”。春秋 初年，大小諸侯國見諸經傳的有一百七十餘個，然其會盟、徵伐事跡彰彰可考者，不外齊、晉、楚、秦、魯、宋、衛、燕、陳、曹、蔡、鄭、吳、越等十數國。平王投戎弒父，王道衰。而歷王虐，國人暴動，王道至此衰矣。天子不修其政而不為天子也。宣王者，長於召公傢也，果歷王太子乎？而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又敗績於西戎，乃料民於太原，民皆怨。幽王戲諸侯，諸侯皆反。幽王未滅，申侯立天王，而投犬戎弒幽王也。蓋宗周既亂，周乃東遷。王道衰，諸侯不用王道，禮樂徵伐至此出諸侯，不出天子；而政由五伯，亦不由天子。桓王十又二年（前708），王師伐鄭，鄭伯逆之，王師敗績，王亦傷。春秋 時期，見於史書的諸侯國名有一百二十八個，但比較重要的不過十幾個，它們主要是位於今天山東的齊、魯，位於今天河南的衛、宋、鄭、陳、蔡，位於今天山西的晉，位於今天北京及其周圍地區的燕，位於今天陝西的秦，位於今天河南、安徽南部和兩湖的楚，位於今天蘇南部的吳和位於今天滬浙一帶的越。這些比較大的諸侯國憑藉其實力，用戰爭來擴充領土，迫使弱小國傢聽從他的號令，並互相爭奪，形成了諸侯爭霸的局面。霸（古音praks），又寫作伯（古音prak），九命作伯，故伯為王昭，而春秋 諸侯假天子之義行徵伐。最早稱霸的是齊桓公。齊是太公呂尚的封國，其歷代君主致力於整頓政治，發揮濱海魚????的優勢，提倡家庭紡織業，發展商業和手工業。宗周之亂，齊人滅東夷，乃不用天子令。齊桓公（前685－前643在位）繼位後，以管仲為相，整頓國政，廢除公田製，按土地的肥瘠，確定賦稅，設????、鐵官和鑄錢，增加財政收入，寓兵於農，將基層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合為一體，增加了兵源和作戰能力，迅速成為華夏各國中最富強的國傢。然後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多次大會諸侯，幫助或干涉其他國傢，抗擊夷狄的侵擾，終於在周僖王三年（前679）成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齊桓公帶領八個諸侯國的聯軍，以優勢兵力迫使楚國服從他，訂立了召陵（今河南偃城）之盟，其霸業發展到頂峰。齊桓公死後，齊國出現爭奪君權的內亂，力量削弱。楚國乘機發展勢力，先後滅了它北邊的幾個小國，重新把矛頭指嚮中原。宋襄公（前650－前637在位）以抵製楚人北侵為號召，企圖充當中原的霸主。但無論從國力和業績看，宋襄公都夠不上稱霸。周襄王十五年（前638），楚宋兩國的軍隊在泓水相遇，宋軍大敗，連宋襄公 1. 在古代是以農耕為主的時代，一年中春秋 是重要的兩個季節，春種秋收，以春秋 做為一年最重要的交替，所以春秋 就是一年的代稱。因此《春秋 》的字面意思就是歷史。也泛指歲月和光陰。一說在古代懷疑最初沒有四季而衹有春秋 ，故在古書中“一春秋 ”指一年。
春秋 。
春秋 》得名。一般指前770年~前476年這個時期。
春秋 史。相傳由孔子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而成，記載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史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
中國儒傢文化的創始人孔子曾經編了一部記載當時魯國歷史的史書名叫《春秋 》，而這部史書中記載的時間跨度與構成一個歷史階段的春秋 時代大體相當，所以後人就將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春秋 時期，指的是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基本上是東周的前半期。
春秋 中期，出現了一個比較和平的時期，原因是各國都被戰爭搞得十分疲憊，需要休整，於是通過公元前５４６年由１４國參加的第二次“弭兵之會”達成協議，戰火暫時得以平息。可是，這期間在長江流域，吳、楚、越三國之間卻多次爆發霸權之爭。春秋 時代的中後期，隨着牛耕的普及和鐵製農具的應用，經濟有了迅速發展，出現了私田的開發和井田製的瓦解這一深刻的社會變化。在一些諸侯國的內部，貴族勢力強大起來，開始嚮國君爭奪權力。公元前４５３年晉國出現了韓、趙、魏三傢大戶，將晉國進行了瓜分，自己分別建立了國傢，就是著名的“三傢分晉”。於是，七雄並立，互相爭霸的時代逐步到來，春秋 時期走嚮了戰國時期。
春秋 時期，簡稱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另一說，前770年~前403年），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 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 五霸”。(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春秋 時期之後是戰國時代。
春秋 時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訂《春秋 》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現代的學者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前770年）東周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為止，稱為“春秋 時期”。 周平王遷都
春秋 五霸之首。自此，齊桓公建立了霸主會盟的制度。
春秋 和戰國的分界點。 春秋 時期，周王室衰微，實際上和一個中等諸侯國地位相近。各國之間互相攻伐，戰爭持續不斷，小國被吞併。各國內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生，弒君現象屢見不鮮。《春秋 》和《左傳》中記載的弒君事件達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 前期，這也反映了西周東周交替時權力的急劇變化。
春秋 時期，中國五等爵，大國稱公、侯，小國稱伯、子、男，而吳、越、楚、徐、巴、蜀、義渠皆蠻夷之邦，故不用中國之禮，自稱王。國君之下設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務的稱正卿或上卿，楚國稱令尹，亦稱相，秦又曾稱庶長、不更。卿出徵時為三軍之將佐。卿之官職，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軍事、工事、法事。春秋 初期，晉、楚等國開始在新兼併的地方設縣，或聚若幹小邑為縣，或將私傢之田分置縣。而在邊境地區則設郡。郡縣之間沒有隸屬關係，其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命，衹有少數作為采邑賞給貴族。
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餘次。 春秋 時期，鐵製農具開始使用，但為普及（戰國時期開始普及推廣），春秋 時期除使用塊煉鐵外，還掌握了冶煉生鐵的先進技術。鐵器的使用使大規模開墾荒地成為可能，促進了私田的發展，同時也為手工業提供了銳利的工具，牛耕漸趨普遍起來，牛耕技術的發展，衹有與鐵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發揮出它的功能。在青銅冶鑄方面發明了錯金、錯銀、嵌紅銅等新工藝。侯馬大批鑄造陶範的出土，顯示出這一時期青銅冶鑄業和采礦業的規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 中期以後，各諸侯國已經大量使用貨幣。金屬貨幣的流通，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
春秋 時期，鐵農具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産力。許多荒地被開墾為良田，耕作技術由粗放轉嚮精耕細作，農業産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製崩潰，土地關係嚮私有化發展。諸侯們不得不陸續實行改革，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而嚮土地所有者徵收田稅，自耕農的生産積極性高漲。由於戰爭的需要，馬的數量增多。中原地區的畜牧業則基本上變了農業的附庸，專門從事畜牧業生産的人很少。
春秋 時期，青銅器上的雕鏤紋飾趨嚮細緻工整，造型輕巧靈便，出現了錯金銘文。存世的吳、越青銅劍，其冶鑄淬煉之精，合金技術之巧，外鍍之精良，花紋之鑄造，皆世所罕見。煮????、冶鐵、漆器等部門發展起來。鐵器主要為手工業工具和農具。齊國的絲織品、楚國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為個體生産和經營者，聚居於城中的“肆”裏，邊生産邊銷售。被稱為匠師之祖的公輸般“魯班”，就生活於春秋 末年。鑄造金屬貨幣産生於春秋 時期，晉國是最早鑄造和使用鑄幣的地區之一。春秋 後期，越國的𠔌價，每石最貴時六十錢，最賤時三十錢。
春秋 時，産生了新的賦稅制度。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國傢根據土地面積嚮田主徵收一定的實物稅。這是古代田稅的開始。魯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積徵收一定量的軍賦（甲），從而使稅和賦合而為一。春秋 戰國之際，地稅的徵收已很普遍。秦國於簡公七年（前408年）實行“初稅禾”的實物地稅制度。戰國時，各國稅製不一。秦國首先實行戶口登記製，並據以徵收田地租稅和接人頭徵收“頭會”（人口稅）。 春秋 戰國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實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嚮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歷史轉型。在春秋 這個轉型期，儘管夏商周以來的傳統觀念仍在人們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發生着影響。周天子及其諸侯政治權威的動搖與衰落，學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隨之而出現的學術下移、典籍文化走嚮民間等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又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某種改變，這些變化正是春秋 時期思想文化轉型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 春秋 時期並沒有一種廣泛流行的宗教，因為道教是從漢代纔開始出現的，佛教也是在西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不過，春秋 時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春秋 時代的藝術，主要是青銅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 時代的青銅藝術品。1923年，在新鄭市出土了大量春秋 時代的青銅鼎、爵，和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相比之下工藝已經大大發展。青銅器上的紋飾也很講究。 《墨子》一書記述了類似秤的杠桿原理。這是最早的杠桿原理理論。
春秋 時期得到推廣，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春秋 時期的中國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
春秋 戰國時的陰陽五行之說，將整個世界包括天文都納入五行體係。“天”不僅以天象，而且還以各種物象來顯示“天命”，因此，人們要以各種符應去體察“天命”，改變了以往用民心去體察天命的方法。這些符應顯示於“五德轉”。顯示於“五行之運”。天象的觀察不但適用於國傢政治，特別是異常天象，因為事關“天命”，更是備受重視。春秋 戰國時期，一些精巧的醫療技術被發明並在臨床得到應用。《靈樞·四時汽》記載了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術。
春秋 時期纔開始形成。春秋 時期的人們發明了以前沒有的鐵犁鏵、鐵鋤、連枷、石磨等新農具。
春秋 時期的青銅器鑄造也是這一時代的特徵，以曾國和楚國、徐國的青銅器為代表。 中華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為儒傢六經之一的《易經》，有很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被後人稱為河圖、洛書的東西，是燒灼卜骨的表現，是遠古先民在長期生活和占卜的實踐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互相串連、互相滲透的反映。
春秋 後期，孔子對《周易》進行解釋和論說，完成十翼，即《易傳》。這樣，《周易》就發展成為一部內容博大精深的闡述宇宙變化的哲學著作。中華文明學術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 時代纔發展起來。這時的學術思想，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大黃金時代。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傢”時期。 儒傢：孔子、孟子、荀子；主要思想：“仁政”“民貴君輕”，反對兼併戰。
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性大分裂形成的時期。史傢一般以“三傢分晉”作為春秋 時代的結束和戰國時代的開始。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建立了東周王朝。但此時周已衰弱到了極點，統治範圍方圓不足六百裏，各諸侯國紛紛割據稱雄，不再朝見周王，其統率諸侯的權利也是名存實亡。此間，全國共分為一百四十多個大小諸侯國，而其中以楚國、齊國、晉國、吳國、越國、秦國為大。
春秋 初期，楚國日益強大。前704年，楚君熊通自號為武王，有地千裏。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一些戰事。通過戰爭，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並逐步成為春秋 前期中國南方的主要強國之一。
春秋 年間，齊國出現了一位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傢——齊桓公。他依靠謀士管仲整頓國政，設各種官吏，各司其職，並分全國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六鄉、士十五鄉，此十五鄉即為農鄉，鄉中之人在和平時專心務農，戰時當兵。如此幾年之間，齊國國富民強，到公元前679年，齊國已稱霸北方。後來，齊國又於前567年消滅了東夷大國——萊，使之土地擴大了一倍以上，成為真正數一數二的大國。
春秋 後期，晉國的統治出現危機，並最終分裂成韓、趙、魏等幾個獨立的諸侯國傢，史稱“三傢分晉”。
春秋 中前期發展起來的新興諸侯國傢，它本是楚國的屬國，但隨着後來的強大逐漸脫離了楚國的統治。前506年，吳國大舉進攻楚國。在戰爭中，吳國五戰五捷攻破了楚國兩百年經營的都城成郢（今湖北江陵），掠去大量的物資。這場吳楚大戰是春秋 時期的第一大戰事，戰爭的結果使楚國受到空前的創傷，而吳國則漸漸取代了楚國的位置成為南方大國。
