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国度: 中国   朝代: 明代 国君纪年: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二年 事件类型: 热门 日期: 1584年   地点: 中国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与《山海舆地全图》 事件经过: 　　利玛窦在肇庆时，到他房间去的文人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就是他挂在墙上的那幅《山海舆地全图》。利玛窦在日记中记载，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时，简直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几千年来的“夷夏之分”使中国人自认为在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国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蛮荒之地，而且中国历来地处世界的中心。现在这幅地图上竟然在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文明国家，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竟不处在中心地位，与整个世界相比，泱泱大国的中国竟如此之小。 　　 　　利玛窦看出了这幅地图对中国文人的冲击，为了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他重新绘制了一幅地图，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心位置，以满足当时中国人“华夏中心”的想法。反正地球是圆的，利玛窦这样画也没有违反什么原则。一时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文人的热门话题，根据洪煨莲（1893—1980）的考察，在1584—1608年间，它在中国先后被翻刻了12次。 　　 　　1601年利玛窦到达北京后，与在工部任职的李之藻交上了朋友。他与李之藻一起将《山海舆地全图》放大重制，然后刻版刊行，这就是至今仍存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万国全图”还被呈给万历皇帝，据说万历下令用十二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六对大屏风里，每天坐卧起居都要将屏风地图看上几遍。 　　 　　 利玛窦《舆地山海全图》，见于明代章潢《图书编》。 　　 　　利玛窦的地图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它凭什么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文人书生的喜欢？又为什么会受到另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其中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两条： 　　 　　第一，它打破了“夷夏之分”的传统观念。远在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孔子从政治统一的角度出发在《春秋》中主张“尊王攘夷”；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在《论语》中主张“用夏变夷”。“夷夏之分”从此成为一种重要的儒家传统思想。先奏儒家通过“夷夏之辨”，确立了华夏文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宋代理学家石介（1005—1045）的《中国论》说得最为明白：“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之外也，中国内也。”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一直支撑着中国士人的天下观。而在利玛窦的地图面前，文人们突然发现华夏并不等于天下，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之外也并非都是蛮夷之地，遥远的欧罗巴文明几乎和中华文明一样灿烂，那里“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不通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四时与外国相同，客商游遍天下”。延续几千年的“夷夏之分”瞬间突然倒塌，这种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利玛窦的地图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晚明文人李维桢（1547—1626）看到地图把中国画得很小，生气地认为利氏“狭小中国”。那些坚决反对传教士的人更是怒不可遏地说：“乃利玛窦何物？此外国一狡夷耳！”利玛窦把中国所在地说成是“亚细亚洲”，这些人又拿出《尔雅》、《说文解字》，考证“亚”字就是“小”、“次”，就是“丑”、“微”，反正不是好意思，以此指责利玛窦居心叵测。 　　 　　拥护、赞同利玛窦地图的人也不少。刻印《山海舆地全图》的郭子章（1542—1618）说，“利生之图说是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不少文人在接受利玛窦的世界观的同时，开始逐渐走出“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传教士多有接触的瞿式榖说：“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在他看来，像利玛窦这样的西洋人，忠厚老实，思想深刻，待人本分，虽然远在几万里之外，但那里也和华夏同样是礼仪之邦。1602年李之藻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中说：“昔儒以为最善言天，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于兹不信然乎？”李之藻已经完全突破了“夷夏之分”的思想，改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东方和西方，力求会通中西。 　　 　　一幅地图，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文化观。利玛窦的地图，从文化上第一次打破了串国几千年的“华夏中心论”，就此而言，给予它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第二，它打破了“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地圆说的并不是利玛窦，而是道明会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1592）。他写了一本《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明确提出了地圆说，但这本书在中国并无流传，直到1952年方豪才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里发现它。而利玛窦的地图是广为流传的，他在地图中说：“地与海本是圆，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清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对见到这些文字的中国文人来说，地圆学说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杨廷筠说：“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利玛窦自己也说，他令中国整个思想界感到震惊，因为几千年来，他们才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地球是圆的。 　　 　　当然，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张雍敬便反驳说，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四处都有人，那么在球下面的人岂不是头朝下站着，球两边的人岂不是横躺在球面上？这些问题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但当时张雍敬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对利玛窦引入的地圆说还有另一种看法，即这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并非西洋人所发明。清初天文学家梅文鼎便说： “地圆之说，固不自欧逻西域始也。”这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浑天说”理论，汉代天文家张衡（78—139）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实际上，这种“浑天说”仍是主张“天圆地方”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浑天说”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西方的地圆之说是大航海后经过实践证明的。 　　 　　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艾儒略和中国文人杨廷筠合作出版《职方外记》。《职方外记》明刊本署名是“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所谓“增译”，艾儒略在书的序言中说：“兹赖后先同志，出游寰宇，合闻合见，以成此书。”这些“同志”就是前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庞迪我、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1575—1620）、邓玉函、鄂本笃（Benoi de Goes，1562—1606）等，艾儒略根据他们带来的西方地理学书籍，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加以翻译和整理而成此书。 　　 　　很可能是出于杨廷筠的主意，这本书的名字很有特点。在中国周代（前1046—前256）的官职中，就有“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的“职方氏”。传统的“职方记”中，无非是“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这些地方，这就是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艾儒略的书以《职方外记》为名，就是要告诉中国人，在你们传统观念的天下之外还有天地，用意十分明显。 　　 　　全书一共五卷，卷首为《万国全图》和五大洲分图；第一至四卷分别介绍了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瓦腊泥加（南极一带）；第五卷为四海总说，包括海名、海岛、海产、海道等。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西方最新的地理知识，如讲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也是传教士第一次向中国介绍哥伦布。研究者认为，艾儒略的这本书“不单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部陌生的世界地理，而且对西方来说也是一部有着17世纪最新材料的世界地理”。 谷歌地图Here地图   中国 关键词: 地点: