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圓明園浩劫”瘡疤：前生今世 中國人該怪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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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浩劫”瘡疤：前生今世 中國人該怪誰?(圖) 南方都市報
[導讀]這個罹劫150周年的廢墟，仍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促使時代面對它的落敗、教訓和挑戰！
圓明園諧奇趣樓主樓三層北面的窗戶，石質窗框已燒斷。(圖片來源：《殘園驚夢―――奧爾末與圓明園歷史影像》)
圓明園的鏡子
北京西郊的一處廢墟，存在了150年，它是圓明園。中國這個東方古國最豔麗的一個瘡疤。
150年前的那個秋天的一場劫掠和那把大火，將一個王朝300年積攢的寶物裹挾而去，滌蕩的不僅是那些王公貴族的顔面，還有東方古老民族數億蟻民的尊嚴。
150年來，我們總是將“圓明園浩劫”歸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對國門的轟打；我們又總是歸結於資本主義的血腥，對生産資料的瘋狂占有。
150年來，“圓明園浩劫”一直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的不僅是西方列強的兇惡，更是東方古國的文化和科技的落後、對通行世界的市場規則寡淡無知。它告訴150年後的後人，固守國門、回避世界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
150年後“圓明園浩劫”仍然在拷問着我們。
前世今生
此照片背後有這樣的字句：“偉大的帝王宮殿圓明園，在燒毀之前，北京，1860年10月18日。”但據考證此圖為大火焚燒前的清漪園曇花閣。
圓明園海晏堂主樓西南角的兩間。此圖由德國人奧爾末攝於1873年，是目前發現圓明園被焚後最早的照片之一。
2009年的圓明園殘跡，拍攝於圓明園正式命名300周年之際。
《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之一。
請您用大理石、漢白玉、青銅和瓷器建造一個夢，用雪鬆做屋架，披上綢緞，綴滿寶石……
這兒蓋神殿，那兒建後宮，放上神像，放上異獸，飾以琉璃，飾以黃金，施以脂粉……
請詩人出身的建築師，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個夢，再添上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噴泉……
請您想象一個人類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宮殿，是神廟……
―――1862年，法國作傢維剋多・雨果描述下他心目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跡”中國圓明園
再過5天，圓明園將迎來罹難150周年紀念日。1860年(庚申年)10月18日，圓明園騰起衝天大火。英法聯軍在北京大肆搶劫後將包括圓明園在內的皇傢 “三山五園”一並焚燒，大火一直燒了三天三夜。庚申大火之前的151年，康熙將此前賞給皇四子胤
中國歷史上，從沒有一座園林，與一個傢族、一個王朝的命運如此緊密相連。它詩情畫意，它中西合璧，它集建築、園林、文化、收藏於一體，它是萬園之園，卻又是政治中樞。毫無疑問，它是大清帝國王冠上最耀眼的一顆明珠。然而，150年前英法聯軍的一場大火，使這座皇傢園林終成劫灰，也使之最終疼痛地嵌入了所有中國人的歷史記憶。
康熙賞給皇四子胤
1644年農歷四月，山海關內外，明寧遠總兵吳三桂正與李自成率領的10萬大順軍連日血戰。漫天廝殺中，多爾袞統率的關外清軍突然出現。
清人入關，戰局急轉直下。李自成敗回北京，勿忙登基。之後，一把火燒了明朝皇宮，倉皇出逃，而多爾袞的清軍則長驅直入，從朝陽門進入北京城，正式開始了清王朝367年的統治。
清軍進入北京，當時的紫禁城也已燒得僅存武英殿一處。1644年7月1日，多爾袞於是在武英殿接見前明降臣。入關不久，多爾袞即頒布“剃發令”和“圈地令”，前者要求降清漢人必須剃發束辮，後者則允許入關清兵隨便跑馬圈地，解决生計。
而入主中原的滿清皇室，由於長年生活於黑山白水之間，顯然很不習慣於紫禁城內的沉悶生活。入關之初，多爾袞即有“不堪溽暑”，另擇地築城的想法。1650年 7月31日，攝政王多爾袞諭令戶部，要求加派直隸、山西、山東、浙江、江南、湖廣、江西、陝西、江南九省地丁銀250萬兩，以輸京師備工用。
然而，同年12月31日，39歲的多爾袞突然暴斃，別處築園避暑的計劃就此擱置。是時，年幼的順治皇帝開始獨立執政。順治年間，南明王朝據守一隅、四川張獻忠餘部反抗不斷、尤其是江南一帶也接連反清。清初為平定叛亂，連年徵戰，國庫虧空，根本無力重修宮苑。清廷奏摺顯示，其中一年國庫虧損達到70萬兩白銀。
直到康熙22年(1683年)，遠在東南海面的臺灣回歸後，清王朝的版圖纔就此穩定了下來，社會經濟也開始逐年復蘇。康熙27-28年間，一次康熙到京城西北郊遊玩，在明代清華園故址，他品嚐了當地泉水，頓覺十分甘美，也深為喜愛當地風景，於是為此地取名為“丹
其實京城西北，即今天的北京海澱區，早在明代，就已是王公貴族看好的修園之所。據記載，當時京郊西北一帶，有1000多畝的水面，分別名之為：南海澱、北海澱。水域四周，蘆葦茂盛，河湖交錯。明代外戚李偉即在海澱修有清華園，後大畫傢米芾又在附近築有勺園，兩園均為明代名園，後毀於明末戰亂。
由於清初立國，即要求“文教立國”，十分重視對漢文化的學習與承繼。故而康熙及其後的清代帝王，其漢文化造詣均表現不俗，尤其以康熙之孫弘歷(後來的乾隆帝)為最。
此時，儘管已不再像順治朝時的國庫年年赤字，但康熙當政期間，國庫也並不寬裕，僅僅大體持平。於是，康熙命人在明代清華園故址之上，節略其地，重新劃出七八百畝土地，興修暢春園，而深諳漢文化精髓的皇帝本人，則是這處園林設計的最後把關者。按清華大學周維權教授的說法，當時的暢春園面積並不大，即使加上後代帝王增修的西花園，總面積也不過1000畝。一待園成，康熙就忍不住從紫禁城搬到了這處山水園林處駐蹕。
國事日見承平，康熙離開紫禁城園居的時間也越來越長，自稱“避喧聽政”。康熙46年(1707年)，眼看皇子們漸次長成，康熙開始有意為他們別築宮苑。在緊挨暢春園、一處名叫挂甲屯的地方，康熙决定將之撥給自己比較鐘愛的皇四子胤
結果不到一年，園子就大體建成。這年鼕天，年事已高的康熙按捺不住興致，率領衆人一早就興衝衝地過來冒寒遊園了。兩年後(1709年)，信奉佛教的康熙帝為此園正式賜名：圓明園，喻意“圓融普照”。即希望在此讀書的皇子胤
隨後到來的1722年春天，成為愛新覺羅皇室300年記憶裏最溫馨的一個春天。
這年三月底，圓明園牡丹臺內，千樹萬樹繞亭而栽的牡丹，一夜間燦然盛放：衹見金紅淡紫，緑葉扶疏，香氣襲人，整個牡丹園一派生機盎然。牡丹花大而美，歷來為皇傢所鐘愛，而這牡丹臺，更是於麯徑廊榭間，遍植了千萬叢，蔚然大觀。
年邁的康熙應皇四子胤
然而，也就在這年鼕天，康熙在暢春園猝然離世。儘管後人在皇位繼承權上，一直猜測康熙或死於皇四子急於繼位的陰謀。畢竟康熙離世時，50多個兒子中衹有胤
雍乾移山縮水築就萬園之園
雍正即位後，清廷已是國庫日豐。舊日康熙喜歡的暢春園，後有昆明湖，已無多大擴建空間，雍正决意大規模擴建整修自己原先的賜園――― 圓明園。
雍正二年(1724年)，為了長期園居辦公，皇帝召集成千上萬的工匠，首先在圓明園南部破土動工，增建正大光明殿、勤政殿、以及內閣六部、軍機處等大臣屬僚們的辦公場所。這便是後來的勤政親賢景區。
第二年(1725年）八月，心情愉悅的雍正首次駐蹕圓明園。但年輕的皇帝顯然也很擔心駐園招惹朝政非議，為此還特地頒諭嚮群臣解釋：朕在圓明園與宮中無異，凡應辦之事，照常辦理。自此，圓明園正式成為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等五代清帝園居理政之禦園。
入住圓明園後，雍正並沒有食言。清史記載，在雍正當政的13年期間，他每天衹休息四個小時，每年衹有生日那天才免予辦公。後人統計，這位皇帝在數萬件朝臣奏摺上批閱的文字，總數竟達上千萬字。
