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皖南事變：國民一開始並無意消滅新四軍(圖) Wannan Incident: KMT has no intention of eradica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Fourth Army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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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變：國民一開始並無意消滅新四軍(圖) 騰訊
[導讀]近年來，大陸學者根陸續披露的史料研究，國民并州非從一開始就想消滅新四軍，而是雙方不斷摩擦、對抗，最走一個悲劇的結局。
文章原載《文史參考》2011年第1期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變爆，這是國共關係史上的一次重大轉。一串看似偶然的隨機事件鏈接在一起，背是國共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來的歷史走産生深遠的影響。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區究竟生什麽，直到今天，依舊撲朔迷離，衆說紛紜。
1941年1月，新四軍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重兵的包圍襲擊。新四軍總部9000人，除兩人在新一支隊司令員傅濤的率領下突圍外，大部被俘或陣亡。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與副參謀長周子昆在蔣介石下令停火突圍逃出，3月12日，兩人於赤坑山遭隨從副官劉厚總殺害。
皖南事變生，國共雙方互相指責國民方面認為新四軍違抗中央命令，共産一方則把這次事變當作國民蓄謀已久要消滅新四軍的一場陰謀。近年來，大陸學者根陸續披露的史料研究，國民并州非從一開始就想消滅新四軍，而是雙方不斷摩擦、對抗，最走一個悲劇的結局。
曹甸戰役使新四軍北移陷入境
新四軍是國共作抗日的産物。盧溝橋事變不久，中共中央出《關於對南方各遊擊區的指示》，明確指令南方各地的殘零散武裝，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集結成為新四軍，“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然而，中共在給新四軍的各項指示中，曾一再明確指示：一，要保證對新四軍的絶對領導；二，新四軍需要擴張和展；三，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展與擴張，能消滅則堅决消滅。於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便與國民軍隊摩擦不斷。毛澤東曾經指示新四軍所在的中共東南局：“……不受國民的限，超越國民所能允許的圍……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設政權，設立財政機關，收抗日捐稅。”事實上就是不去理會國民的軍令和指揮，擴大人槍、占領地盤、建立政權，這勢必引起國民政府的極大不滿。
皖南事變生的三個月前，陳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領新四軍江南縱隊渡江北上，挺進北地區，同駐守於此的國民韓德勤部生正面衝突。1940年10月初，陳毅和粟裕率軍攻占黃橋和姜堰，擊退數萬兵力的包圍，國民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溺死在八尺溝。國民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一共陣亡10個師級以上的高級軍官，分是兩個集司令和八個軍長。此役就打死國民的一個中將軍長和一個中將旅長。黃橋被新四軍占領，不過很快便被國軍攻占。
1940年 10月19日，國民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何應欽、白崇禧致電德和彭德懷，出最通牒，限期一個月，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赴黃河以北。同時，何白二人密令湯恩伯、李品仙以及顧祝同備新四軍進攻――這是對之前新四軍在黃橋的軍事打擊進行報。
11月9日，德出電令，同意將長江以南的新四軍移到江北。國民軍令部迅速反應，在何應欽、白崇禧的示意下擬呈《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於11月14日上報蔣介石，要求批執行。客觀來看，此前國共雙方軍事上雖有許多摩擦，但都僅限於局部，影響有限。而《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黃河以南的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和浙江省交界地區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等於動大規模的“剿共”戰爭，這不僅有礙抗戰，也很難實現。因此，軍令部的呈文到，蔣介石一直拖着不簽。
蔣介石的目標很明確，把八路軍和新四軍驅趕到黃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爾）兩省，限共産的軍事擴張即可。取軍事手段從根本上解决問題，非他此時想達到的目的。
