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改革紅利正逐漸消失 國不富民也窮
| 事件經過:
一面是全球金融危機後卓爾不群的增長，總量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面是經濟結構矛盾突出、收入分配失衡並由此引發的可持續發展挑戰――當下的中國經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雙面”特徵。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如今的中國經濟開始在一個新的平臺上眺望世界，努力前行。在這樣一個新平臺上，中國面臨的短期和長期內外部經濟風險何在？未來之路又該如何把握？
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美林、瑞銀、巴剋萊等五大國際投資銀行中國業務主管及中國經濟研究負責人，接受了《財經國傢周刊》記者的專訪，闡釋了自己及外資投行對未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觀點。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如今，中國的改革進入又一個攻堅階段。
方方(摩根大通)：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積纍了一些矛盾，如經濟結構的矛盾、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等，都是在發展過程中積纍起來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必須要解决，否則會給中國長遠[0.34 -1.43%]經濟發展帶來很大挑戰。
如何解决這些問題？首先，還是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必須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的事情一定不能停頓，一定要往前走。比如說，經濟發展一定要保持一個相對的速度，不能說停下來把問題先解决了，再來發展。這是不行的。
其次，應拿出相當大的魄力和决心，做一些大的改革决斷。如果不這樣做，不經過痛苦的脫胎換骨的過程，沒辦法為後面的發展打基礎。過去30年，中國的改革也經歷了許多挑戰，也經歷過若幹次脫胎換骨的過程，比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宏觀調控，當時來看非常痛苦。但正是由於有當時的宏觀調控，纔為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3.18 0.00%]危機的背景下仍然比較健康快速地成長奠定了基礎。
不經歷脫胎換骨的過程來解决一些深層次矛盾，現在看似相對舒服，但會為後來的發展積纍矛盾。我支持這樣一種看法：今天的中國有良好的發展勢頭，有一個比較穩定和諧的社會政治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應拿出勇氣和决心，大力地推進深層次經濟結構改革、社會結構的變革和發展，為中國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劉二飛(美林)：30年來“改革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要進一步推進改革，才能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增長動力。要繼續對外開放，才能吸引高質量的外資，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資金、技術、先進經驗。不能說我們現在就不需要外資，不需要國外的先進經驗了。我們發展經濟，發展第三産業、新興産業，實現經濟轉型，更需要國外的資金，引進高新技術，學習先進的産業模式和經驗。
過去幾年也出現過一些不好的苗頭。某些地方甚至有走“回頭路”的傾嚮。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地方保護主義擡頭，部分産業和領域嚮民營企業“關上門”，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有所放慢、甚至停滯。這樣的傾嚮要不得。繼續推進改革，纔是中國持續嚮前發展的原動力。當然，改革可以是循序漸進的，但在這個方向上我們不能停頓，停頓就會倒退。
對於目前社會上有關“國富民窮”的提法，我不同意，因為實際情況是“國也並不富”。中國還是一個窮國，人均GDP水平比較低，經濟發展質量不高，由於匯率的原因，貨幣實際購買力也處在較低水平。
對於“國進民退”的提法，我也不是太認同。不能對國有經濟太苛刻。我們要給民營經濟生存空間，也要給國有經濟生存空間。不能說國有企業效率偏低，就不應該存在。要看到，過去幾年來，國有企業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經過一連串的改革和市場化的措施，國有企業的實力和競爭力都比原來增強。而且，國有經濟原來在國民經濟中是“一支獨大”，現在則是與民營經濟平行發展。
當然，為有效激發市場的投資獲利，一些産業和領域，例如基礎産業、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應該嚮民間資本進一步開放，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的健康發展，拓展民營經濟發展的市場空間。
汪濤(瑞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就顯著，使相當數量的人擺脫貧睏，也保持了較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改革思路、增長模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現階段一個突出現象是，政府在中國經濟資源中的支配作用不斷上升，持續鞏固。一方面，這種模式使得在危機時期的應對很有效率，另一方面，這種模式帶來某種“擠出效應”，影響到民間、私營部門的經濟活力。
喬紅(高盛)：中國的“國富民窮”和“國進民退”的說法在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後凸顯出來，外界對中國政府幹預經濟過度存在質疑，但我認為，應該看到過去兩年的世界經濟處於攻堅階段的大環境，市場出現了明顯失效的情況，經濟中政府角色的強化是必然的。
進入後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决策層應該考慮兩個問題。
一個是如何提高勞動力收入。中國的勞動力收入儘管近年一直在增長，但增速不及財政和企業收入的增長，居民收入在經濟成果這塊蛋糕中的占比是下降的。解决這一問題，需要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等方面予以調整，可以考慮減稅和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制度。
另一個問題是經濟逐漸走出危機時期後，應該逐漸恢復更加市場化的經濟調節手段。政府最近提出的開放家庭服務業等舉措，是一個好趨勢。我認為中國政府在宏觀調控上采取的是“有保有壓”的政策，通過不斷試錯的過程，在動態中獲得經濟均衡增長的目標，這可避免出現重大的决策失誤。
常健(巴剋萊)：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恰好在深圳特區，中國真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根本的體現是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相比較於原蘇聯國傢和印度，我們也遠遠跑在前面。前幾年，年輕勞動力富餘、城市化進程和對外開放都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認，中國仍然面臨着衆多的挑戰。中期來看，未來5到10年，從內部講，中國面臨人口結構變化、剩餘勞動力減少的問題。中國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勞工荒”，工資成本將會上升。從外部來看，西方發達國傢經濟增速將下降，需求下降，中國出口自然就會放緩。
另外，中國還面臨結構性改革的問題。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據統計，大部分的儲蓄屬於政府和企業儲蓄，政府和國有企業似乎在分配中占優，這其實是一種經濟學現象。過去中國有大量剩餘勞動力，這會增加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同時會壓低勞動力成本，即工資，這就需要在二次分配中作協調。在未來轉型中，隨着經濟增長，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增強，這個問題就會自動化解。
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對政策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如何評價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在現階段應特別關註哪些短期和長期的內外部經濟風險？
方方(摩根大通)：事實是最好的答案。今天看來，中國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做法可圈可點。
全球金融危機始於美國，從2007年3、4月開始，次貸危機的苗頭已經很盛，但在那時，中國經濟仍然處於非常高漲的階段，一直在強調要降溫，要宏調，這是2007年。到2008年5、6月份後，我們明顯感覺到全球都是風聲鶴唳，中國政府也逐漸意識到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樣一種情況，到了2008年10月份開始強力推出宏觀經濟刺激政策。
從這個决策過程可以看到，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有一個隔熱層，美國已經是溫度很低了，中國仍然在解决發燒的問題。關鍵的一點是，中國政府的執行力應該說世界所有國傢中最高的。2008年10月份做了决定，11月份政策就出臺了，資金就已經開始下來了，政策就已經到位了，這就確保了在2009年在全球經濟極其動蕩的狀態下，中國經濟仍然能夠比較穩定地發展。
目前，從全球看，歐洲有債務危機，美聯儲也表示美國經濟不穩定因素非常多。這時候大傢就有一種想法，希望中國能夠維持經濟刺激和寬鬆的政策，因為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增長動力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我個人覺得，中國政府現在面臨非常復雜的局面，一方面海外經濟體增長乏力，另一方面國內通脹苗頭不斷出現。所以中國的經濟政策一直在保持穩定發展的同時強調關註通脹形勢。我感覺對中國經濟來說，通脹威脅大過通縮，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中國應該有自己清醒的看法，要對內對外同時進行判斷，走自己既定的路綫。