除了繁重冗多的公務，雍正的另一愛好與興趣，似乎全部傾註在了圓明園的營建上。雍正顯然也參與了園中景點的設計。據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記述，在宮廷御用設計師“樣式雷”傢族精心製作的園林燙樣上，皇帝總會不時提出自己的見解。按終審設計思路，人們在圓明園西北堆矗起高山，又在東南開鑿福海。從地理上看，這其實就是一幅中國地圖的縮微。
但這座實為帝國政治中心的園林並不乏味。在對園中細部景區的營建上，設計師們充分運用了樓、臺、亭、閣、廊、榭、軒、館、橋等中國古典建築式樣，並使之與山形水係、花草林木巧妙搭配，最終讓每個景區詩情畫意，而又各各不同。比如弘歷讀書時所在的桃花塢，書室周邊山坡，遍植山桃萬株。雖景區名字與唐伯虎故居蘇門閶門外桃花塢相同，然圓明園桃花之盛，已遠不是當年吳下桃花所能比。另一景區杏花春館，設計靈感則來自唐詩杜牧《清明》之意境：藉問酒傢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些充滿靈性與浪漫的中國古典建築園林景點，在園中不是一處十處，而是多達100多處。經雍正擴建，圓明園面積已擴大至3000多畝，而且後來乾隆命宮廷畫師所作《圓明園四十景圖詠》中的33景，已經全備。
乾隆繼位這年，國傢財政狀況持續好轉，國庫存銀達到 3000萬兩，相當於清政府整整一年的收入。由於牡丹臺相會，而同樣對圓明園充滿感情的乾隆，在國庫充實的基礎上，繼續耗費巨資擴建圓明園。同時，信奉 “錢聚則民散，錢散則民聚”的乾隆，也希望通過大興木土來疏散國庫年年餘積之白銀。因為，與前代皇傢工程不同，清代皇傢工程不再是無償徵用人力物力，而是 “物給價，人給錢”。圓明園也因此迎來其黃金時期。
與康熙一樣，乾隆再次六下江南，除切身瞭解民瘼國情外，煙水迷離的江南秀色也讓乾隆流連忘返。每見中意美景，乾隆必讓隨行宮廷畫師描摹成圖，然後帶回京仿建。在圓明園之東，乾隆再闢1000多畝的長春園，讓工匠們平地人工開鑿水面，以回環縈繞之水道，修造山重水復、重重疊疊之江南名景。如杭州西湖十景，皇帝連名字都懶得改，一一仿建在了長春園中。正如後人所謂：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
圓明園不僅風景園林奇佳，而且在其千門萬戶的宮殿樓閣之內，除了裝飾佈置有上等雕花紫檀傢具、精緻的古代碎紋瓷器、織金鑲銀的錦鍛氈毯外，還充斥着來自印度、歐洲、亞洲等國的各種奇珍瑰寶、各種光怪陸離的藝術精製品和裝飾品。在著名的皇傢北四閣之一――― 文源閣內，就保存有康熙時的《古今圖書大成》、乾隆時多達8萬卷的《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等琳琅滿目之書捲。
1744 年，已做了十年皇帝的乾隆躊躕滿志，不僅國內殷實富足，他統治下的帝國還是同時期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傢。是年，乾隆命令宮廷畫師繪就《圓明園四十景圖詠》，懸挂於皇帝自己安寢的九洲青晏景區。年輕自負的乾隆在雍正寫有《圓明園記》後，再作《圓明園後記》。在《後記》中，乾隆自稱：“(無論)規模之宏場，丘壑之幽深，風土草木之清佳，高樓邃室之具備，實在稱觀止”。並告誡後世子孫“必不捨此園林而重費，以重建園囿”。
然而，四年後，乾隆自食其言，按捺不住繼續造園的衝動，命令傳教士郎世寧、王緻誠負責設計，在長春園東北建造了巴洛剋風格的西洋樓景區，將之賞賜給自己寵愛的香妃。乾隆當政60年間，其後又分別在圓明園東南鄰先後並入新建了熙春園、綺春園和春熙院，形成圓明五園。乾隆14年鼕，為慶祝母親60大壽，清廷徵集上萬民工疏瀎昆明湖，再次在圓明園外，歷經十年，建成占地3000多畝的清漪園(今熙和園)。
據清史記載，到乾隆45年，北京西北郊的皇傢園林“三山五園”已基本成形，其中最漂亮的圓明三園(圓明、長春、綺春)，總面積5200多畝，園內建築面積不少於16萬平方米，而且一年之中，圓明園內日日花開似錦，堪成萬園之園。
乾隆在清漪園成後，寫有《清漪園記》。記中對他精心營建的園林各有定位：暢春(園)以奉東朝，圓明以衡笠政，清漪(萬壽山上)、靜宜(園，玉泉山上)一水可通，以為勒幾清暇，散志成懷之所。
此時的圓明園，已成為整個帝國的中心，除了每年的重大祭祀活動外，皇帝已不再回到紫禁城居住。
庚申火焚燒了三天三夜
就在乾隆精心構築皇傢三山五園之際，危險已經悄悄來臨。
1793 年夏天，英使馬戛爾尼來到北京，為83歲的乾隆帶來了天球儀等8件禮品，其中包括英國工業化後製造的一艘輪船和鋼炮。年邁的皇帝沒有像晚年康熙一樣，對這些來自西方的技術充滿好奇，而僅將之作為外國上貢的新奇玩意，陳放在了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兩年後，荷蘭使臣來京，乾隆賜與圓明園共賞水法。此後，他以“玩物喪志”為名，命人拆卸了長春園海晏堂前三處大型噴泉的水車房以及汲水銅管，改為人工打水。
此時，這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並不知道一場新興的工業革命，已經在6000海裏之外的歐洲如火如荼地進行。他不知道：1776年，美國獨立；1789年，法國資産階級革命爆發；他更不知道：工業革命帶來的資本主義擴張，百年後將危及到他子孫的王朝江山。十八世紀末的清帝國大門緊閉，對外界一無所知。
嘉慶、道光年間，清廷對圓明園的重飾修葺仍時有進行，並將五園中的春熙園和熙春院重新改賜皇親大臣。於是後人習慣將圓明三園，合稱圓明園。道光11年6月(1831年)，一個名叫奕
對這個祖傳園子的喜愛，讓鹹豐同樣在園內修修補補，不時在園內添建改建部分園林建築，並修繕了長春園玉玲瓏館、映清齋等部分殿宇。但鹹豐住在圓明園的日子並不好受，英法聯軍為打開中國市場，已經對中國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而且開埠通商、割地賠款的胃口越來越大……
在駐蹕圓明園僅五年後的1860年(庚申年)10月，由於清軍八裏橋慘敗，英法聯軍一路勢若無人進入北京城，年輕文弱的鹹豐帝，在圓明園安佑宮拜祭自己的祖先後，匆忙逃往承德避暑山莊。10月18日，圓明園騰起衝天大火。為逼迫清政府盡快改簽和約，進入園內的約2萬名英法聯軍，竟在大肆搶劫後，將包括圓明園在內的海澱皇傢三山五園一並焚燒，圓明園總管大臣文豐投水自盡。
大火一直燒了三天三夜。當消息傳到承德避暑山莊，鹹豐氣得全身顫抖，當即咳血，並在奏摺批示：覽奏葛勝憤怒！一周後，再一次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北京條約》簽訂。圓明園一劫成灰，誠如英法聯軍所預料，不僅沉重打擊了清皇室，也似乎預示了已持續300年大清帝國日後風雨飄搖的不堪命運。
殘園的“木劫”“石劫”與“土劫”
圓明園被焚，讓清皇室痛徹無比。同治7年前後，重新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後，因三山五園盡毀，不得已住回紫禁城。鎮壓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不久，一個名叫德泰的御史即上奏，建議在北京內外，按畝按戶鱗次收捐，重修圓明園。議政王奕稱此奏“喪心病狂”，將奏摺擋下，並發配德泰到黑竜江“替披甲人為奴”。後數年，同治為慶祝慈禧40歲生日，重提修復圓明園一事，因國庫虛弱、外侮當前，反對甚衆而不瞭瞭之。
光緒12年，清王室對庚申火焚中的皇傢園林又開始悄悄重修。由於重修圓明園反對甚衆，這次清王室選擇了萬壽山上的清漪園進行復建，用以慈禧太後養老。清史檔案顯示：在光緒14年前，清漪園的大部分建築都已經復建，而修園銀兩來自新成立的海軍衙門。建成後，該園改名頤和園。挪用海軍衙門軍費私修皇傢園林一事，在國難深重的清末，備受國人詬病。光緒21年，海軍衙門撤銷，清室修園工程被迫停工。
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挾同光緒倉皇奔逃西安，北京城再次慘遭洗劫。屬清廷內務府看管的圓明園，又一次涌入大量殘兵遊勇、地痞流氓，他們在園內肆意拆毀殘屋、砍伐古樹名木，將之燒煉成木炭換錢。時文記載：當時園內成天煙霧彌漫，燒炭不斷，而附近清河木炭市場炭積如山。這樣，“木劫”過後，圓明園原殘存的少量園林建築及同治、光緒兩朝勉強修葺成型的建築，徹底毀於兵匪內患。
1908年，圓明園撤銷管園大臣。1912年，最後一位清帝溥儀退位，此時的圓明園，名義上雖屬皇傢私産，但手無寸鐵的清皇室早已無力看管。