中共方面卻得隴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經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建議，毛澤東批，華中指揮部實施對北曹甸的戰，力圖一鼓作氣解决韓德勤在在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戰役打響。
葉挺擔心曹甸一戰會給新四軍總部帶來不利影響，當天就請示中央：“北動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 毛澤東電說：“北動作無關大局。顧祝同（新四軍直接領導）可能會叫下，你們敷衍一二。北渡是讓他們一步，以大局觀，蔣、顧不會為難你們。現在開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遲。”
三天，國民軍令部作出激烈反應，要求湯恩伯部迅速東進增援曹甸。何應欽則進一步批示：“可令湯恩伯東進，但仍恐緩不濟急。故對在江南之新四軍不由鎮江北渡，准尉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綫，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若江北共軍竟敢攻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决。”
12月4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將何應欽的意見寫為正式呈文報與蔣介石，蔣當即批照辦。曹甸戰役中，參戰的新四軍因傷亡過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響最大的，是江南新四軍軍部，因為自此之，新四軍不能再走東綫，經南北移變得難重重。但毛澤東在分析各種情報判斷，如果讓新四軍繼續逗留皖南，危險會更大。因此，他堅决主張部隊迅速北移，力主兵分兩路，冒險經南北渡。
項英不新四軍北移
然而，將帥失和延誤北移的時機。葉挺和項英長期不和在新四軍中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委負責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作為國共兩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軍事幹部葉挺，在新四軍的地位則有些尷尬，內的重要報告他不能聽，無法參與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沒有項英點頭是無效的。日積月，葉挺和項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産生。
正如陳毅憶說：“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於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為葉挺是官架子，不符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堂堂，穿着整潔，平時不是穿黃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鼕夏，新四軍式軍裝不下身，隆鼕時節也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竈，還從東帶來一個廚師。葉挺酷愛攝影，閑暇時，常挎上一架從國外帶的德國産相機拍攝駐地附近的風光。國內外人士來訪時，他也總愛拍些照片以作紀念。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廚師做些東客名菜，邀請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他認為這不是無産階級的“艱苦奮”生活作風，他還是提醒其他人量少去，軍部的人就漸漸和葉挺疏遠。
而葉挺是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州起義失敗，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壓，曾憤然脫出走。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對革命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起初也有過，項英也知道毛澤東、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而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所以在新四軍中出現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批的怪現象。為此，葉挺忍無可忍，曾於1938年兩次離開軍部出走，經勸解來。周恩來還親赴新四軍軍部調解葉、項矛盾。
毛澤東曾多次致電項英，提醒他“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但應尊重葉挺的地位和作用”，“軍事指揮交由葉挺來辦”，“在新四軍中進行教育，以確定對葉挺的正確態度”，“請始終保持與葉挺同志的良好關係”。
多方調解下，葉項的抵牾有所緩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沒有消除，出現在皖南事變爆前夕。
