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張聞天獨子:父親和毛澤東沒分裂 反對他娶江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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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獨子:父親和毛澤東沒分裂 反對他娶江青(圖) 中國新聞網
1976年，張聞天去世前與夫人劉英攝於江蘇無錫。供圖/何方
張虹生 2011年1月10日攝於北京。供圖/陳靜思
我的父親張聞天：曾被遮蔽的總書記
有人提出說：不爭權的張聞天為何在1938年與毛澤東關係惡化？其實父親跟毛澤東沒有分裂，是父親反對他跟江青結婚而已
本刊特約撰稿/陳靜思
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與衆多開國元勳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張聞天的獨子、72歲的張虹生在這裏安靜地居住着。
循着張虹生提供的大新村住址找過去，沒想到，鄰里里程沒人。直到老人的外孫放學學家全家家庭家乡，知道這是他女兒的，他本人不住這裏。我直奔張老現住處。
“你可能不相信，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對這個簡潔的新居一臉好奇，張虹生告訴我。
訪一直持續到晚上。但是，關於張聞天的一切我們談到皮毛。對於這樣一個經麯、思想深邃的歷史人物，我們需要時間。
次日，我們繼續。張虹生記憶中的父親一點點重新清晰起來。
“父親去世，骨灰盒上連名字都沒有，而且沒入殯儀館正廳。”張虹生說，“父親的日記交上去，我自己也無法看。思念起父親，有時候想起的是傷心的往事。有時候想翻翻父親的日記和讀書筆記，但是，都已經不可觸及。”
調離外交部、調離中國社科院經濟所、遣送至東肇慶、遷居無錫……在兒子眼中，變故一次次地打擊着張聞天，“官越做越小”。
張虹生很少談父親：“我一直沒有寫關於父親的文章，因為母親不讓我寫，她說兒女寫父母永遠沒有說服力。的確是這樣，不用說兒女寫，本人寫的自傳很多都沒有說服力。第一，根現在寫過去，得用現在的要求去寫；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噓。”
圖書館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
我10歲和父親第一次見。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烏魯木齊)。我出生時，父親還在擔任着日理萬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我出生不久就被寄養在迪化八路軍辦事處，由一位幹部的母親照管我的生活。母親身到延安。
1949年，東北局勢日趨穩定，我被警衛人員送去見父母。那年，我已經10歲。因為我從小聽過許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聽我父親是不是司令員。當聽說是什麽書記時，連連說不好，還是司令員好，佩手槍、騎大馬……
第一次見到父親時，現他沒有盒子手槍，也沒有騎高頭大馬，真有些失望。但來現他和媽媽每天是坐小汽車去上班的，感到這汽車比我坐過的馬背搖籃要好，特想去試一試。但父親不許。
那時候，鄰里里程有勤務員、警衛員、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顧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讓。從小學5年級開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當時，我認為他們對我嚴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歡我。
1979年，父親平反，組織上為落實政策，有意讓我北京，順帶照顧母親。當時我是很想北京的，但母親不同意，調函都到我手，母親卻又退去。
這情況在文革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我也沒什麽說的，因為我已經習慣。他們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該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們在這方面特註重。
母親到中紀委工作，把我看得很緊，决不允許有任何特殊化，甚至連我評職稱都預。她固執地以為，要工作現好，不用申請，“自然就會被選上”。
我在南京大學工作的20多年，再沒申請過職稱，也沒幸運地被自然而然地選上。一直到退休，我都是學校圖書館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
來，我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頂着“右傾壞學生”的帽子在新疆勞動以，我知道在大躍進問題上、廬山會議上，我父親沒錯，他是對的。勞動之我受不了不少書看，慢慢地久，我和父親的思想就接近。
父親1967年沒有工作。我從新疆來，他對我特好，這時候真正顯露出來他的父愛。他很關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資低，撫養小孩難，在肇慶監管時，他還從每月120元的生活費中扣下15元補貼我用。平日，他除看書寫作外，喜歡跟我在一起討論問題，經常把我叫到身邊。這個父愛是說不出來的，對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還是很嚴，一直到他去世都是這樣。
我沒有任何父親的遺物，都捐。我父親來的筆記、日記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媽不讓。捐出去，我現在也看不到這些日記，我不是員，不能隨便看。
現在想起來，如果文稿在我手，想要的可以來印，這樣對父親的研究會更透徹。但是現在不解密、不讓看。比如，我父親在外交部這一段歷史，外交部不讓看，因為牽扯到我父親的外交觀和當時執行的外交觀不完全一樣。比如說，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我父親的觀點是世界的趨勢是和平的，他說，我們起碼能爭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爭取到之，世界大戰就更難爆。毛澤東則一直強調戰爭和備戰。
其實，父親的日記我也沒看過。他的日記很多，最寶貴的是16本日記，記錄從廬山會議以到經濟研究所的經，來抄時被封存，說遺失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始終過着“標時鐘”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應酬，要在，幾乎全泡在書房，足不出戶。每次周末去學校之前，等到我跑去父親告別時，我甚至能隔着房門，說上一句：“我走。”好一會，房門內傳出一句：“知道。”
被遮蔽的總書記
顧父親的一生，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就是毛澤東。
1934年1月，父親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维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當時，毛澤東沒有實權。我父親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現在的總理，下轄12個部。
原來毛澤東是中華蘇维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主席，同時是人民委員會主席，擔任兩個職務。我父親替代他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之，共産國際是相當不滿意的。共産國際對我父親一直不大欣賞，說是我父親在聯的時候就不那麽聽話。
毛澤東來掌權，在於他有幾個特長。第一是他指揮打仗確實行，比我父親強；第二是共産國際一直支持他。
在中共史上，有一段洛(洛甫，即張聞天)毛作的歷史。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曾經說過當時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决一大半。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作正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然是毛澤東言。父親在反報告中把博古的報告批一通，這個反報告是毛張作的結果。因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講：“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綫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但是，現在一直說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實際上遵義會議既沒有確立他在內的領導，也沒有確立他在軍事上的領導。遵義會議上大選的總書記是我父親，我父親當時不肯當，一再推辭，所以遵義會議上最沒有做决定。毛澤東是在遵義會議上由於我父親的提名和大的支持進政治局常委，四個常委他是排名最的一個。我父親到延安以給共産國際報的組織機構時也是這樣寫的。
從1935 年春遵義會議，到1938 年六屆六中全會，將近4年，父親一直是中共中央的總書記，六屆六中全會以高才口才奴才蠢才天才人才之才英才多才賢才群才唯才幹才詩才降才五才乏才文才懷才奇才才能才路才力才高才伐才格才望才理才思才郎才哲才智才雄才英才情才分才略才貌才人才子才疏逐步把這個職務交給毛澤東。
1997 年3 月22 日，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任紅三軍政委的楊尚昆同我母親談話，對這個重要史實作明確的說明。楊尚昆說：“遵義會議以，不知你們註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麽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20來天，不能再拖，中央常委作出决定，聞天同志這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擁護的。”
中央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張聞天圖册》，以“在總書記崗位上”為標題，明確記述，張聞天遵義會議“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傳》修訂本中單“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節。書中還加一條較長的註釋，列舉張聞天、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楊尚昆、伍修權等六位遵義會議參加者關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說法作為根。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聯國，傳達共産國際的意見，中國共産應以毛澤東為首解决團结問題。而當時毛澤東是軍委主席，還不是總書記。父親就跟毛澤東說，我把總書記職位讓給你。但是毛澤東要父親將總書記繼續當下去。
從那時起，父親雖然形式上還主持中央會議，但實際權力都交給毛澤東。
我父親跟毛澤東的過渡是非常平穩的。來好多幹部講，那時候我父親讓權給主席是對的，那時候主要是戰爭時期，軍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說：不爭權的張聞天為何在1938年與毛澤東關係惡化？其實父親跟毛澤東沒有分裂，是父親反對他跟江青結婚而已。
1938年，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中央的位領導父親反映，希望他出做做工作。父親覺得很為難：結婚是個人私事，別人不便預。父親經過反考慮，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一封信。信寫得比較婉轉，大意是：你同賀子珍不來，離婚，大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對你，都不大好。聽說毛澤東讀完當場把信撕，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銷社酒席兩桌，父親自然不在邀請之列。
《楊尚昆憶張毛交惡》，尚昆叔叔說，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滿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對他和江青結婚。來，他們兩個關係就越來越僵。
為這事，我母親還說過父親，說你為什麽以個人的名義寫信呢，以中央的名義多好呢。
父親的最歲月
“文革”開始，在北京的父親，遭到一次又一次批，被“監護”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監護”，遣送東肇慶，開始嶺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東肇慶實施軟禁時，上通知：張聞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對外保密。父親說，既然我是普通人。就叫“張普”吧。“張普”這個化名一直伴隨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親。當時，父親的冠心病已經很嚴重，除隔日與保健醫生下盤象棋，幾乎沒有其他活動。見到我，他又開始談論國經濟政策。
現在想起來，印象最深的場景就是我從肇慶新疆，他很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動，坐在路邊大口地喘氣，雙手捂着胸口，面色紫。我自己去的碼頭，他一直在那兒看，看着我走遠。我回頭次看，他一直在那兒看，那是一種深沉的註視、使人心碎的註視。30多年過去，至今我仍記憶猶新。而以前，父親從來不送我。
從1972年起，父親曾多次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信，要求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鄉上海養老，但同樣得不到批；1975年4月，他再次寫信要求遷往離上海近一點的州或無錫居住，終於准尉。
但當他到達無錫時，他的生命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1975年，我幫父親搬到無錫。一個月，我要帶着小女兒新疆，臨行前父親拉着小孫女的手一再說：“真不得你走啊。”但是，父親想留下孫女也沒辦法。
一年的7月1日，父親突心病去世。不許召開追悼會，母親備的花圈上也能寫“獻給老張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寫張聞天，還是寫着“張普”。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還在新疆。我接到江蘇省委來的電報說父親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請假往趕。
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我趕到無錫時，父親已經去世十天。我這個他唯一的兒子竟連他的最一面也沒見到，真是欲哭無淚。
等我見到母親時，父親已是殯儀館雜物間的一盒骨灰。
我去的第二天，母親帶我去看父親的骨灰，放在一個很小的儲藏室，不進正廳。就他一個人單獨地被放在儲藏室。
父親去世的這一天，是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兒，也是在7月1日這天出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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