北洋政府時期，一片荒涼的圓明園又經歷了一次長達數十年的“石劫”。這一次，連園內的殘石斷碑、圍墻石礎也無法幸免。駐守圓明園的看園太監，除了不斷嚮溥儀內務府報告園內遺物被搶拆搶運後，回天乏術。從1919年起，時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令人拆毀圓明園內外圍墻，大運磚瓦石材，用三年時間，在圓明園外修成一處私人花園――― 達園。而擔任巡閱使的曹錕，為修建其在保定的私傢花園，也從圓明園文源閣拉走數十車太湖石，經由西直門裝上火車運走。遠在東北的軍閥張作霖，更從圓明園運走石件修築個人陵墓。
直至“文革”期間，仍有大批農民涌入圓明園墾荒種地，圓明園再歷“土劫”，園內部分土山陵湖沼盡被削光填平。
百年風霜，一代名園最終變得瓦礫殘垣，榛蒿滿目，一片凄涼。1967年成立圓明園遺址公園管理處時統計顯示：除西洋樓景區尚殘石雕刻外，圓明三園全盛時的 100多個景區、16萬平方米的建築，不僅地面片瓦不見存，而且能保留地下建築基址的，也僅剩20--30%；園中250座人工土山，40%被挖平；原 2000多畝的園中水面，被填占約100畝。最後能讓專傢們鬆一口大氣的是：雖被雨打風吹去，幸如今山形水係尚存。
“廢墟派”與“重建派”的爭論
1980 年8月，在圓明園罹難120周年之際，以國傢名譽主席宋慶齡為首，瀋雁冰、習仲勳、許德珩、張愛萍、史良等1538人發出倡議書，明確提出保護圓明園遺址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圍繞是否重修圓明園，國內一度引起爭議。但這次爭議的規模不大，而反對復建的理由主要集中於“沒有錢”，“國傢還窮，應該把錢用在刀口上”。
但隨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後又連續發表3封讀者來信。《北京晚報》也發表了當時80多歲全國人大代表周建人(魯迅的弟弟)的來信，周也反對重修圓明園。
“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國力貧弱，根本無力重修，當時宋慶齡等人提議是‘適當修復’，也許用不了多少錢”，人大清史專傢王道成也寫文章反駁周的觀點，周沒有回應，此事不瞭瞭之。
1983 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復，《北京市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明確規定“整建圓明園……建成圓明園遺址公園。同月，北京市政府成立圓明園遺址公園籌建委員會，並撥專款40萬元，用於修復長春園東、南、北三面圍墻。1986年7月，在福海景區整修竣工開放後，新成立不久的圓明園建設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又確定“以水為綱，以木為本，重點建設，建必有方”的建園指導思想。
1988年1月，圓明園遺址被列為國傢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6月29日，圓明園遺址公園正式對社會開放。
此後，圓明園的修整仍在繼續之中，全部從園中農民手中徵回了園內原有土地，為下一步重建奠定了土地基礎，而且綺春園的天心水面、鳳鱗洲、圓明園的山高水長、藻園、長春園的獅子林、西洋樓景區等20餘處遺址已經廓清基址，並全面補砌了綺春園東部水係自然石駁岸4960米等。
新中國第二階段關於是否重建圓明園的爭議，發生在1988-1994年期間。這個階段比較有理論性，不再衹是停滯於80年代初的“沒錢”爭論之上。北大德語文學教授葉廷芳提出：美是不可復製的，“廢墟也是一種美”，認為北京需要一個城市荒野公園，從而反對重建圓明園的做法。
1993 年，儘管圓明園東部已局部恢復，屬原建精華部分所在地的圓明園西部，仍有6000多外來人口，是養豬場、養鴨場、豆腐場，甚至還是海澱區的一處垃圾場，每天10多輛車的垃圾往園內堆。“治安也不好，那處荒地還經常出人命案”。於是，當時有人發出“救救圓明園”的呼聲。
1998年，北京市政協委員、百萬莊園的董事長陳立群再次提出修復圓明園。這一主張遭到傷痕文學代表作傢從維熙的反對。雙方在北京媒體上著文爭論，相持不下。時正逢全國兩會召開期間，葉廷芳、李學勤、梁從誡等49位文史專傢型政協委員，集中提出一份聯合提案，《堅决反對圓明園遺址公園重建》。
對此，北京市專門在清華大學搞了個圓明園研討會。當時擔任圓明園理事的王道成老師，為此專門著文《保護拯救再建輝煌》，提出應將圓明園全部納入保護範圍、整修圓明園山形水係，並進行園內緑化美化；以及在保護好現有西洋樓遺址基礎上，精心施工，恢復圓明園中富於特色的中國古典園林部分。
作為這場爭論的結果，是2000年8月1日，北京市市長辦公會通過《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按照該規劃，明確要求圓明園恢復古建面積應達到10%。
“從目前來看，圓明園內的古建建築恢復還不到1%”，王道成表示，從80年代至今，我一直主張圓明園局部恢復，未來也應該還會修，衹是一個時間問題。因為目前古建技術還存在、活的山形水係也還在，作為一個擁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皇傢園林是其應有之義，何況圓明園更是古代皇傢園林中的巔峰之作，應該為後人留下一些實體的建築精華。
鴉片戰爭下的蛋
1860年圓明園內的英法軍隊。（英軍隨軍畫師繪）
圓明園方外觀風貌。 郎世寧繪銅版畫
1916年前後的方外觀遺址。
1860年北京，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大水法。
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儀式。 佚名畫
“不能忘記”！
書法傢歐陽中石的四個大字題刻在碑石上，其鮮紅的顔色與整個紀念活動的悲情色彩相統一。這是2010年10月8日上午，在圓明園正覺寺山門廣場，北京海澱區政府紀念圓明園罹劫150周年。巨幅圓明園西洋樓老照片映襯下，一片廢墟中惟一幸存下來的圓明園古建築群―――正覺寺主體修繕、復建工程已經完工。昔日皇傢佛寺恢弘氣派的重構，再次勾起人們一種離愁般的歷史追思。
倏忽間已是一個半世紀。150年前那場“三晝夜不熄”的大火，毀損的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宮殿式禦園，還有一個王朝面臨外敵入侵時因技不如人而導致的尊嚴和利益流失。
發端於1860年10月18日的火燒圓明園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的産物。二十年前，“自由貿易”的所謂普世價值旗幟下的鴉片輸送，掀起了中西衝突的第一次近代戰爭。清王朝的慘敗，昭示了一種弱肉強食的霸權邏輯的勝利。整個帝國對西方的瞭解都顯得滯後，得知英國已退出長江，道光皇帝為節省浩繁的軍費，下令沿海各省撤軍。這樣一種相對和平主義的治國方略，在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方進一步訴求時，衹能讓歷史再次重演。
在“戰”與“和”間左右搖擺的大清帝國，褪去了往日榮耀盛大的光環。內部的腐敗、江湖叛亂和外患，一起糾結着加速將其推嚮末路。圓明園的熊熊火光，映照出一個時代東西方的落敗與驕橫。
這場浩劫暴露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年代，閉關自守者的可悲下場；而侵略者粗暴的態度，對以“天朝”自居的滿清也構成一種巨大的激勵，此後發軔於同治年間的救亡圖存戰略和民族主義運動，在內憂外患中歷經波折，卻仍不絶如縷延續百年。
華園劫難
“嗨！至少也有我們一杯，我們大老遠來的”
英法聯軍對北京城的包圍是從兩個方向展開的。1860年10月6日，飛漲的物價正睏擾着這座大門已關閉十餘天的城市，居民中彌漫着恐慌情緒。半個月前發生在與京城僅四公裏的八裏橋戰役，讓清軍再一次慘敗。敗局已定之下，鹹豐皇帝旋即避走承德熱河，而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恭親王奕此刻也逃離駐守的圓明園。手持先進兵器的異族人，在北京的城墻外打轉，並約定在圓明園處會合。
法軍比英軍較早抵達圓明園。在入園前，他們曾經歷一段無效的阻抗。英國作傢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剋・薩奈羅合著的《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法軍原本預料皇帝的衛隊會冒死保衛圓明園，但他們驚訝地發現衛隊也逃跑了。不過，侵略者遭到了皇帝500手無寸鐵的太監的既可悲又可笑的‘進攻’，他們是皇帝最後的保衛者。”