劉二飛(美林)：與美國等西方國傢相比，中國在危機期間顯示出了較強的宏觀和區域性經濟調控能力，很多政策效果立竿見影，尤其是中國政府在集中和分配全國性財力、協調區域性經濟發展、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引導社會投資方向等方面具有很強的調控能力和優勢。同時，巨大的投資需求也有賴政府發揮規劃、引導、協調的作用。
這一現象也引起了西方反思：西方國傢政府有時候决策效率偏低，而在危機面前，不决策就是最大的失誤。
不過，進入後危機時代，中國依然面臨不少內外部經濟風險。從整體上看，中國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但是很多問題值得關註：
一是世界經濟復蘇脆弱，外圍形勢嚴峻，使中國出口存在反復的可能性；二是資産價格泡沫的風險顯著增加，尤其是房地産泡沫風險的管理十分復雜和睏難；三是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對整個金融體係構成潛在和難以準確預估的風險；四是中國經濟增長要達到多元化的目標，如何兼顧速度和質量、效率與公平，時常令調控當局陷入兩難局面；五是面對通脹預期、房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如何處理好凸顯的社會矛盾，是政府面臨的另一大任務和難題。
汪濤(瑞銀)：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有目共睹，成績得到普遍認可。進入後危機時代，决策層對形勢的判斷也比較準確，比如在2009年底就開始考慮信貸收縮的問題。
但政府應該剋服成功産生的麻痹心理，關註全球和本國經濟産生的結構性變化，適時作出政策調整。不應過度關註經濟的短期波動，不要試圖通過宏觀調控使每個季度的經濟都很平滑，這樣可能會阻礙經濟發揮“自我調節”的功能。
中國决策層提出的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進一步深化改革等思路是明智之舉，及早關註這些長期深層次問題，有利於中國經濟免於陷入僵化，避免落入所謂的“拉美陷阱”――拉美不少國傢在人均GDP進入5000~6000美元階段後，出現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加大，社會問題突出等現象。
喬紅(高盛)：高盛分析團隊的普遍觀點是：中國政府應對危機、調控經濟的思路是非常明確的，“比任何國傢看到得都要早，執行得都要快，力度都要大，是全球的典範”。中國出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相當部分投嚮基建等領域是非常明智的路徑選擇，因為投資基建拉動經濟的乘數效應明顯。
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從短期看，在於需求存在下行風險。內需今年三季度四季度能否持續增長需要觀察。高盛認為，由於勞動力市場壓力始終很大，房地産明顯供過於求、政策刺激轉為政策拖纍以及補充庫存的因素逐漸衰減等因素，美國後兩個季度的經濟增長也不容樂觀，甚至存在通縮風險，這對它的進口需求構成持續壓力。
從長期看，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在於政策變動的因素。
從外部環境看，美國經濟處在長期的去杠桿化過程中，歐洲方面財政壓力較明顯，中國政府應該采取怎樣的經濟政策提供緩衝，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內部，“十二五”期間如何解决人口紅利因素下降、高儲蓄、尋找新的增長亮點等，都是重大問題。不過我個人認為，中國政府在政策上仍有很大空間，比如和發達國傢相比，中國的農業人口占比為超過30%，而發達國傢衹有10%左右，主要新興市場國傢平均在15%，中國生産效率的提高仍有很大空間。中國正在籌劃中的戶籍制度、土地使用權交易制度改革以及提高民生幸福指數的各項制度設計都是有益探索。
常健(巴剋萊)：中國政府在此次全球危機中的應對措施及時、務實，是有側重點和針對性、全面一攬子的，總體是有效的。這些政策使中國經濟率先復蘇。中國現在是，未來也將是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力。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行動在西方社會贏得了聲譽。
當然，有些政策在執行的時候有難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協調，市場化手段不足，以行政化手段執行起來，會有一些睏難。
短期來看，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還是外部風險。中國經濟增長對外依賴性在過去幾年有所下降，2009年為25%，但依然處於較高水平。但是歐美經濟復蘇反復，外需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另外，房地産市場調整效果有可能從明年開始顯現，價格有可能下降，新開工和在建數量將下降，會影響投資。中長期來看，人口結構調整將從沿海到內陸不斷蔓延，會從根本上影響經濟發展。
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提升，但國際上“中國責任論”呼聲也日顯高漲。實際上，中國依然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不足、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國傢。
