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

事件: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

國度: 中國

朝政: 中國抗日戰爭

事件類型: 文化

日期: 1943年三月10日

地點: 蘇爾特

參與者: 蔣介石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

事件經過:

　　3月10日,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
　　
　　作者：蔣介石
　　年代:1943年3月30日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
　　內容：《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認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書中“痛心疾首”的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絶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衊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産”……等等，這背後透露出來的是一種什麽情緒呢？其實是在強勢的西方文化衝擊下，所發出的一聲嘆息，是不甘舊的宗法制度土崩瓦解的“招魂麯”。
　　
　　
　　蔣介石為何要寫《中國之命運》一書
　　1943年大後方最紅極一時的書非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莫屬了。
　　此書共8章，10萬餘言，其內容比較含混，既有點像是史論，又摻雜了一些哲學思想在內。有人說該書出自蔣介石的“御用文人”曾希聖之手，但我想出自誰手並不重要，因為不管是誰捉刀，體現了當時中國“最高領袖”的思想是毫無疑問的。
　　衆所周知，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浴血禦侮的艱難時期，蔣介石為何要推出此書、要告訴中國人什麽呢？這有必要簡略介紹一下該書的基本內容：《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認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書中“痛心疾首”的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絶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衊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産”……等等，這背後透露出來的是一種什麽情緒呢？其實是在強勢的西方文化衝擊下，所發出的一聲嘆息，是不甘舊的宗法制度土崩瓦解的“招魂麯”。
　　理解1943年的抗戰歷史背景，就明白蔣介石這種麯折隱晦的苦心了。中華民族正面臨着對日抗戰、艱難困苦的關頭，做為民國政府首領，國共合作後共認的抗戰領袖，面對着的是危機四伏、滿目瘡痍的中國，他怎麽會有心拋出這麽一部帶有“學術性”的論著呢？為什麽會在抗戰這一特殊時期對中國舊的文化和倫理道德觀念如此熱衷，樂此不疲的大加宣傳倡導呢？其實關於這一點，抗戰以來蔣介石政府的宣傳機器就一直開足了馬力，竭力頌揚古來中國的道德文章，渲染昔日華夏的榮耀輝煌，反復論證西方文化之不符合中國的“特殊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企圖以“國傢至上、民族至上”為藉口，激發中國人在外敵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用傳統的道德理論束縛國人思想，變相的為鞏固其獨裁體製服務。這一點共産黨看的很透，當時即藉助國民黨政府的“有限民主”間隙，對這部“領袖著作”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和批駁。
　　這樣來看，老蔣的用心就昭然若揭了：《中國之命運》衹不過是他意圖藉鼓吹、倡導“中國化”，達到其否定民主與科學旗幟的目的，而其中的“民族主義”更能迷惑一些人。但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國統區嚴格實行黨化教育，禁錮思想，壓製言論自由的一係列舉措，卻使他的該理論很快露出了馬腳，反而很快促使了中國人的覺醒：不論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把“中國人的固有的德性”說的多麽娓娓動聽，骨子裏都不過是要求人們回到“思不出位”的宗法社會中去，打扮的如何華麗，也掩蓋不住其本質上是專製君主們上演過的無數次愚民之術罷了。
　　歷史發展至今，《中國之命運》一書早已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它不過是證明了一個如何拒斥世界潮流而終究被世界潮流所拋棄歷史思想個案，也可以說是歷史滑稽劇中的一幕。
　　儘管至今尚有人企圖將它的內核喬裝改扮重新移植搬上舞臺，可惜是觀衆太少，和者甚寡，衹好對着空曠迷茫的原野，聲嘶力竭的吶喊了。
　　
　　1943年3月，蔣介石授意陶希聖（原名匯曾，筆名方峻峰）執筆寫《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是當年最紅極一時的書。歷史學界一般認為這是蔣介石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回答。《中國之命運》出版後，毛澤東也組織了一幫“文官”予以反擊。國共之間的一場“筆戰”拉開帷幕。
　　
　　蔣介石“以書明志”
　　
　　上個世紀40年代初，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毛澤東於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中共官方認為，《新民主主義論》與毛澤東此前發表的《（共産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等是配套的理論，標志着中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綫和相應的一整套具體政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係。而歷史學家也認為，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體係不僅是出於路綫指引的需要，也是對蔣介石反共的回擊。
　　
　　在此背景下，蔣介石召來汪精衛的舊部陶希聖，要他主筆寫《中國之命運》一書。此書的主要篇章分為：（1）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2）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戰；（5）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6）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7）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决定的關頭；（8）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該書的基本內容是要中國人“事事以民族為本位”，“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傢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與此同時，重申“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無論在戰時或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在其它講話中，蔣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國傢至上。”
　　
　　書中還譴責：“世界上那一個國傢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傢統一，而阻礙他政治上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怎麽能不禍國殃民？”即指斥共産黨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搞封建割據。
　　
　　《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認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
　　
　　書中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絶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衊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産”。
　　
　　書中更是強調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絶不像其它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蔣介石以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
　　
　　毛澤東召文官“反擊”
　　
　　《中國之命運》出版後，一時之間在國內引起強烈震動，非常暢銷。而毛澤東也立即部署輿論反攻，這些“秀纔”官員包括：政治秘書陳伯達，還有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等著名文人。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原擬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毛澤東審閱了全文，改標題為《評〈中國之命運〉》，並改署陳伯達個人名字。
　　
　　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一段，是毛澤東親筆所加：“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麽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姦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
　　
　　“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麽中央周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藉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布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陳伯達的文章於7月21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當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陳伯達同志《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册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陜甘寧邊區印一萬七千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它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註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這場筆戰後來演變成意識形態之爭：國民黨的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中共的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必修之教本”。兩黨的筆桿子總部——中宣部為此大唱對臺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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