這段描述不盡準確。事實是，太監們握有武器，衝突發生時，滿洲的八品首領任亮被打死，另有幾名法國軍人受傷。根據法國侵華軍司令孟托班的記載，儘管經過長途艱難跋涉，他還是命令部隊於當晚7時占領圓明園，強行攻入，他下令占領了圓明園。
圓明園的華麗，驚呆了幾乎所有的入侵者。現存的史料中，充斥着他們不吝贊美的各種言辭。英軍遲至第二天中午到達圓明園，與法軍會合。按照英國最高指揮官格蘭特事後的說法，法軍在其到來前，已經洗劫了圓明園的部分珍寶文物，“每一個房間都有半數以上的財物被取走或遭到破壞。”但這種指控是相互的，法軍後來也反咬英軍率先掠奪這座皇傢園林。
不過，在10 月7日這天中午，英法聯軍體現了合作精神，他們决定將圓明園內的所有珍寶作為“戰利品”，由雙方對半平分。但劫掠很快變得失序。當時在現場的法國埃裏鬆伯爵說，當天下午三四點，法英聯軍委員會在忙着清點從圓明園搶來的戰利品，此時有些勤雜士兵在園裏不停地出出進進，每個人都帶了些小玩藝兒出來，“有道是：最珍貴的被拿走了，我們要進去，該輪到我們了。嗨！至少也有我們一杯，我們大老遠來的，不是嗎……秩序已開始有點兒亂了”。
秩序越變越亂。布立賽在《1860：圓明園大劫難》中，詳細鋪陳了英軍與法軍所見證的洗劫。“軍紀渙散到極點，以至於第二天宮殿外的起床號響起時，衹有 10%的英軍士兵到場集合，大多數都在宮殿裏面搶東西。”另一本書《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這樣說。至於法軍的表現，按照參與放火焚燒圓明園的行動隊成員戈登的說法：“很難想象那座皇宮的壯觀景象和法國人對它進行的令人憎惡的破壞……法國人極沒有理性，他們摧毀一切。那是一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十足的大破壞”。
最後，北京當地的居民也參加到偷取圓明園殘剩物品的行列。在英國對華全權專使額爾金下達焚燒圓明園的决定之前，這裏除了恢弘富麗的建築本身之外，其實已幾乎被洗劫一空。
人質玄機
聯軍拋出圈套論，是為後來的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
當圓明園內的珍寶文物，喚起入侵者內心瘋狂的欲念時，清朝的欽差大臣恆祺正在猶疑着如何處理手中的英法人質
以巴夏禮為首的三十餘名人質，是在1860年9月18日一次談判破裂後被扣押的。在此之前，北塘和天津都已相繼失守。清廷决定派出談判代表桂良，在天津與英法聯軍議和。道歉、賠償和簽訂《天津條約》之外，入侵者還要求進京面見皇帝。但桂良堅持入京的儀式必須聽從清政府的安排。
在談判進行過程中，英法聯軍並未停止嚮北京的進犯，並利用清朝的恐慌心理，一步步提出更高的訴求：1000人的軍隊進京，並將外交國書直接遞交中國皇帝 ―――自馬戛爾尼乾隆朝期間使華開始，如何覲見中國皇帝，一直是個聚訟不休的話題，學界通常貼給清朝迂腐與自大的標簽，獲得列文森奬的《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美國學者何偉亞著)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他反對那種文化差異導致衝突不可避免的論點。
英法聯軍已經挺進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怡親王載垣開始接替桂良，成為新的談判代表，談判地點也改在了通州。在談判進行過程中，天津的河西務鎮遭到了英法聯軍的洗劫。9月18日，英法聯軍率先發動了進攻，理由是清軍在為伏擊他們做準備。無論如何，談判是最終破裂了。重起戰端之後(事實上英法聯軍一直沒有停止入侵)，英軍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被清兵捉住，成為人質。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中稱，“巴夏禮在離北京約10英裏處的通州遇上了新任欽差大臣怡親王，並在爭執中侮辱了親王。就在此刻，天津知府被英軍士兵扣押的消息傳了過來，怡親王下令拘押巴夏禮作為報復。”不過，在巴夏禮的事後描述中，他是被主戰的僧格林沁所捕獲的。
在事後的記載中，英法聯軍一直指責清朝在談判中背信棄義，設立了圈套。法國岡城大學歷史教授泰西埃則認為，聯軍的自我辯解誤導了很多史學家，其實他們在通州拋出圈套論，衹是為後來的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是英法聯軍預先炮製出來用以指責中方欺詐，並為他們後來所犯下的罪行辯解、轉嫁，求得寬恕。
聯軍很快洗劫了通州張傢灣，9月21日，在八裏橋决戰的勝利，使入侵者的槍炮近在咫尺地對準了北京厚厚的城墻。提供補給之後，英法聯軍劫掠了圓明園。武力的威懾之下，巴夏禮等人陸續被放出，但其中也有部分人質已被處决。
北京城門也嚮入侵者打開了。在與傲慢的英法聯軍打交道中，恭親王奕不得不節節退讓，對圓明園被洗劫的抗議毫無成效，以為人質遭到虐待尋求賠償的名義，白銀的索取陡然又增加了50萬兩，英國對華全權專使額爾金還威脅要鏟平整座圓明園。雖然恭親王表達了請求，額爾金還是於10月18日下達了焚燒的命令。
“額爾金作出這個要燒毀圓明園的嚴重决定，全是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並沒有得到盟軍法國的同意。事實上，法軍統帥葛洛斯並不同意用這種極端的報復行動來破壞和談的氣氛。”臺灣歷史學者汪榮祖在《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中認為，英國人最終要燒毀圓明園，為的是讓鹹豐皇帝痛心。
堂皇的焚燒
“火光映照在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
對圓明園的焚燒，是在清軍失去抵抗能力情況下，明目張膽的一次行動。英軍為此事先張貼了佈告，並動用很多搬運車將圓明園和附近官邸內剩下且可以搬走的珍寶文物，全部搬走了。
雖然這最後一次對圓明園的有組織劫掠，收穫甚大，但仍有部分物品成為接下來烈火中的犧牲品。當分佈在圓明園各處的士兵，將手持的火把拋嚮大多以雪鬆搭蓋的圓明園諸建築時，火勢迅猛燃燒成片。
一個叫哥頓的英國上尉在傢信中說，“你絶對不能想象，我們燒毀了這個美麗而雄偉的地方。將之燒毀使人心酸，事實上，這些宮殿非常龐大，由於我們必須要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使我們無法徹底地掠奪。大量黃金裝飾當做黃銅被焚燒。很不幸，這對軍隊來說是一個讓軍紀喪盡的任務，每一個人都因為掠奪而變野蠻了。”
傢信中透露出對焚燒影響劫掠的遺憾，雖然他也認為劫掠和焚燒一樣，是野蠻的行為。這樣一種幽暗的復雜心情，在下令焚燒者的公開聲辯中，卻難覓其跡。額爾金沒有任何自責，他在焚燒開始後一周的一篇公文中說：“因為幾乎所有貴重物品都已經被拿走，軍隊到那裏絶不是為了搶劫，而是通過一個莊嚴的補償行動，來表明它被可惡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惡和憤慨之情。這一懲罰並不針對人民，相對而言，人民是無罪的。這一懲罰衹針對皇帝，他個人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負有直接責任；這不衹因為俘虜在圓明園受到虐待，還因為他最近頒發詔書，說什麽取一個外國人頭可獲一筆賞金，還宣佈他决定把他最後的銀兩拿來充做此種兇殺的賞錢。”
“正義通常都是屬於最後的勝利者。”汪榮祖有這樣的慨嘆。甚至於在當下中國學界和媒體圈內，額爾金譴責並放大中國對戰俘虐待的論點，都有相當的市場。汪榮祖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清朝當權者下令虐待歐洲戰俘，恰好相反，刑部9月18、19日的檔案顯示，他們不僅要求“不可以虐待和羞辱戰俘”，還要在日常供應上讓他們感到舒適和滿意。當然可能獄卒並未遵守這些規定，但按照蔡申之的研究，中國人被英法聯軍虐待的殘酷程度更遠遠過之。清廷天津知府即死於俘虜他的人手裏。《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此衹有短短一句描述：“巴夏禮被扣押三個星期，受到壓力，但實際上並未受到拷問。”
