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張衡地動儀管用嗎？方舟子：不過是藝術品擺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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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衡地動儀管用嗎？方舟子：不過是藝術品擺設(圖) 北京晨報
張衡地動儀管用嗎? 方舟子:可能和模型一樣是擺設
張衡的地動儀管用嗎？
□方舟子
提起中國古代科學家，很多人會想到東漢大學者張衡。而提起張衡，人們馬上會想到他發明的地動儀。那個八衹蛤蟆對着八條竜張嘴的復原模型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品。張衡的發明如此深入人心，以致近年來每有大地震，總有人指責地震局：“張衡的地動儀都能預報地震，你們這些地震專傢怎麽這麽無能？”當然，張衡的地動儀不能也不是為了預報地震，而是檢測到遠方發生的地震，既不能確定震中，也不能計算震級，比現在的地震儀差遠了。
地動儀早已失傳，它是否具有檢測地震的作用，也成了一個謎。100多年來，國內外不少專傢根據《後漢書・張衡傳》上的簡單描述，力圖復原地動儀。我們在中學教科書上見到的那個模型圖是其中最流行的一個，是1951年由王振鐸設計的。但是所有這些復原模型沒有一個能夠真正用於檢測地震，不過是藝術品擺設。
2005年，中國地震局的專傢宣佈他們經過3年的研究，建立了新的地動儀復原模型，並第一次實現了驗震功能，通過了專傢鑒定和國傢驗收。他們在媒體上聲稱地動儀新模型對河北唐山、雲南瀘西、越南孟藝發生的三次真實地震進行了檢驗。但是這三次地震分別發生於1976、2000和2001年，而地動儀新模型在2005年纔建成，怎麽可能對它們進行檢驗呢？原來地動儀檢驗的不是真實地震的發生，而是實驗室裏對真實地震的模擬，實驗的時候假定這些地震發生在幾百千米之外。在該地動儀模型建成以後，中國境內每年都多次發生5級以上地震，在該地動儀的檢測範圍(實驗用的“越南孟藝地震”是4.9級)，卻沒有聽說該地動儀模型檢測到哪怕一次。特別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北京有震感，也沒聽說在北京展出的該地動儀模型檢測到(否則如此大事在其設計者於2010年發表的有關地動儀的論文中不會不提)。所以，該地動儀模型的驗震功能實際上並沒有經過真實地震的檢驗。
今人具有張衡所沒有的物理學、地震學知識和現代工藝，動用了這麽多的人力、物力、精力，也還無法實現地動儀的驗震功能，不能不讓人懷疑張衡的地動儀是否管用。《後漢書・張衡傳》認為它是管用的，記載了這麽一個故事：有一次地動儀的機關發動，但是人們並不覺得地在動，京師(洛陽)的學者都怪它亂報，幾天後信使來了，果然在隴西發生了地震，於是大傢都佩服它的巧妙，從那以後皇帝就讓史官記載地動發生的方位。
但是這個記載很成問題。按《後漢書・張衡傳》所說，地動儀建成於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張衡卒於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間，《後漢書》衹記載發生過一次隴西地震，那就是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地震。一般認為地動儀檢測的就是這次地震。但是《後漢書・五行志》說得很清楚，這次的隴西地震在京師是有感的，破壞很嚴重，“裂城廓，室屋壞，壓殺人”，京師學者不會對地動儀的機關發動感到奇怪，與《張衡傳》的故事矛盾。可見地動儀檢測的不可能是這次地震。
於是地動儀新模型的設計者提出新說，認為地動儀檢測的是更早一點的另一次隴西地震，是陽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公元134年12月13日)的漢陽(現在的天水)地震。但是對這次地震《後漢書》並無記載，是設計者根據幾處文獻牽強附會地推理出來的。《後漢書・順帝紀》記載陽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被免職，袁宏《後漢紀》更詳細地說是因災異被免職的，清朝學者惠棟《後漢書補註》引《魯國先賢傳》稱司空孔仲淵在陽嘉三年因地震被免職，於是設計者認為在陽嘉三年十一月壬寅發生了一次正史漏載的地震，導致兩名高官被免職。明確提到地震的《魯國先賢傳》是已失傳的晉人編寫的野史，不足為憑。事實上，《後漢書・周舉傳》提到司徒劉崎是因為旱災被免職的，而不是因為地震。