春秋 時期發展最快的國傢。在秦穆公執政期間，曾任用謀臣百裏奚，使秦國強盛一時。但秦國地處中原之西北，與戎狄、羌等北方諸族混居，故華夏諸侯一直以秦為戎狄國，禁止其會盟中原，而這卻給了秦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到後來戰國時期，秦才能以強大的實力消滅六國統一天下。
春秋 時期，各個諸侯國紛紛兼併其他小國，其中以楚、齊等大國甚之。到春秋 末年，大部分中小國傢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統治的的時代。至此，中國歷史上的春秋 時代便告一段落，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割據時代——戰國。 《春秋 》，又稱《麟經》（《麟史》）。是魯國的編年史，經過了孔子的修訂。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 》一書的史料價值很高，但不完備，王安石甚至說《春秋 》是“斷爛朝報”。亦是儒傢經典之一。
春秋 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生的大事，因此“春秋 ”是史書的統稱。而魯國史書的正式名稱就是《春秋 》。傳統上認為《春秋 》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魯國史官的集體作品。
春秋 》中的文字非常簡練，事件的記載很簡略，但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弒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它所記魯國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確，所載日食與西方學者所著《蝕經》比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證《春秋 》並非古人憑空虛撰，可以定為信史。然而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在文字上難免有論脫增竄之類的問題。
春秋 》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現存版本則衹有16000多字。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井然有序。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 左氏傳》，公羊高《春秋 公羊傳》，榖梁赤《春秋 榖梁傳》合稱《春秋 三傳》列入儒傢經典。現《春秋 》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 作傳者共5傢：
春秋 》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 》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 》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榖梁傳。
春秋 》，這可能是“春秋 ”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 》，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榖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春秋 》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𠔌芳《春秋 書法論》說：《春秋 》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 論》也說：《春秋 》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 》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傢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 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 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 用詞遣句“字字針貶”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 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傢奉為經典。《春秋 》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 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 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 》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春秋 》是粗綫條的筆墨。為補這一遺缺，後來又出現以春秋 為主本的《傳》，即現今流傳下來的《春秋 公羊傳》《春秋 榖梁傳》和《春秋 左氏傳》三種，並稱春秋 三傳。《傳》的《春秋 經》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傳文按年合併，先經後傳。本欄春秋 為單行本，其他三傳請到本書館十三經欄目閱讀或下載。 《春秋 》是經而非尋常史書。讀《春秋 》之法，必尊以經而後讀之，須懷以誠敬之心讀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義所在。若與二十四史同而混讀，必生乖張之心，必生偏狹之念。如是則終生不能明於聖賢之道也。
春秋 》以一字為褒貶，微言大義，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其緣何也？惟其懼以貽臭千古，為萬世所唾駡，受鬼神之誅耳。故是《春秋 》為經，以大義所存焉。此等深意，雖以史遷之賢而不能及。今人或以麯筆諷之，其謬甚深也！因此一嘆。 孔子所作的《春秋 》是一部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傢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 》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 》性質之爭。