這些辨析在當時並無意義，因為談判根本就是不對等的。重要的是圓明園就在冠冕堂皇的言辭下被焚燒了。英軍中校吳士禮在日記中記錄下了當時的場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雲一直飄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西北方向吹來的清風，將這濃密的黑雲颳嚮北京城，濃煙帶來了大量熾熱的餘燼，一浪接一浪地涌來，無聲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說和揭露皇傢宮苑所遭受的毀滅與懲罰，日光被黑煙和濃雲遮蔽，仿佛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紅的火光映照在往來忙碌的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在為舉世無雙珍寶的毀滅而歡呼雀躍。”
在這片歡呼雀躍聲中，年僅30歲的鹹豐皇帝吐血倒地。受到英軍懲罰的當然不衹是鹹豐一人，圓明園的被焚自那一刻起，就成為一個國傢和民族的傷痕。而額爾金更深層的目的，其實是想通過這種肆無忌憚的破壞行為，為下一步的談判增加砝碼。
鴉片苦果
圓明園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國開始痛定思痛
圓明園的火勢剛熄，法國外交代表葛羅接到恭親王奕的一封信。信中聲稱接受英法聯軍提出的條件。葛羅心中的一塊石頭落地，因為在額爾金下令火燒圓明園之後，他一直擔心局勢將發生逆轉。
事實上，恭親王、桂良等人的確被焚燒行為震怒，曾在上書鹹豐的奏摺中表示，“臣等見事機如此，萬不能再議撫局。”但吐血過後的鹹豐帝，已無此前主戰時的勇氣。
恭親王在頤指氣使的聯軍頭目面前，開始收拾殘局。接下來關於《北京條約》的談判充滿恥辱，1858年不平等的《天津條約》被確認有效，並將對英法的賠款分別增加為800萬兩，香港九竜也被割讓給了英國。在天津留下一支警衛部隊後，供應短缺的英法聯軍開始撤軍。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此時距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有20年。這20年間，清廷甚少從第一次的失敗中汲取有效的經驗教訓，以至於在敵人重新發起的堅船利炮攻勢下，仍如此不堪一擊。
英法開始全球範圍的貿易與殖民，清朝卻還是依循傳統的“天朝”觀念，以一種和平友好的下俯式姿態與他國交往，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不吝讓利，但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傢不甘於此，他們想要攫取更大的利潤，為此而采取了兩面的手法，一方面宣稱文化衝突，以自己的所謂普世文明開道；另一方面，又在與清廷的衝突中，以自己單方製定的規則來評判和放大糾紛個案，並以槍炮做後盾進一步侵略。
在 18世紀後期，清朝對歐洲的貿易就已經有了所謂的“廣州制度”。而鴉片的進入中國，可以追溯到更早時，但其真正大規模流嚮廣州，則始於19世紀上半葉。為殖民利益服務的東印度公司，在鴉片貿易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國陶瓷、絲綢、茶葉等的出口對歐洲造成很大的貿易逆差，西方的白銀不斷流入中國。而鴉片貿易，最終逆轉了這一形勢。
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中稱，“到1820年代，大量的鴉片進入中國，足以供給一百萬左右的吸食者。在這一數字基礎上再加上中國本地種植的鴉片數量(雖然這個量還很小)，我們就可以意識到中國鴉片問題的嚴重性。”
鴉片進口的數量到1840年應該更為嚴重，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失，鴉片又侵蝕了衆多國民的體質和意志力。禁煙的運動開始了，而西方以“自由貿易”和“平等外交”的名義，與這個東方老大帝國衝撞。
清朝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的確過於無知。戰爭的結果，以慘敗告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中，曾詳細對比清軍與英軍的軍事力量：武器裝備方面，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兵力上，表面數字為英國遠征軍至戰爭結束時有約2萬人，與清軍相比約1：40，但因為清朝沒有警察，清軍不是一支純粹的國防軍，其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務是維持社會治安，駐防分散，所以實際動員的部隊約10萬，且因調兵緩慢，很多戰役反而英軍兵力占優；而且清朝兵役製存在很大問題，內部腐敗尤其嚴重。由此，在戰爭中一觸即潰，並不出人意料。
令人慨嘆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王朝並沒有明顯的認識世界和改革自身的積極努力，二十年後在面對英法聯軍時再嘗苦果，也是勢所必然。不過這一次，圓明園的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國開始痛定思痛。
自強運動
將瀕臨崩潰的王朝再續60年
在圓明園被焚之前逃亡熱河的鹹豐皇帝，至死沒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從臣子的奏摺中，知曉了圓明園被毀損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憤之下吐了血，並很快於次年去世。
讓後人作為話柄的是，北京條約簽署的前後，他最關心的仍是堅决抵製侵略者親遞國書。
鹹豐皇帝英年早逝後，同治皇帝載淳繼位，在他君臨華夏(背後是兩太後垂簾)的十餘年間，大清有了中興的氣象。芮瑪麗在《同治中興》序言中說，“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們終於死裏求生，再延續了60年。”
1860 年，清朝面臨的不僅僅是圓明園被焚、條約制度的進一步深化，還有揮之不去的內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朝的傑出將領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藉助了洋槍洋炮和西式輪船，它們發揮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體必須學習西方技術的認知。清朝和平主義的方略可能並沒有錯，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即使出於自保的需要也不應再對世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保守的勢力開始受到衝擊。
“從 1861年開始，‘自強’一詞在奏摺、諭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常出現。這表現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劍橋中國晚清史》說，“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後第一次出現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要與歐洲列強妥協，接受條約制度，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於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
圓明園的廢墟，仍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促使時代面對它的落敗、教訓和挑戰。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摺，提醒其謹記1860年的恥辱。當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圓明園時，收拾二次鴉片戰爭殘局的恭親王奕，表達了堅决反對的態度，認為這是一種對國傢財富的浪費。