即便《魯國先賢傳》記載可信，那麽它也沒有說地震的發生地，又如何證明就是《張衡傳》中說的隴西地震呢？地動儀新模型的設計者從張衡《四愁詩》裏找依據，裏面提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便認為是在思念漢陽發生的地震。這就更莫名其妙了。《四愁詩》是一首寫相思的詩，有政治寓意，但沒有任何能夠與地震扯上關係的描述。除了“我所思兮在漢陽”，還有“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雁門”，非要把它說成地震詩，難道在泰山、桂林、雁門也都發生過地震？其實張衡不過是用泰山、桂林、漢陽、雁門來代表東南西北罷了。
從地動儀建成到張衡去世，《後漢書》共記載發生過8次地震，這些地震在京師全都有感，所以都不可能是《張衡傳》說的地震。史書漏載了發生在外地的地震當然有可能，但是《張衡傳》所說的隴西地震是在京師引起轟動的社會事件，沒有留下佐證就不合常理了。所以更可能的是，那衹是為了說明地動儀的神奇而編造的故事。也沒有任何記載能夠證明在張衡之後其地動儀起過作用。我們不必懷疑張衡曾經建造出一臺叫候風地動儀的儀器，但是沒有證據能夠證明，也沒有理由讓人信服地動儀曾經發揮過驗震的功能，它很可能和今人復原的那些模型一樣，僅僅是個擺設。
地動儀被懷疑是後人仿造 自豪感轟然崩塌變笑話
大多數人是從老師那裏聽到地動儀的故事，它曾讓很多中國人感到驕傲，但它誕生的時間並沒有那麽久遠直至20世紀50年代，這個故事中的地動儀纔被“製造”出來，並進入教科書中。數十年後，它被重新發現與“製造”。
東漢發明傢張衡發明的地動儀，一直都是中國自然科學史上的驕傲。然而日前，專欄作傢陶短房在微博上稱現在看到的地動儀，其實並非張衡所造，而是新中國成立後根據文字記載仿造，真正的地動儀已經消失一千多年。此外，司南也被指是後來仿造，並非原版。
地動儀和司南，作為中國自然科學史上千古流芳的創造，曾經給無數人帶來民族自豪感，如今卻被指為仿造，這讓很多人愕然，因此也成為了最近網上最熱的話題。
地動儀不能預報地震
地動儀記載於《後漢書・張衡傳》，它於公元132年問世，幾十年後，大約到公元190年至220年間消失，至今無蹤，不見於任何出土文物和流傳文物中。《後漢書》中描述地動儀的文字共有196字，新中國成立後，文物專傢、科技史學家王振鐸按照書中所說設計了它的外形，而內部結構的史料中衹有區區196字，他衹有按照“懸垂擺”的結構原理來設計。後來，王振鐸又修改圖紙，根據後漢書中“中有都柱”的記載並藉鑒“直立桿”原理，用了一年時間，於1951年復原出1比10比例的木質“張衡地動儀”模型。“不過，那就是一個模型，當時沒有說能夠驗震。”王振鐸說。
實際上，地動儀的模型並非衹有這一個，據瞭解，從1875年到現在，100多年過去，曾經有13種概念性的地動儀復原模型，包括王振鐸的作品在內，都不能驗震。古書中記載是否屬實已然不可考。更重要的是，地動儀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中國古代預測地震的偉大發明，但實際上，即便是古書中記載，它也衹能實時檢測，在地震發生之後第一時間監測出來，而不是預報。在古代，信息溝通不便，固然有其作用，但在現代，這一作用顯然已經大打折扣了。
類似的案例還有司南，同樣被網友指出並非古物，也是後來仿造，但卻並不能指南。司南最早記載於戰國《韓非子》、東漢王充的《論衡》等書中，《論衡》記載：“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現在所見的司南則同樣是科技史學家王振鐸所復製，並且不能自主指南，需藉助充電纔行。
當自豪感轟然崩塌
司南和地動儀，一個是四大發明之一，另一個也是衆人皆知的偉大發明，長期以來都是我們引以為傲的證據。然而，突然被指出並非實物，而且引出諸多學術上的爭議，最終連究竟歷史上有沒有其物、或者有其物而是否有其功用都被懷疑。而且，這些原本存有爭議的東西被堂而皇之地放入教科書中是否合適，這引起很多網友的議論。
有網友表示：“原本對於歷史的自豪感，現在更像一個笑話。”也有人表示：“現在很懷疑鄭和下西洋的故事”。
偽造的歷史實物，造就虛假的歷史自豪感，而當真相顯露，建立在虛幻之上的自豪感便轟然崩塌。這讓很多從小就堅信的人茫然失措。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不必太緊張，也不用想得那麽嚴重，著名時事評論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說：“後人復原古物，其實未必就是為了什麽歷史的自豪感，而是追求科學的精神，追求科學應該是每一個人的目標，不應該有什麽禁忌，不能說古代的就不能仿造。其二，即便是現在復原不出來，或者古書記載靠不住，至少也說明我們的古人想象力非常豐富，他們也在為解釋自然而努力。”