春秋 》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 》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鬍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 》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 》“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實際上，“亦經亦史”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不妨先對之略加分析以見其不妥。錢穆認為《春秋 》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傢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纔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 》是經非史，這實在衹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癢”。這種貌似公允的調和論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經史不分”之說不符合古代經史關係的實際。關於這點，鐘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有力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事實，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論著的性質是恆定不變的，而屬於學科分化的經史之分則是一個動態過程，兩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經、史的區別是本質性的，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當然也不存在某種中間過渡形態。這樣說來，“亦經亦史”說實際上等於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 》性質問題，無怪乎自産生以來和者寥寥。與此不同，以《春秋 》為史學著作的錯誤看法，卻由於牽涉到一些史實和理論的辨析而情況復雜；加之此說出自著名學者之口，因而長期以來對之鮮有質疑者。由於今人的誤解多係盲從前賢所致，所以首先對傳統諸種《春秋 》為史學著作說的錯誤加以分析辯駁，無疑是我們正確認識《春秋 》性質的鈐鍵所在。 歷史學家從事歷史創作的主觀動機在於真實地記載歷史，這是判定一部作品為歷史學著作的第一項標準。正如有學者所說：“記錄和保存歷史史實，是史傢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動機之一。……史傢從記存史事的動機出發來研究歷史，對於史學的發展産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史學的産生即由此始。”史學著作當以記事為目的，這也是古今中外歷史學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傢賢大夫之業不述”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為撰史的立足點。呂思勉說：“何謂史？史也者，記事者也。”講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春秋 》，是理解《春秋 》一書性質的關鍵。”孔子為什麽作《春秋 》？作者的目的也在於求真記實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鬍適就曾指出：“《春秋 》那部書，衹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傢把《春秋 》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麽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 》的宗旨，不在記實事，衹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 》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這些論述都根據作者的動機，正確指出了《春秋 》的政治學性質，結論足以服人。
春秋 》的動機與種種“《春秋 》為史學著作”說之間的顯著矛盾視而不見，當與誤解並混淆孔子“直”的觀念和“直書”思想有關。《論語·子路》記載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通過玩弄概念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春秋 時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社會現實的批評，但他在這裏所追求的“直”顯然並非事實的真相，而衹是論者心中“善”的道德觀念。是的，孔子曾有諸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類的話，足見他確有註重客觀事實的可貴思想；但由於《春秋 》是孔子藉以表達政治理想的政治學著作而非歷史學著作，所以貫穿其中的並不是這種求真思想，相反，指導作者進行“筆削”的正是《論語》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種的“直”的觀念而已。這種意義上的“直”與歷史學家對史學客觀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遺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註意到上述兩種觀念間的名實之辨。 《春秋 》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於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 》大義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 》衹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 》係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為歸趨；但乃隨史實之麯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藉”。《春秋 》大義源於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傢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 》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為早期史傢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為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 》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麯筆為形式的“春秋 筆法”正是《春秋 》微言大義之所係，去此則大義不存。至於效法《春秋 》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於《春秋 》及其作者？