方方(摩根大通)：無論從經濟、政治等各方面而言，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確實在日益提高，這是值得我們慶賀的事情，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傢，它要養活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能夠把這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事情辦好了，確實是對人類地球村的最大貢獻。從這個角度，我覺得中國目前仍然應該關註自己的發展，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經濟的全球化，以及資訊、交通、網絡的發展，使全球經濟連成一體，所以中國要想辦好自己的事情，不能夠衹是眼睛對內，做自己的事情，因為中國的事情已經和全球的事情分不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礦産資源進口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糧食出口國，所有這些都使得中國必須在全球範圍內審視自己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策。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應該在製定自己的發展戰略時，兼顧對內和對外兩方面的事情，應該把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適當地運用起來，使得我們無論在國際經濟、國際金融，還是國際社會等各方面的影響力都能夠有效地發揮出來。利用好中國的軟實力，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同時也為地球村的和諧發展，做出應做的貢獻。這兩方面是連在一起的。
劉二飛(美林)：中國依然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不足、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國傢，解决好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仍然是中國的優先選擇，同時也是對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
現在，不少國傢認為中國已不是發展中國傢，理由就是GDP總量排在世界第二。中國援助巴基斯坦也被一些國傢橫加議論。還有一些鄰國可能出於對中國發展的不安全感，覺得自己可能受到威脅，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一舉一動過於敏感。
因此，中國應該清醒地認識自己的發展水平和所處的位置，韜光養晦，沉着冷靜，踏踏實實發展經濟。不要聽太多雜音，也不要過度強調話語權，應把重點放在保持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上。說到底，其他國傢對我們說三道四，還是我們實力不夠。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們還是要繼續發展自己，增強實力。
汪濤(瑞銀)：從人口和經濟占比而言，中國是一個大國，這是事實。正因如此，中國應優先考慮本國發展問題；其次，隨着近年地位上升，經濟總量提高，中國對其他國傢會産生影響，這也是客觀事實，例如中國內需變化對一些産品國際價格的影響。因此，在國際舞臺上中國要承擔責任也是無法回避的；同時應該看到，在承擔責任的同時，中國也應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從歷史和現實看，儘管世界各國經濟力量都在增長，但此消彼長是必然的規律。不僅是中國，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都在上升，這必然對舊有格局産生衝擊，這需要國際間的磨合和協商。
喬紅(高盛)：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貢獻近年明顯提升。根據高盛收集整理的數據，過去5年中國年均實際經濟增速都超過10%。
在本輪危機中和後危機時代，中國的進口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現在中國的進口結構發生很大變化，除了以往的原材料和初級製成品，還有包括機械和電子産品在內的大量資本品以及消費品。
歐盟二季度的經濟增長情況較好，其中一個重要動力來自出口拉動，來自中國的需求是一個重要因素。歐盟第一大經濟體德國二季度經濟環比折年率的增速超過9%，甚至強於中國，中國對其出口的拉動功不可沒，中國可能很快超過法國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這些趨勢說明，中國過去是全球的製造業大國，輸出産品為主，現在則逐漸加大“吸”力，對外部産品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對總體需求不振的世界經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力。
當然，考慮到人均GDP、資源稟賦、人口結構、增長基礎、發展佈局、社會成熟度、保障體係、創新能力和貿易結構等各類指標，現在談論對中國“發展中國傢”的性質進行重新定義還遠未到時候。這一點在業界也沒有疑義。