其實，中共中央早已確定新四軍東、北展的指導思想。對此，項英從一開始就不積極，猶豫不决。出於對軍部安全的關心，中央屢次致電項英，提出“皖南軍部以速移南為宜”。陳毅、粟裕等同志也紛紛給項英電報、寫信，勸他早下决心，爭取主動，快把軍部遷往江北或南。但由於項英長期從事遊擊戰爭，害怕東進、北上深入敵無山地依托，難以生存展，一直下不移動决心。他給中央受不了許多很長的電報，一再強調移動有難，有危險。葉挺則認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軍部轉移要求，及時而重要，應當堅决執行，不應從中作梗。他項英明確示：他理解中央的意圖，擁護中央的指示。但葉挺也清楚，自己一個外人士的意見算得什麽？他抱定這樣的態度：自己有意見要說明白，項英聽不聽，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權。
直到1940年12月，形勢已萬分緊急，毛澤東也再三催促，可項英仍顧慮重重，對北移不置可否。
情勢危急，新四軍决定冒險南下
12月9日，蔣介石電：“限令黃河以南八路軍新四軍，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須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長江以南新四軍限於1940年12月31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於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黃河以北地區。”
12月10日，曹甸戰役炮火連天，蔣介石給顧祝同出特急電報：
（一）察北匪偽不斷進攻韓德勤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新四軍）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其由鎮江北渡，准尉由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行規定路綫。
（二）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照前定計，妥為部署。如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化，或至期限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决，勿再寬容！
12月16日，曹甸戰役因八路軍、新四軍無法取而草草收場。
受此鼓舞，國民軍方領導人想在軍事上徹底解决中共威脅的願望愈強烈。何應欽直接上書蔣介石，要求第三戰區應備“立即將江南新四軍予以解决”。宗南脆擬定進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戰計，密電蔣介石，要求蔣乘正面敵情“甚和緩”之機，“調整戰略配置”，增調部隊到陝甘，以“應付非常事變”。白崇禧揚言：“此次對於軍事已有把握，不至再敗”，力主由第三戰區和皖北桂軍對皖南新四軍實施南北夾擊。
基於抗日大局的需要，蔣介石對軍事將領的姓种种氏要求，堅不口。他的基本方針是:“一面則備軍事，一面則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破裂。”問題是，手令既下，時限既定，已成騎虎之勢。批受不了軍令部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就意味着國民軍必定會對黃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軍隊展開行動，屆時國共之間難免會出現全破裂的危險。
事實上，蔣介石敢於批軍令部的計，很大程度是基於對聯政策的估計。在他看來，中共的態度受聯的影響很大。而聯與日本此時關係緊張，對國民政府則態度友善，他相信，即使生戰事，至少“中共當不致擴大叛變”。但他畢竟沒有十成的把握，為此，他不得不盡力限衝突烈度，以便在萬一必須驅趕中共軍隊的情況下避免破裂兩關係。因此，他絶不同意宗南的陝北作戰計，堅持其他地方必須暫取守勢，且希望實施《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時，能把戰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規定的部隊移動圍之內，以便師出有名。
計批皇后，見新四軍仍無按期北移的决心，蔣介石明顯感覺事情會鬧大。12月25日，他專門召見中共代周恩來，以“極感情的神情”周透露他的擔心，告訴周說：“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北事情鬧大，現在誰聽說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他暗示周，再不聽令怕難免一戰，說：“我也不願意內戰，不願意自相殘殺，問題是新四軍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都是革命的，衝突决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
《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經蔣批皇后，顧祝同於12月20日密令所部，分途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包圍，構碉堡，待蔣一聲令下，便“徹底肅清匪巢”。
然而，對北移路綫中共內部一直爭論不休，沒有明確方案。蔣介石的意思是新四軍原地直接北渡，顧祝同也讓李品仙做出放行的姿態，一定程度上解除中共的顧慮。毛澤東在27日的電報中肯定直接北渡的方案，是提醒葉項“仍需對桂軍戒備，以防襲擊”。