春秋 》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 》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 》，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 》已經問世30多年了。”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着誤解，衹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蒙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 》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 》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於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 》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 》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於對近代西方史傢關於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 《春秋 》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傢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 》不僅符合《春秋 》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 》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春秋 》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着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幹年來人們始終局限於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於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徵，那就成問題了。”超出《論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當其衝的是利用《春秋 》，恐怕是論者上述這段話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春秋 》是政治學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過今文經學家的解說而得以體現，但由於誤解了《春秋 》的性質，現代學者對今文經的學術價值始終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公羊學、榖梁學甚至一度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無人問津的領域，治先秦史而不讀《公羊傳》，這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不算什麽不可思議之事，而研究今文經學反被目為驚世駭俗之舉。當今學者蔣慶曾就此批評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餘緒，作浪興風。於是辯有為亡，非聖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後，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糟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輓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絶學。”蔣氏的復興儒學之議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作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今文經學無疑應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是不容置疑的。 春秋 ”“戰國”名稱的來歷 The origins of "Spring", "Warring States" name 魯國史官把當時各國報導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記錄下來，一年分春、夏、秋、鼕四季記錄，簡括起來就把這部編年史名為“春秋 ”。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成為儒傢經典之一。《春秋 》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襄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於它所記歷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把《春秋 》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為了敘事方便，春秋 時期開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東遷東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戰國前夕，總共295年。
春秋 以後，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大諸侯國連年戰爭，當時人們就稱呼這七大諸侯國為“戰國”。《戰國策·燕策一》載蘇秦的弟弟蘇代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可見當時七大諸侯國都有戰國的稱呼。到西漢初年，“戰國”這個名詞的含義還沒有變化。到西漢末年劉嚮編輯《戰國策》一書時，纔開始把“戰國”作為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名稱。戰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史記》的《六國年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滅齊統一六國的一年，共255年。 專輯《春秋 》
春秋
春秋
春秋 樂隊成立於2000年。風格以重金屬為基準，融入中國民族音樂，歐洲戰歌等音樂元素，春秋 音樂豐滿大氣，在力量、內容、音樂美感上結合的很到位，具有遊牧民族的高亢灑脫，也有東方部落音樂和宮廷音樂的神秘，在中國音樂圈內獨樹一幟，春秋 繼承了老一代搖滾音樂人的傳統統情節，也藉鑒、融合了新一代音樂人的前瞻性。精密特別的和聲編製是春秋 的特色之一，樂隊有很強的現場演出能力。看今日春秋 ——冷兵器的誘惑
春秋 》
Chunqiu
春秋
春秋 》記錄了這一階段的歷史而得名。由於周的東遷，前人也稱這時期為東周。
春秋 末崛起者為吳、越兩國。除以華夏族為主的大大小小國傢之外，還有不少的戎、狄、蠻、夷交錯其間。在長期的相互混戰之中，不少小國被強國所吞併。見於《左傳》的一百二十餘國，到春秋 末衹剩下原來的三分之一了。
春秋 時各國都普遍實行井田製。據《左傳》,楚人“井衍沃”,鄭“都鄙有章”,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所謂井田，是指田地被分劃成整齊的小塊，田間的土埂和溝洫成為田與田之間的一種界限。《國語》說齊桓公時，管仲以為“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這是為了消除農民之間的不滿情緒。所以強調把田地一定要劃分成等量的面積。另方面則出於對農民徵收賦役的需要。與此同時，農民也被組織起來。如《國語·齊語》說齊國是“製都三十傢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把許多分散的農戶，納入這類村社組織之中，再派官吏去管理，可起到鞏固統治的作用。後來郡縣製下的鄉裏製就由此演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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