鑒於中國經濟規模和影響的明顯提升，承擔責任和義務是不可回避的。但中國不應接受外部強加的責任，不應為“不是自己的過錯”負責，不能犧牲放棄自己的重大利益。現階段中國仍然處在“戰略發展期”，依然需要韜光養晦。
常健(巴剋萊)：中國正在學習如何與夥伴共處，強調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要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也應該有選擇性，應該與自身能力和發展階段相匹配。中國政府也在逐漸改變和適應自己的角色轉變，從5年前對發展避而不談，到現在越來越駕輕就熟，角色轉變正在發生。
中國需要承認並學會面對經濟發展，也要學會正面認識世界對中國的關註增加，因為這客觀上也是中國影響力增大的結果。
一個國傢在發展歷程中僅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並非最優選擇，中國該如何提高國民的文化認同感，提升國民的價值觀，打造國傢軟實力。
方方(摩根大通)：我從兩個角度來談。第一，中國有句古話，倉廩實而知禮節；第二句話是恩格斯說的，他說沒有哲學的民族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也就是說，如果你純粹衹有經濟的發展，而忽略了社會、文化和國際關係的發展，這樣的經濟發展不會長遠，你在國際上也不會受到尊重，這反過來也會拖纍你的經濟發展。
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探索，可做的事情仍很多。比如說，我們要建立起自己的國際觀，要把自己放在全球社會裏面看。每一個公民都應該認識到，我們是中國公共外交的一部分。當我們出國旅行，當我們在全球進行文化交流、外交交流的時候，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個代表。這樣一種意識，這樣一種體係的建立，現在是不夠的。
另外，中國聲音對全球傳媒的影響也還不夠。現在全球傳媒如果想得到中國信息，他們會找到中國媒體，但是如果他們想去看對希臘問題的評論，或者對意大利建築的評論，它可能不會想到中國媒體。而恰恰在這些方面，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渠道，會對國際社會的思想，特別是會對下一代人的思想、理念、觀念起到影響。
這些方面是我們可以做更多工作的地方。有一天，中國能給全世界提供新的思想，新的觀點，然後用各種可以接受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全球思想文化體係裏面去，潤物細無聲，慢慢影響全球對中國的看法，對中國的認識，這纔是中國軟實力提升的最終目標。
劉二飛(美林)：我想着重提出的一點是：首先要硬實力，然後纔有能力實現這些修飾語：環境保護、緑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精神文明建設等等。復雜的地方在於，實現這些修飾語都是有成本的。一方面，經濟必須繼續保持發展的勢頭，另一方面，又要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緑色發展，軟實力提升，這些目標加在一起就比較沉重，給中國提出了很難的課題。
實際上，一個階段內很難實現太多的目標。經濟發展的火車就那麽快，一會加上這個負擔，一會再加上一個負擔，對速度就會有影響。那麽，怎樣才能為經濟增長創造新的動力？那就要求我們繼續改革開放，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汪濤(瑞銀)：不論個人還是國傢，不追求物質利益不現實，但僅追求物質利益又不完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過強調解放生産力，解决了從物質匱乏到物質豐富的重大轉變。進入當下，中國的各級管理者在註重GDP數據的同時，如果更多地將就業、治安、民衆滿意度等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管理評價體係，可能更有利於中國經濟社會的長久發展。
中國發展的絶對速度和相對速度都很快，同時中國的大城市、東部地區和內陸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很大差別。一個國傢的發達與否，關鍵不是硬件，而是普通人，特別是低收入人群是如何生活的，他們獲得了怎樣的福利和服務，獲得怎樣的社會機會。這一點中國與西歐北歐國傢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喬紅(高盛)：現在國傢間的競爭，比規模，更比增速。這一點上中國是很突出的。從我的工作經驗來說，5年前研究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硬實力是軟實力的前提。發達國傢中像日本，我個人感覺對於老年人更適合，日本多年基本沒有增長，十年前看到的一個店，到今天還是那個樣子，沒有變化，缺乏刺激。而在中國，似乎更適合年輕人，新事物層出不窮，充滿活力。隨着中國的進步發展，會吸引到越來越多的人才，會越來越好。
常健(巴剋萊)：世界還不瞭解中國，中國要有一個大國的心態，需要有耐心給他們時間來瞭解，創造機會讓他們瞭解，奧運會、世博會都是很好的機會和平臺。近年來，中國也做了一些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開始重視傳統文化和傳統節日。一個大國不僅要有快速增長的經濟和不斷豐富的物質生活，更需要考慮嚮世界提供一種文化和制度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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