兵工廠、造船廠開始興建，還有培育外交翻譯的同文館。更重要的是，作為專司外交的機構，總理衙門橫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鴻臚寺，牽涉到的外交業務，大抵都是有關朝貢國的。芮瑪麗將這個機構的設立看做是同治中興期間最引人註目的制度改革。《劍橋中國晚清史》則表示，“對於自強運動努力的成敗，至少是部分地取决於總理衙門的政治勢力。”
自強運動的努力成效，在後來甲午戰爭中受到檢驗。在一個習慣以當下成敗論績效的世界裏，這無疑是一個慘淡、令人喪氣的結局。但無論如何，中國被動進入現代化的徵程從此再也沒有真正意義停止過，有的衹是在社會進步的理性自負下，階段性地進三退五或原地打轉。
衆聲喧嘩。圓明園的廢墟仍橫亙在那裏，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敗的教訓，但未來的方向，仍有待發現的眼睛。(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參考書目：[法]伯納・布立賽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汪榮祖著《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英]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剋・薩奈羅合著《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美]史景遷著《追尋現代中國》，[美]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美]芮瑪麗著《同治中興》，[美]何偉亞著《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
珍寶漂流記
去年底起航的圓明園海外尋寶行動，在世人目光聚焦之下，已悄然擱淺。150年前的那場衝天大火中，究竟有多少文物流失國外，100萬，還是150萬，至今尚無清晰答案。
截至今年10月，已回歸修復的圓明園文物數字為150件，而最早可追溯至1861年的海外圓明園文物拍賣，每一次都會觸痛國人記憶中那處最敏感的傷疤。
讓珍寶回傢，即使在150年之後的今天看來，也仍然衹是中國人心底的一個夢，一個持續百年的強國夢。
數量成謎
《陳設清册》無蹤，遺失文物無法確證
鹹豐十年10月6日，對圓明園來說，是劫難之始，也是大批珍稀文物流散的發端。
這天傍晚，英法聯軍幾乎暢通無阻，就踏進了這座被歐洲人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中國夏宮。
最先進入圓明園的法軍後來回憶，第一批進入圓明園的人以為自己是到了一座博物館，那些擺放在高高低低架子上的東方玉器、金器、銀器、漆器、佛像等，無論材料還是造型，都足以讓他們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第二天，“出於一種習慣上的謹慎，大傢先是仔細觀察……還是有人經不住誘惑，先動手了，魔法破除了……”，據當年參與搶劫的英法士兵回憶，先是法軍開搶，然後是因迷路遲到的英軍加入，到第二天時，1萬多名各種膚色的英法聯軍一涌而入，搶劫陷入“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夢般”瘋狂狀態
衹見英國人、法國人、軍官、士兵，一窩蜂嚮宮室內大堆大堆的金銀財寶撲去，一些人埋頭在皇后那一個個上了紅漆的首飾匣裏翻找，另一些人則幾乎淹沒在絲綢和錦緞堆裏，有些人胸前挂滿大串珍珠，把那些紅寶石、藍寶石、珍珠、水晶往衣袋、內衣、軍帽裏滿揣滿掖，而對拿不走的珍貴瓷器木器，就用木棍斧頭打爛；英軍甚至拆走了一處宮殿的純金屋頂。
這樣的搶劫整整持續了兩天，英法聯軍的營房帳篷堆滿了各種奇珍異寶。最後迫於軍需供應不足，貪婪的部隊纔在強徵來運寶的成隊騾車伴送下，於10月8日離開圓明園，嚮北京城內進發。10天後，圓明園化作一片火海。
英法聯軍究竟掠走了多少珍寶？150年後，居然仍是不解之謎。
“按照清朝宮室管理慣例，通常各園各殿都會有一本由內務府負責管理的《陳設清册》，如清漪園36個景區，現還存有36本物品清册，每一個宮殿景區內陳設的物品都有詳細記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專傢王道成介紹，比如清漪園的清晏坊，就明確記載有兩層建築，石舫船分頭艙、中艙、尾艙三部分，第一層一進門放了什麽桌子，墻上挂了什麽字畫，桌上正中放有一本用金絲玉片刻就、可以自由翻動的乾隆手書《石舫記》等。
但讓後世研究者遺憾的是，“萬園之園”圓明園的《陳設清册》至今音信全無，不知是在庚申大火中化為了灰燼，還是被英法聯軍一道掠走？150年來，人們再也沒有尋獲這些清册的任何蹤跡。而且圓明園大火後仍殘延了近半個世紀的清王室，也從未嚮外界披露過圓明園相關損失。
2005 年，法國學者布立賽通過對國外140-150種資料的歸整研究，第一次將火燒圓明園的經過詳細披露。其在書中寫道，搶劫數天後，英法聯軍撤離圓明園時，在從北京到通州的大路上，滿載財寶的大車絡繹不絶。“每個士兵除了規定的背包外，全部都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還強迫當地農民為他們搬運東西，除此外，法軍隨行的300多輛徵來的大車上，全部是戰利品”。
圓明園遺址公園文物科科長秦靜表示，此前圓明園海外流失文物達150萬件的數字，是根據現保存下來的故宮、熙和園文檔清册推算出來的，“皇傢宮殿居所陳設大體相同，比如製造某一器物時，通常是故宮一份，圓明園一份，熙和園一份”。
“100萬件？還是150萬件？其實至今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目前國內最年輕的圓明園學術委員會委員劉陽稱，正由於《陳設清册》遺失，圓明園流失文物的數量、種類將一直成謎。
四散飄零
150年陸續回歸修復150件
遠征中國的英法聯軍，在中國發了一筆橫財，這在19世紀的歐洲根本不是秘密。
簽訂《北京條約》之前，大飽私囊的英法聯軍已開始拋售搶掠所得。可以說，圓明園文物交換，從英法聯軍士兵軍官們搶到手的那一刻起，150年來就從未停止過。
在當時堆滿奇珍異寶的英法聯軍帳篷前，每逢有人打聽有無物品售賣時，個個顯得詭秘無比的士兵們，馬上就能掏出一些金表、寶石項鏈、玉質飾品或者皮貨之類，當場進行交易。連未能參與搶劫的法國外交官，也親自跑到英法聯軍軍營，以低廉的價格，從士兵手中購買戰利品。隨便用價值480法郎的金條去換幾瓶苦艾酒的士兵，也大有人在。
10月11日，英法聯軍在圓明園公開舉行非法戰利品拍賣會，按拍賣原則，除挑選出一批最好的戰利品送給英、法兩國王室作禮物外，其它最珍貴部分將現場拍賣，所得全部由英法聯軍均分。據參與者英軍吳士禮中校估計，僅這一次非法拍賣收入，就已達到12.3萬美元。
此後，大發戰爭橫財的英法聯軍在撤退途中，一直藉機出售圓明園珍寶。在天津，法軍士兵嚮中國人兜售皇宮搶來的絲綢、皮毛、豪華服裝、玉製花瓶、景泰藍等，售出所得居然達到三四千萬法郎。在香港，即便是短暫停留，英軍也將大批從圓明園搶來的物品脫手。
英法聯軍撤出圓明園後，清廷即派兵重新占領了已是一片斷壁殘垣的圓明園，並張貼告示，勒令四周村民凡持有園中流出之物品者，一個月內上繳歸公。京城幾個小偷因藏有圓明園器物甚至被砍頭，但嚴刑峻法依然不起作用，園中之物最後也衹收回了寥寥少數幾件。
然而自1861年4月起，在英國倫敦就已有大批來自圓明園的物品被拍賣，包括玉器、琺琅、瓷器、鐘錶、絲綢等。1862年世博會期間，倫敦水晶宮展出了大批圓明園物品。1865年，參戰的英軍內格羅尼中尉在水晶宮再次拍賣了大批圓明園物品。另一名法籍士兵為了能順利拍出所掠物品，不惜先退出部隊，再到民間拍賣行公開拍售。
據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海維亞統計，1861-1866年期間，倫敦大約進行了15次包含中國掠奪物品的拍賣。而此時以及此後100多年間的中國，仍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泥沼中苦苦掙紮，對圓明園流散物品無暇顧及，而圓明園自身也仍在繼續遭受火劫之後的“木劫”、“石劫”“土劫”之災。
百年風雨後，這座曾經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的皇傢宮苑，早已變得滿目瘡痍、禾黍離離。1976年，圓明園遺址公園管理處成立。這是繼1908年圓明園撤銷管園大臣，68年後再一次專設管理機構。