但人在重慶的周恩來對此並不樂觀。在給中央的電報中，他稱“李品仙已在佈置襲擊我的陰謀”。党氏党姓党家史專楊奎分析，這個論斷源於12月25日周恩來得到的一份第二十一集軍關於分區清剿計的情報。事實上，這一計衹有衹不過是為防止新四軍北渡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擾”而設計的。但周恩來不敢掉以輕心，他堅持最好分批走南北渡，這與葉挺的方案不謀而。
然而，走東綫北移，即經南北渡是國民明令禁止的。因為中共之前打曹甸，新四軍也有小股部隊參戰，惱羞成怒的國民為防新四軍北移之名，再行攻打曹甸之實，早就派兩個師把守東去的道路。
形勢鈞一，中共卻未察覺。12月28日，項英主持召開新四軍擴大會議，决定冒險南下，繞開52和108師，迂到天目山，再到溧陽，待機北渡。會，項英將這一方案電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項英的電報當即由毛澤東起草項英電：“你們全部堅决開南，立即出動，是完全正確的。”接到中央的電，項英、葉挺於1月4日率軍南下茂林，按照上述方案行動。可惜，國民第三戰區在茂林的包圍圈已經形成，顧祝同等調動部隊的初衷是：如果新四軍不遵命令北移便進攻嶺的新四軍軍部。沒想到新四軍出其不意走南綫，誤打誤撞地鑽進國軍的口袋。葉挺和項英錯誤估計“現彼方軍隊正調動，佈置尚未完畢”，想趁其不備急行軍突進。悲劇已無可避免。
皖南事變爆，葉挺被捕，項英喋血
1月4日夜，新四軍9000人，編成三個縱隊，分三路開進。6日前進到茂林地區時，與國民的第四十師遭遇。葉挺主張付出一些代價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敵軍防綫，項英一直猶豫不决。在形勢十分危急的情況下，新四軍領導層為討論是否攻打星潭的會議一直從下午3時開到夜間10時，長達7個小時，得不出結論，失去突圍的最時機。這就是皖南事變中令人驚詫的“七小時緊急會議”。葉挺忍無可忍，氣憤地對項英、袁國平、周子昆說：“現在我們陷入重重包圍，不打一場惡仗不花一些代價，是衝不出包圍圈的。時間就是勝利。不能總是猶豫不定，總是沒有决心。你們的意見到底怎麽樣？請快說出來。我的態度是，錯誤的决定我也服從。現在請項副軍長作决定吧，你决定怎麽辦就怎麽辦。”
7日，顧祝同與上官相下令第三戰區第32集軍8萬多人新四軍起總攻。項英曾數次報給延安，要中央國民交涉停火，但毛澤東並無相關應。1月9日，劉少奇給毛電問起項英的情況，毛電說他什麽也不知道。
最終，項英沒有同意葉挺的主張，决定部隊由原路回族，改西南前進，使已取得一綫轉機的新四軍陷入絶境。10日，新四軍總部毛報告：“支持四個晝夜的自衛戰，今已瀕絶境，幹部全部均已備犧牲。”“請以中央及周恩來名義，速蔣、顧交涉，以不惜全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輓救。”12日，毛要周恩來“國民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周恩來在13日國民提出抗議，但為時已晚。中共中央電告葉挺：“中央决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由葉軍長、饒漱石（東南局副書記）二人總負責，一切行動决定由葉軍長下。” 在失去星潭突圍這一最好戰機，葉挺組織部隊分批突圍，以保存實力。14日，在饒漱石的建議下，為營救被在山上的部隊，葉挺下山與敵談判，結果被扣入獄。9000人的皖南新四軍部隊，最突圍出去的衹有兩人。
饒漱石見葉挺遲遲不歸，感覺兇多吉少，便組織部隊分頭突圍，經險阻，終於在17日下山脫離危險。
項英、袁國平、周子昆在離開部隊，見滿山都是敵人，又回族來隨大部隊行動。袁國平受傷，為不拖戰友而自殺。3月12日，項英一行近兩個月的轉移和隱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較小，能住下四人，就住項英及副官劉厚總、周子昆及警衛員黃誠。項英和周子昆身上帶着大量作為新四軍軍費的金條，卻引來殺身之禍。13日凌晨，劉厚總槍殺項英和周子昆，又對黃誠打三槍，取走他們的武器和隨身攜帶的黃金、銀元和金，下山國民投降去。劉厚總隱姓埋名，“消失”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52年被人認出，隨即被逮捕槍决。
皖南事變使國共作成為泡影
事變爆皇后，國共兩互相指責。3月17日，蔣介石布帛命令，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中共毫不退讓，進行擊。20日，中共中央軍委布帛重新建立新四軍軍部的命令，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委。雖然在各界的努力和斡旋下，兩暫時達成和解，但由此引的國共關係的重大改變，卻不是這妥協所能消彌的。
皖南事變成抗戰期間國共關係逆轉的一道分水嶺。事變前，中共軍隊雖然已經在獨立指揮、自行展，但它仍隸屬於國民政府，至少名義上隨時呈報請領軍費，形式上使用着統一的貨幣，遵守着統一的政令法令。國共軍事上的磨擦也仍可通過正常途徑反映協商。因此，蔣之命令或要求，一般還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事變之，國民政府斷絶對中共軍隊的一切供給，切斷與中共軍隊的一切聯繫。中共政權從此斷絶與國民政府間的一切上下級關係，自設銀行，自貨幣，自定法規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脫離國民政府而自行存在。從此調和兩關係之難，也就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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