至於復原的古物沒有效果，喬新生認為情有可原，他說：“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和西方現代的科學描述是不同的，中國人更註重寫意，而西方人註重寫實，所以達・芬奇的記載可以完整的復製，但是中國的很多東西就比較難。這是不同民族的文化風格所致。而且，科學的原理和科學的實現是兩回事，很多條件是特定的，不同的環境、背景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結果，這很正常。坦率地說，中國古代的很多描述都過於簡略，基本上無法復原，非獨地動儀和司南，比如諸葛亮的木牛流馬，同樣復原不了。所以，古物不能復原，究竟是它本身不符合科學原理，還是現代人想象力不夠，抑或是實現的條件不能滿足，這些都是要打個問號的。”
別被祖先衝昏了頭
近年以來，類似地動儀、司南的事情屢有發生，包括“四大發明”都曾引起學界和社會上的質疑，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值得我們那麽驕傲，或者說，我們所驕傲的歷史，是不是真的歷史？比如“四大發明”這個概念，並非中國人創造，而是由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最早提出的。
所以，在一方面很多人為中國古代文明驕傲的同時，也有另一些人則為此憂心，指出這種對於歷史的驕傲並非出於理性的認識，而衹是出自感性，並無好處。
對此，喬新生表示：“我們的很多概念，確實是來自西方。"四大發明"也確實是西方人提出來的。西方人製造了一面鏡子，反過來比照中國，用他們的概念分析中國，得出中國文明的結論，但這種結論就一定是對的嗎？不一定，完全用西方人的概念來看中國，一定會出現很多問題。所以，西方人的觀點，可以藉鑒，但不能照搬。”
而在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應該有自己的標準，喬新生說：“西方人的鏡子照不到的地方，是不是就不存在呢？就發明來說，我們的水車、黃道婆的紡車等，難道就不是發明？就對人類沒有貢獻嗎？不是這樣的，我們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標準。種種迷茫和彷徨都是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鏡子，人傢說什麽就是什麽，等到發現人傢說得不對了，就不知所措了。”
用自己的鏡子 尋找歷史
在所有中國人的心目中，中國歷史都是源遠流長、文明璀璨的，然而，當種種原本賴以自豪的東西顯露真相的時候，是否應該重新認識我們自己的文明？
喬新生說：“看待歷史，首先是不能完全跟着別人走，藉鑒西方的觀點乃至標準都是可以的，但不要方枘圓鑿，東施效顰，不能主體先行。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點，跟着別人走往往就是兩個極端，要麽過度自豪，要麽過度自卑。衹有找到自己的標準，找到自己的鏡子才能找到一個真正的歷史。”
其次，就歷史本身來說，喬新生認為更不能厚古薄今，他說：“不要總感覺"老子天下第一"，祖上怎樣。歷史總是往前發展的，即便是偶有反復，但總體是緩慢前行的。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破除近代以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這個觀念其實把我們給害慘了。每一種文化，都需要特定的環境和背景才能起作用，而"中體西用"則往往把技術和其他的條件割裂開來。技術不是獨立存在的，它需要政治、社會等環境的相配纔行。”
此外，即便是橫嚮相比，中國也未必就是那麽好。喬新生說：“科學地認識歷史很重要，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自大。史可以為鑒，認清楚自己，認清楚歷史過往，對於現在和未來，纔有真正的藉鑒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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