1977 年10月，北京大學一住戶在疏瀎水溝時，挖出一塊刻有“柳浪聞鶯”的漢白玉門楣。這架漢白玉門楣雖呈灰暗漫漶狀態，但雕花極細，似非常之物。經圓明園遺址管理處甄辨，其確為乾隆28年禦題門楣，楣之背面還刻有乾隆“柳浪聞鶯”詩：十景西湖名早傳，禦園柳浪亦稱璇，慄留嘰囀無端聽，訝似清波門那邊。同時在北大一湖濱處，還找到了散失其間的5座石屏風、2塊石鼎。這些舊物，最初都安置在圓明園觀水法清帝寶座後邊。
經調查，原來1924年溥儀被趕出故宮後，貝勒載濤曾管過圓明園之事，正是載濤在管園期間，將一批圓明園殘留石件、雕刻等運回了自己的賜園―――朗潤園。
在北大支持下，圓明園遺址管理處用絞盤和撬杠，一點一點地將這重達3-5噸的石雕石屏，挪運回了園中，並將觀水法寶座後邊的石屏石鼎，重新安放回原處。“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園內文物回歸，以前都是流出，但這次是流入”，圓明園遺址管理處文物科負責人秦靜強調：“意義非同一般”。
在圓明園被焚147年後，經長期調查摸底，2007年6月8日，圓明園遺址公園管理處正式嚮全社會徵集圓明園流失文物。當時，不少北京單位、居民紛紛嚮管理處通報文物信息。位於西城區西交民巷的國務院某機關服務中心，一次就送回雕工精細的西洋式石洗一對、石獅一對、雕花石桌石墩等20多件文物。海澱一居民在翻蓋自傢舊房時，也主動將發現的圓明園石磚、須彌座等石質構件送回。據統計，截至今年10月，圓明園共陸續收回修復150件文物。
稍感遺憾的是，與國外大量流失的文物相比，國內目前發現的圓明園舊物，大多屬北洋政府時期“石劫”過後殘留下來的石雕、石梁、石礎、石板等物，其它書畫、瓷玉金銀器等珍品罕見。而法國學者布立賽稱，即使今天，在歐洲、美國街頭，仍有人兜售圓明園珍貴文物。
尋寶折翼
遠渡重洋第一站即遭挫折
圓明園珍寶絶大部分流散海外毋庸置疑，但具體狀況如何，一直讓衆多國內研究人員糾結。
2009年10月18日，圓明園遇焚149周年之際，在國內某著名企業的贊助下，圓明園遺址公園管理處工作人員、同時也是圓明園學術委員會委員的劉陽，决定到海外搜集圓明園流失文物資料。這個想法很快得到了管理處支持。
“出去調查圓明園文物，主要是為了完善圓明園文物資料，是為以後研究圓明園做準備”，管理處相關負責人在去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反復強調這一點。事實上，在國內近十年文物調查的基礎上，圓明園管理處也確實迫切需要瞭解海外文物部分，以完備圓明園研究資料，以及為園內部分復建工程提供參照資料。
按出發前計劃，調查人員將分三路進行海外調查，一路前往美國，一路前往英法德等歐洲諸國，一路前往日本。他們希望，一則完善圓明園現有文物數據庫，二則能與國外一些博物館共同舉辦圓明園文物展覽。
“首站之所以選擇美國，因為美國國傢圖書館是全世界最大的，影像和文獻資料都最齊全；此外美國為多元文化，便於溝通和交流，一些博物館東方部負責人和職員本身就是中國人；另外美國歷史上也從未直接參與圓明園搶劫，還考慮到英語翻譯的可行性等”，今年10月初，劉陽承認，去年海外尋寶活動的路綫設計，他們出發前曾進行過反復論證，而為籌劃這次活動，他幾乎花了五年時間查找歐洲、亞洲等國有關圓明園文物的相關資料。
“可以說，正式出發前，我們已經對海外圓明園文物有了大致瞭解，不是盲目行動”，劉陽介紹，2009年11月29日，這支由圓明園研究專傢、管理處工作人員、媒體等八九人組成的尋寶小組，從首都機場正式起程前往美國。而接下來將近一個多月的尋訪，卻讓這個研究小組感覺五味雜陳。
尋寶小組首先趕到美國國會國書館調查，在那裏，他們發現了一套名為《圓明園大木作定例》的清朝文獻。書中對圓明園修建過程中大的木工活用料，作了準確記載。如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安佑宮神龕用，雕竜身長八尺至七尺，每條雕匠四十工，竜頭六工。這意味着這條雕竜，共需46個大工方能建成。
在費城藝術博物館，尋寶小組則發現了上百件玲瓏剔透的中國藏品，其中包括有乾隆題字的娟秀鼻煙壺、瓶、印章等，兩枚印章則均有刻文，一枚刻寫着滿漢文對照的 “太上皇帝之寶”，一枚刻寫“十全老人之寶”。因這些物品均成對出現，沒有散失，專傢們估計這些乾隆御用之物，應該是從宮中成批流出。此後，在紐約洛剋菲勒檔案中心、波士頓皮博迪・埃塞剋斯博物館等處，尋寶小組尋找到了一批珍貴的圓明園舊照片。
“共五六十幅”，劉陽認為，這批珍貴的影像資料，至少可以讓圓明園研究時間縮短二三十年，研究價值高於實際價值。但顯然更多人並不這樣理解。“就連我的母親都問，去了一趟帶回了些啥沒有，也許人們認為衹有抱一兩個圓明園價值百萬的瓶子或古董寶貝回來，纔算是不虛此行。”劉陽承認，第一站美國之行回來後，海外尋寶計劃即告擱淺。
圓明園學術委員會一相關專傢透露，計劃過早中斷，一方面由於資金緊張，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海外尋寶動靜太大，已 造 成 一 些 海外博物館不 理解，甚至對尋寶小組戒備森嚴，“比如在研究人員到達之前，人傢就已經準備好了律師函等法律文案，隨時準備對抗”，“尋找時機還不成熟，很難再進行下去”。
汪榮祖，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歷任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臺灣嘉義中正大學講座教授，現為臺灣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從火燒圓明園事件上，我們看到西方文化也有野蠻的一面，我們不能像義和團一樣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但是吸取之餘，還要註重自己文化的創新。
10月中旬，圓明園罹難150周年之際，著名歷史學家汪榮祖將來訪大陸，與《1860：圓明園大劫難》作者伯納・布立賽在遺址共話圓明園興衰。
生於上海、長於臺灣的汪榮祖，現為臺灣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1981年夏，他遊覽了圓明園遺址，對這座帝國宮苑産生興趣，開始不斷搜集相關資料。20 年後，他用英文寫成的《追尋失落的圓明園》在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被全美研究圖書館權威期刊《選擇》評選為2001年度“各學科最佳學術著作”之一。昨日，南都記者連綫專訪了汪榮祖。
過於責備清朝是不對的
南都：火燒圓明園是鴉片戰爭的産物，對鴉片戰爭，有人從“文化衝突”、“自由貿易”和“平等外交”的角度詮釋，其潛臺詞似乎是過錯主要出在中國，你怎麽看？
汪榮祖：我不同意這種看法。過於責備清朝是不對的，這是過於從西方的視角來看問題。火燒圓明園發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因為武力不如人，所以抵擋不住鴉片。鴉片貿易是不對的，西方也有人批判，就像現在販毒一樣，強迫清朝接受毒品，這在現代也是不被認同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訂立《南京條約》，這是不平等條約，戰勝一方規定稅率等，使清朝喪失國傢主權。此後還不到十年，西方因不滿足現狀，要增加條款，中國當然是拒絶，最後因處理不當造成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也是一個國力的比賽，打不過西方就受西方的欺負。
這是兩種體製的衝突，西方如英國法國是民主國傢，而中國還是舊式的帝國，這兩個不同的體製互相衝突，勝負怎麽决定，不是說哪個制度比較好，而是強的制度勝利，打敗另外一個制度。事實就是如此，因為中國被打敗了，所以必須要放棄帝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傢，像德國、法國一樣。
南都：你剛纔提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面對西方進一步的要求，清政府處理不當。當時怎樣處理纔是適當的？
汪榮祖：處理不當也是因為當時的體製不同。譬如說，第二次修約，清政府在壓力下已經答應了《天津條約》，但後來發生的問題是，怎樣使條約能夠完成的問題。西方人一定要親自見到皇帝，由皇帝批準。但清朝沒現代外交概念，怕洋人。
從一些細節可以看出雙方不瞭解。中國後 來 在壓力下也答應他們來北京呈遞條約，但要求不能經過大沽炮臺―――從現代看，也是完全合理的，怎麽能夠讓外國軍隊經過自己的炮臺？！可英國人說清廷允許走的路以前是朝鮮等來朝貢走的路，非要從大沽炮臺那走。
