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利瑪竇與《山海輿地全圖》

國度: 中國  

朝政: 明代

國君紀年: 明神宗朱翊鈞萬歷十二年

事件類型: 熱門

日期: 1584年  

地點: 中國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事件經過:

  利瑪竇在肇慶時,到他房間去的文人們最喜歡的東西之一,就是他挂在墻上的那幅《山海輿地全圖》。利瑪竇在日記中記載,許多中國人第一次看到這幅地圖時,簡直目瞪口呆,不知說什麽好。因為幾千年來的“夷夏之分”使中國人自認為在世界上衹有自己的國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蠻荒之地,而且中國歷來地處世界的中心。現在這幅地圖上竟然在中國之外還有那麽多的文明國傢,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國在世界上竟不處在中心地位,與整個世界相比,泱泱大國的中國竟如此之小。
  
  利瑪竇看出了這幅地圖對中國文人的衝擊,為了使中國人更容易接受,他重新繪製了一幅地圖,將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心位置,以滿足當時中國人“華夏中心”的想法。反正地球是圓的,利瑪竇這樣畫也沒有違反什麽原則。一時間,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成為文人的熱門話題,根據洪煨蓮(1893—1980)的考察,在1584—1608年間,它在中國先後被翻刻了12次。
  
  1601年利瑪竇到達北京後,與在工部任職的李之藻交上了朋友。他與李之藻一起將《山海輿地全圖》放大重製,然後刻版刊行,這就是至今仍存的《坤輿萬國全圖》。這幅“萬國全圖”還被呈給萬歷皇帝,據說萬歷下令用十二幅絲帛織成全圖,裝在六對大屏風裏,每天坐臥起居都要將屏風地圖看上幾遍。
  
   利瑪竇《輿地山海全圖》,見於明代章潢《圖書編》。
  
  利瑪竇的地圖給當時的中國人帶來了什麽新的東西?它憑什麽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文人書生的喜歡?又為什麽會受到另一些人的強烈反對?其中的原因,大約有以下兩條:
  
  第一,它打破了“夷夏之分”的傳統觀念。遠在春秋時代(前770—前476),孔子從政治統一的角度出發在《春秋》中主張“尊王攘夷”;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在《論語》中主張“用夏變夷”。“夷夏之分”從此成為一種重要的儒傢傳統思想。先奏儒傢通過“夷夏之辨”,確立了華夏文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自信心和優越感。宋代理學家石介(1005—1045)的《中國論》說得最為明白:“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之外也,中國內也。”這種文化上的自信心和優越感,一直支撐着中國士人的天下觀。而在利瑪竇的地圖面前,文人們突然發現華夏並不等於天下,在這個世界上,中國之外也並非都是蠻夷之地,遙遠的歐羅巴文明幾乎和中華文明一樣燦爛,那裏“工皆精巧,天文性理無不通曉,俗敦實,重五倫,物匯甚盛,君臣康富,四時與外國相同,客商遊遍天下”。延續幾千年的“夷夏之分”瞬間突然倒塌,這種衝擊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利瑪竇的地圖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晚明文人李維楨(1547—1626)看到地圖把中國畫得很小,生氣地認為利氏“狹小中國”。那些堅决反對傳教士的人更是怒不可遏地說:“乃利瑪竇何物?此外國一狡夷耳!”利瑪竇把中國所在地說成是“亞細亞洲”,這些人又拿出《爾雅》、《說文解字》,考證“亞”字就是“小”、“次”,就是“醜”、“微”,反正不是好意思,以此指責利瑪竇居心叵測。
  
  擁護、贊同利瑪竇地圖的人也不少。刻印《山海輿地全圖》的郭子章(1542—1618)說,“利生之圖說是中國千古以來未聞之說者。”不少文人在接受利瑪竇的世界觀的同時,開始逐漸走出“華夏中心”的傳統觀念。和傳教士多有接觸的瞿式榖說:“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在他看來,像利瑪竇這樣的西洋人,忠厚老實,思想深刻,待人本分,雖然遠在幾萬裏之外,但那裏也和華夏同樣是禮儀之邦。1602年李之藻在《坤輿萬國全圖》的序中說:“昔儒以為最善言天,今觀此圖,意與暗契。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於茲不信然乎?”李之藻已經完全突破了“夷夏之分”的思想,改以一種開放的態度看待東方和西方,力求會通中西。
  
  一幅地圖,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文化觀。利瑪竇的地圖,從文化上第一次打破了串國幾千年的“華夏中心論”,就此而言,給予它再高的評價也不為過。
  
  第二,它打破了“天圓地方”的傳統觀念。在中國第一個宣傳地圓說的並不是利瑪竇,而是道明會傳教士高母羨(Juan Cobo,?—1592)。他寫了一本《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明確提出了地圓說,但這本書在中國並無流傳,直到1952年方豪纔在西班牙國傢圖書館裏發現它。而利瑪竇的地圖是廣為流傳的,他在地圖中說:“地與海本是圓,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清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對見到這些文字的中國文人來說,地圓學說帶來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楊廷筠說:“西方之人,獨出千古,開創一傢,謂天地俱有窮也,而實無窮,以其形皆大圓,故無起止,無中邊。”利瑪竇自己也說,他令中國整個思想界感到震驚,因為幾千年來,他們纔第一次從他那裏聽到地球是圓的。
  
  當然,反對者也大有人在。張雍敬便反駁說,如果地球是圓的,地球四處都有人,那麽在球下面的人豈不是頭朝下站着,球兩邊的人豈不是橫躺在球面上?這些問題今天看來是很可笑的,但當時張雍敬的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
  
  對利瑪竇引入的地圓說還有另一種看法,即這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並非西洋人所發明。清初天文學家梅文鼎便說: “地圓之說,固不自歐邏西域始也。”這涉及到中國古代的“渾天說”理論,漢代天文傢張衡(78—139)認為,“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實際上,這種“渾天說”仍是主張“天圓地方”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古代的“渾天說”衹是一種理論設想,而西方的地圓之說是大航海後經過實踐證明的。
  
  西方地理學傳入中國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艾儒略和中國文人楊廷筠合作出版《職方外記》。《職方外記》明刊本署名是“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匯記”,所謂“增譯”,艾儒略在書的序言中說:“茲賴後先同志,出遊寰宇,合聞合見,以成此書。”這些“同志”就是前後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龐迪我、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1575—1620)、鄧玉函、鄂本篤(Benoi de Goes,1562—1606)等,艾儒略根據他們帶來的西方地理學書籍,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所見所聞,加以翻譯和整理而成此書。
  
  很可能是出於楊廷筠的主意,這本書的名字很有特點。在中國周代(前1046—前256)的官職中,就有“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的“職方氏”。傳統的“職方記”中,無非是“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這些地方,這就是中國人心中的天下。艾儒略的書以《職方外記》為名,就是要告訴中國人,在你們傳統觀念的天下之外還有天地,用意十分明顯。
  
  全書一共五捲,捲首為《萬國全圖》和五大洲分圖;第一至四捲分別介紹了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非洲)、南北亞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瓦臘泥加(南極一帶);第五捲為四海總說,包括海名、海島、海産、海道等。書中還詳細地介紹了當時西方最新的地理知識,如講到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也是傳教士第一次嚮中國介紹哥倫布。研究者認為,艾儒略的這本書“不單對中國人來說是一部陌生的世界地理,而且對西方來說也是一部有着17世紀最新材料的世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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