後來，大沽炮臺開炮擊沉了英船，清軍這下士氣大振，以為可以對付入侵者。結果引來英法遠征軍。你看，都是這些細微的事情，使事態一步步擴大。當然，我所謂的清朝處置不當，包括鹹豐皇帝在是“和”是“戰”上猶豫不决，有時候覺得不對會反悔，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守信用的表現。
南都：其實，以當時的國力，中國無論是戰是和，結果是否都將是屈辱的？
汪榮祖：事後來看，據伯納・布立賽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中國軍隊並不是不堪一擊，也打得很勇敢。我覺得最主要還是指揮的問題。鹹豐皇帝和高層猶豫不决，英法聯軍雖然強但到底是數量不多，而且補給也有問題，他們10月進的北京，鼕天要來了。雖然大沽炮臺的勝利有運氣的成分，但如果搞個持久戰、遊擊戰，他們還是受不了的。衹是當時沒有這種戰略的觀點。僧格林沁十萬部隊，如果正面作戰，外國的炮打到你，你打不到他，肯定吃虧。如果化整為零，避免正面衝突，拖住他，到了鼕天他們沒有補給就沒有辦法了。
日本多層級反應，中國衹有一個反應
南都：火燒圓明園對清廷刺激很大，它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汪榮祖：對皇傢衝擊很大，但在清朝正式文獻上幾乎不提，衹是“圓明園大火”一筆帶過。可是你可以看到同治皇帝一直想重建圓明園，遭到很多人反對，也衹恢復了一部分，後八國聯軍又燒掉了。
對一般知識分子也有衝擊，清朝末期到民國，大傢一直在紀念圓明園被毀。
在决策上的影響就是自強運動，它完全是英法聯軍後發起的。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的恭親王深受刺激，他親自發起了自強運動。
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也會有影響。民族主義蠻復雜的，它其實是從西方傳來，中國原來沒有國傢概念，衹是效忠朝廷。後來纔有國傢意識，加上近代一直受外國欺壓，民族主義纔強了起來。
民族主義有兩種：防禦性民族主義和攻擊性民族主義。中國多半是防禦性民族主義，攻擊性的民族主義像二戰時期日本、德國即是。當然，中國現在強大後，有人擔心會變成攻擊性的民族主義，但我覺得中國這方面和西方比起來比較保守，傾嚮和平。
南都：清朝、元朝對外擴張似乎也蠻厲害。
汪榮祖：元朝、清朝因為是邊疆民族，而且他們的擴張像美國的西部擴張，不是海外擴張。你看清朝的實力那麽大，它可以把越南朝鮮都並吞嘛，但它沒有。
南都：從這個意義上講，鴉片戰爭是不是逼迫和平主義國傢進入戰備競賽中去？日本也是美國入侵的刺激下開始維新，但它發展後馬上開始侵略。
汪榮祖：鴉片戰爭是外國打到門上來。日本也是一樣，1853年，美國一個艦隊進入東京灣，逼迫日本開放，日本受影響比較大，馬上明治維新。東京灣的地形，使不僅主政者，老百姓都可以看到外國“黑船”，所有人都感到外國勢力無法抵擋。但是鴉片戰爭離北京太遠了，主政者都看不見，所以等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打到北京，這樣纔有自強運動。
日本沒有像中國受到那樣大的壓力，雖然它也與美國簽訂了一些不平等條約。但西方國傢的主要焦點在中國，日本利用這個空隙振興起來，它利用明治維新，到了20世紀初也參加了列強的俱樂部。
南都：有一種觀點認為，通過清日面對外國壓力的反應不同，說明清政府還是振作的精神太少。
汪榮祖：歷史研究是很復雜的問題。有一個美國學者賴肖爾，肯尼迪時代做過日本大使，他認為中國和日本反應不同，是因為制度關係。日本還是封建時代，雖然是幕府，但下面有200多個大名―――封建領主，受到打擊後，有很多層級的反應。其實封建領主大多數也失敗了，但其中有4個藩成功了，靠沿海做生意振興，幫助天皇明治維新，把幕府推翻了。所以日本的機會比較多。日本是沒有經過革命的，而中國一直革命。
中國就一個反應，來自中央政府。一個衝擊一個反應，所以如果這個反應失敗，就失敗了。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有道理。
焚園有毀滅證據意圖
南都：額爾金將下令燒毀圓明園說成是一種正義的復仇？這種觀點當時在英國也很有市場。
汪榮祖：這是個藉口。他說西方俘虜有被虐待，有的還致死，因此火燒圓明園是一種報復。但你看英法聯軍登陸後，造成多少中國人的死亡？還將天津知府俘虜後殺掉。戰爭的殘酷是雙方的，當然中國當時監獄情況不好，可鹹豐皇帝並沒命令虐待戰俘。額爾金發現鹹豐皇帝很在乎圓明園，而且恭親王還一再要求不要燒圓明園，為了使鹹豐皇帝痛，就燒了圓明園。可是在我看來，這是所謂“勝利者的正義”。
南都：英法聯軍留下不少有關鴉片戰爭和火燒圓明園的記錄，被史學家廣泛采用。現在來看，相關言辭的可信度是否也要重估，因為入侵者可能為合理化自己的行動，用謊言來尋求開脫？
汪榮祖：這個是當然的。譬如，為什麽西方人要火燒圓明園？我認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毀滅證據，這也是原因之一。因為當時圓明園內好的寶物都被搶光，現在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博物館也可以看到部分。而這種行為在當時的西方也是不對的，戰爭不是搶劫。圓明園中的東西燒掉了，就一筆勾銷。而西方人將虐待俘虜大肆渲染就是一種很好的藉口，他絶對不會公開說因為毀滅證據而燒掉圓明園。
南都：在特拉維斯・ 黑尼斯三世、弗蘭剋・薩奈羅合著的《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中提到，在英國火燒圓明園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額爾金成為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這種行為為何獲得這麽大的擁戴？後來，是雨果等的抨擊纔使形勢扭轉過來，為什麽又會發生這種轉折？
汪榮祖：因為英法聯軍很成功，加起來衹有1萬多人的部隊，就把北京占了，傷亡也很少。而且額爾金有報告到英國去，形容俘虜怎麽被虐待。英國首相說，聽到這個報告，感覺令人發指。這就像現在的媒體將情況進行了渲染，發揮了作用。但事後，雨果等高級知識分子進一步瞭解情況，當然發現這是不對的，完全沒有道理。當時他們宣稱西方文明，但火燒圓明園卻把野蠻的一面表現出來。在中國看來，這就不是西方的文明，而是西方的野蠻。
追討國寶需法律政治齊下
南都：國寶流失在外，如何追討這個問題，你是如何看待的？
汪榮祖：因為時間過了這麽久，當然會有睏難，但應繼續追討。而且追討也不僅是中國一國存在的問題，像埃及、希臘也都如此。
南都：鼠兔首在國外拍賣的時候，有中國人進行了詐拍，引發很大討論。你怎麽看？
汪榮祖：大傢在玩嘛，這是一個遊戲。有人對此批評，我認為無所謂了。本來這個東西就是被搶走的，詐一下也無所謂嘛。
南都：關於追討國寶，有什麽好的解决辦法麽？隨着中國國力增強，國寶回歸的問題是否相對更容易解决？
汪榮祖：國力增加，肯定對文物回歸比較好。現在從法律上追討比較麻煩，因為時間太久了，需要法律與政治雙管齊下。
維持廢墟意義更大
南都：圓明園是否重建，100多年來也發生過很多爭論，你覺得如何處置這片廢墟比較恰當？
汪榮祖：我認為把它完全修復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完全復原後也是一個假的東西，而且搞原來的圓明園也不適合現代，因為它原來是給皇室傢族用的。而且修復的工藝恐怕遠遠不能和原來比，這樣的修復反而不好。我去過珠海的圓明新園，感覺不成樣子，做工非常粗糙。還是維持廢墟的意義比較大，廢墟對遊客有種悲壯的感覺。
南都：今天重溫火燒圓明園，中國人該汲取什麽教訓？
汪榮祖：最重要的是國傢要強，你弱就要受欺負。
另外，從文化角度來看，我覺得整個華語世界，文化上現在還是跟着西方走。雖然西方有長處，但我們不能衹是跟着他屁股後面走。從火燒圓明園事件上，我們看到西方文化也有野蠻的一面，我們不能像義和團一樣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但是吸取西方文化之餘，還要註重自己文化的創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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